作者：芈黍离
显然，萧思温对漠北契丹接下来面临的局面并不乐观，甚至已然笃定会掀起新一轮继位之争。而这样的看法，自然深得刘皇帝之意。
“那依萧卿之见，谁能继位？那耶律必摄吗？”刘皇帝紧跟着问道。
萧思温答：“若为契丹之稳固，自然是越王必摄最为合适，他是宗室近亲，有威望，也有主政的经验。但是，近些年，面对着耶律贤的打压，如今的耶律必摄在漠北契丹还拥有多少实力，不得而知。
另外，耶律贤仍旧留下了一批文武之才，如耶律贤适、韩德让、耶律休哥等人，正是有这些人的辅助，契丹方才能重新立足于漠北。
若是这些人，能够协力同心，扶幼主继位，也未必没有可能，毕竟他们掌握着漠北契丹的实权。
只是，主少国疑，如此能否孚定人心，得到拥戴，却也是未知之数。”
“不论如何，耶律贤这一死，契丹短时间内是安定不下来了！”刘皇帝微笑道。
“当是如此！”萧思温应道。
殿外的大雨仍在持续，刘皇帝又踱步思量几许，忽然抬起头，道：“毕竟当了几年朕的对手，耶律贤死了，朕是不是该派人吊（道）唁（贺）一下？”
“理当如此！”李继隆开口了。
看着他，刘皇帝笑眯眯的：“可惜啊！你此时在京中，否则，朕倒可以给你一个再度北上漠北的机会！”
刘皇帝嘴中的北上，显然是要带兵马去的。言落，便朝侍候着的延拓招招手：“吩咐人，把赵普、曹彬给朕叫来！”
“是！”
第52章 “厚道”的做法
同赵普、曹彬经过一轮简短的商讨，迅速决策，下达制令，两队驿骑，携带密封好的令文及符节，冒雨而出，疾驰北上，分往山阳及燕山北道。
针对契丹主耶律贤之死，刘皇帝派出的吊唁队伍，实在隆重，堪称庞大，足足八千汉骑，齐装满备，一人双马，分两路进兵，目标直指斡难河。
山阳方向，由骁将康保裔领军五千北上，杨业次子杨延朗从之，这是主力，也是吸引目光的一支军队。
另外一支，则自临潢府潜发，由马军指挥使曹光实率领。曹光实乃是剑南道雅安人，属夷人，当地豪强，王师平蜀之时，蜀中的叛乱也波及到了雅州，其家族毁于仇敌。
曹光实负母而出，逃得一命，为求报仇，寻到当时正在川南平定獠人之乱的郭进，并奉上雅州地图以及势力介绍，并自请为汉军向导。
郭进当时在川南正杀得兴起，叛乱的蜀军于獠人都已经趋于臣服，得知雅州的情况，自然兴趣大增。
对于主动前来的曹光实，见面就有好感，听其故事，又考校了他的才略，觉得是个人才，于是果断遣一裨将，分一部军，由曹光实引路入雅州平叛。
结果自然不必多说，半月即定，曹光实则将他所有的仇人连人带族全部杀了，这大概就是郭进看上曹光实的原因了，都是狠人……
川蜀平定后，曹光实便正式加入汉军，因为协助平定雅州、黎州的功劳，被拜为雅州兵马指挥使。这其中，自然有郭进举荐的功劳，还把他介绍给了向训。
后来郭进到西北任职，想到了在川南镇压平乱的曹光实，又上奏将他调到自己麾下，从那时起，曹光实便跟随郭进在北方领军。
北伐期间，也是随郭进挺进西域，攻灭西域契丹，大败黑汗军队，当时就让许多人认识到，这个南蛮子还真挺能打仗，到了北方居然也没水土不服。
北伐之战后的曹光实，已经成为了汉军的中坚将领，夷人的身份也成为了大汉海纳百川、刘皇帝用人不拘一格的象征。
在郭进的举荐下，向训作保下，曹光实自西调东，任临潢府兵马都指挥使，镇守燕山北道北部，成为董遵诲下属的第一大将。此番刘皇帝要趁机对漠北契丹搞事，自然就想到驻守临潢府的曹光实了。
八千汉骑，自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与漠北契丹的整体实力相比，也是不够看的。唤作平时，这样规模的汉军北上，也不过是日常袭扰，打打草谷罢了，李继隆此前五次北上，率军最众的一次也不过四千骑。
但谁叫漠北契丹自身出问题了，既然露出了破绽，那就难免大汉露出獠牙咬上一口，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刘皇帝念头又要不通达了。
赵普、曹彬之所以赞同大汉出兵，除了用兵的规模不大之外，或许也有顺从哄着刘皇帝的意思。
不过，即便出兵的制令下达了，仍旧特殊地给率军出征的康保裔、曹光实一个交待：此番北上，在于搅乱漠北局势，能战则战，不敌则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保存将士力量为先。
这样的示意，完全反应出大汉朝廷这“搅屎棍”一般的属性。当然，在北上作战上，枢密院给了明确的自主指挥权，任康、曹二人临机决策，毕竟是远征作战，茫茫草原，浩瀚大漠，朝廷就是想搞微操，也没那个条件。
在军令下达的同时，武德司、军情司乃至皇城司，这些大汉的情报机构也都紧跟着发动起来，大量漠北契丹的消息开始向东京汇总。
皇城司对漠北契丹也是派出了一批密探，人数不多，规模不大，但确实存在，这还是延续当初派人往漠北搜索寻找远征军踪迹的行动。
后来，张德钧便干脆成立一支针对漠北契丹的细作队伍，当然，其主要目的还在于取悦刘皇帝，毕竟契丹不亡，刘皇帝不安，作为忠犬，张德钧还是很注意主人的感受。
另一方面，也是将皇城司的影响向外扩张的一种表现，毕竟，从成立之初，皇城司的刺探范围就局限于两京，他们的主要职责也只是监控东京舆情。但只要稍微有点野望，便不会自束手脚，张德钧也不愿意让自己“困”守京师。
因此，这些年，皇城司的眼线密探也在朝京外铺开，在主要的大城市展开布控。这自然是有些逾越的，刘皇帝也有所察觉，张德钧也有所汇报，刘皇帝态度是没有态度，实则就是默许。
当然，在对漠北契丹事务上，仍旧是武德司占据主导，毕竟经营已久，而他们所能调用的资源更多，作用面也更广。
趁火打劫、浑水摸鱼、搅风弄雨，也是武德司所擅长的。王寅武收到的刘皇帝的指示也很明确，除了继续刺探收集契丹的消息之外，便是继续实行拉拢分化，哪怕因为大汉的民族政策，已经断绝了大部分契丹部族南下归附的可能，但，终究难免有动摇的，与大汉帝国保持友好关系往来，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大汉这边多方手段齐下，显然又将给漠北契丹的局势带去更多的变数。而刘皇帝大概是也觉得有些反应过度，在与赵普交谈的时候，还问这么做是不是有些不厚道。
对于刘皇帝这个问题，赵普都有些无语，军政命令都发布了，明枪暗箭也都准备好了，谈及此事时刘皇帝那眉飞色舞、兴趣盎然的表情还那般生动……
不过，刘皇帝又当又立的情况多了去了，面对刘皇帝表现出的“不好意思”，赵普还得面带春风，违心地出言安慰，说什么大汉与契丹生死仇敌，恰逢良机，自当无所不用其极，陛下不要有什么道德上的心理负担，云云。
赵普的回答与解释，从来都是让刘皇帝满意的。
耶律贤之死，牵动着两国的神经，契丹未来局势的发展，暂时不得而知，但大汉这边，却是迅速进入了新一轮的军事变革。
刘皇帝之所以不愿意对边军进行大的调整，除了要维护北疆胡民政策的稳定推行之外，漠北契丹的威胁也是原因之一。
当外患的可能降低之后，对内自然也就可以更加安心地推动了。又经过几次同军政大臣们的商讨，终于绝定，对大汉兵制进行改革。
说是兵制改革，落到根子上，还是财政问题。当然，对于军队事务，刘皇帝从来都是谨慎的，以他的态度，也不可能因为财政压力，便自废武功。
因此，李继隆的建言，得到了刘皇帝的认可，商讨出的结果，今后大汉的兵制，将从募兵制转变为募兵与征兵结合起来，落实到具体，对那庞大的在册将士的数量，也将进行切实的削减。
第53章 兵制改革
在刘皇帝的指示下，兵制改革，仍旧要遵从一个缓行、慎行的原则，大动干戈地进行留裁军减兵，是刘皇帝直接严厉禁止，维护大汉的稳定，保证国防的安全，永远是要放在首位的。
因此，哪怕赵普、王著、沈义伦等大臣，是迫切地希望能够减少朝廷正兵的数量，也不得不遵从刘皇帝的意愿，采取一个更为稳妥的办法对军队完成一个更新换代的过程。
至少，刘皇帝那不可动摇的态度彻底松动了，有了开始，便能期盼一个好的结果。
由赵普、曹彬等文武重臣拟策，经过刘皇帝的审定批准，大汉的兵制改革，于开宝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正式启动。
按照改革计划，以十年为期，对大汉内外军队进行逐步的削减，力求到十年后，将大汉包括禁军在内的在籍军队维持在四十万人的规模。
其中，禁军十五万人，边军十五万，地方军队十万，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目标，具体如何，还要看最终的裁军结果。
然不论如何，按照这个目标去努力实现，以目前的军队规模来看，朝廷需要裁撤至少一半的军队，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大工程，想要让政策平安顺利地落地，需要时间，同样也需要财政支持。
根据枢密院制定出的计划，从十三年开始，将以每年5——6万人的规模，对大汉内外军队进行裁减，同时，对每年新征募士兵的数量进行控制，以达到削减军队规模的目的。
事实上，在枢密院对全国军政的正常管理中，也是维持着裁汰与招募，不过那是正常的军政运转。毕竟，士兵也是会老的，军中那些年龄大的士卒，也需要更年轻、更健壮的人来替代，那是一个健康的良性循环。
而在过去十多年中，新招募的士兵数量，基本是远大于退役士兵的，大汉军队的急速膨胀，也是在那十多年中形成的。
毕竟，国土面积大了，国防治安的压力也在上涨，到处都需要军队去驻守，去维持治安，去去弹压叛乱。再加上几次对外扩张的战事，都需要兵马的补充，而一次开宝北伐，就让大汉进行了最为疯狂的暴兵，战后虽然裁撤了一些，但大部分是保留下来，成为在籍士兵。
一直到近几年，军队的进出，才进入了一种相对缓慢的节奏，每年退役与新募的数量，都维持在万人左右的低水平，并保持着平衡。
裁军与募兵并行，仍旧是军队规模管理的主要政策，只不过在裁军的大背景下，前者比重更大罢了。并且，对新募士卒的要求也更高，出身要清白，没有犯罪记录，身体素质也要更好，最好是有产良家。
按照改革方案，在十三年剩下的半年中，便要正式启动裁军行动，规模一次性不会弄得太大，不要求全面铺开，甚至只当做一个试点，目标就选定在京畿地区的禁兵。
时至如今，围绕着大汉两京，朝廷常年所屯禁军便超过十五万人，若加上全国各重要城市、战略关隘以及轮戍诸边者，禁军的总兵力便有二十多万人。
而以大汉当下的局面，中枢的权威，京畿的安全是完全有保障的，实在没有必要维持如大规模的禁军。这其中，为避免外重内虚，造成军力失衡，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当决定进行裁军，那自然是内外并举，中枢的军力下降了，那边军及地方军队自然要跟着削减。而真正走出这一步后，便没有任何反悔的余地了。
原本，赵普等臣是打算从边军开始整改的，并且选定辽东作为第一处，但被刘皇帝拒绝了，在国防安全与内外平衡的考量上，刘皇帝选择了前者。
显然，比起对内地道州军队的改革，对边军的处理，刘皇帝要更为审慎一些，要为国防安全、边疆安宁所虑，宁愿暂时延后一些，并且直接要求枢密院在后续对边军的裁军计划中，务必做得更细致些。
裁减朝廷在册官兵，固然会极大地减轻朝廷的财政负担，从长远来看，是有益的。但这个过程，却不是简简单单地削减兵额、退役士兵就行了的。
为了减轻长期的财政压力，会面临短时间内更加繁重的负担，裁兵并不是免费的，至少，每年数万军队的退役，如何安排这些官兵，朝廷就需要付出一定代价去安抚，要照顾其情绪，否则惹得军心不满，人心动荡，会出大问题。
被裁撤的，可都是职业士兵，在军中，除了接受忠君爱国主义教育，便是训练军事技能，训练打仗，几万人一波地往民间转业，处理不好，对社会治安都会造成严重威胁。
早年的时候，针对官兵的裁汰，朝廷基本都会安排妥当的，除了给钱、给地，还能尽量在地方安排一个职位，要么转为待遇差些的辅卒，要么回乡里地方。
但如今不行了，大汉的官吏队伍已经足够庞大，没有那么多的位置了，同时，裁兵的规模又大，以四十万人来算，哪怕有十年的时间做缓冲，哪怕只是最低级的职位吏事，也不可能腾出四十万个位置来。
因此，当下大汉官兵退役的待遇，也远不如当初了，而为了安抚人心，也只能从钱财上想办法了。
为此，刘皇帝又让财政司每年拨款两百万贯，由枢密院、兵部、户部遣专吏管理，专门针对官兵的退役事宜，按照军职大小，予以补偿，这算是遣散费。
为了缓解财政司的压力，刘皇帝又同意从内帑借钱了，当初的借款，通过几年的时间，都还没有全部还清，也就是刘皇帝不收利息。
不过这一回，刘皇帝主动得多，没有多少废话，一切以军队事务为要。虽然每年两百万贯对朝廷而言不算太多，但是，朝廷裁军的花费，可不只一个“遣散费”。
大汉的百姓，大部分人还是很朴实的，换作军队，也一样，久经训练、严明纪律的他们，面对裁撤，或许会有些怨言，但直接抗拒是不大可能，当然，前提是给的待遇足够，要表现出足够的诚意。
但是，对于另外一批人，就不能单纯地去靠钱财安抚了。大汉的军队体系，如果队长以上就算军官的话，那么五万人的裁撤规模，就代表每年有上千名军官将“失业”。
对他们，自然不能苛求让他们像普通士兵一般回家种地务农，军职越高，越是如此。除了钱，还得给权，调任地方官府衙司为官为吏，是最好的处置办法了。
这除了继续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影响外，也因为能在军队中当军官的，都能称得上大汉的人才，弃用这么多具备管理能力的人才，也是朝廷的损失。
当然，这同样给朝廷吏政管理带来一个新的考验，那就是在朝廷每年得保证额外一千多个官吏职位，以满足对退役军官的安排。
这或许有些麻烦，但终究只是小麻烦，赵普几乎拍着胸脯向刘皇帝保证，此事能够解决。而赵普打算采用的解决办法就是，对地方的官员僚吏进行一次清退行动，腾出足够的位置。
用赵普的话来讲，军队的事，不只是军队的事，军队的改革，也需要全国协调支持。军队都开始做改革，做更新换代了，官僚队伍，也该紧随其后，跟着动一动，对那些年老的、腐败的、尸位素餐的，进行调整，这是朝廷吏政的一贯要求，也符合吏治原则。
当然，话说得再漂亮，根本原因还是为了配合兵制改革，方便妥当地安排退役军官。对此，刘皇帝还是十分认同的，觉得赵普顾全大局，锐意改革，不愧宰相之姿。
在这方面，刘皇帝也是有经验的，早年的时候，为了聚揽权力，培植帝党，他就曾以各种理由把朝廷内部的一些老臣勋贵给清退，腾出位置给年轻有为且便于任用、控制的后来者。
第54章 兵制改革2
任何事务的变革，都伴随着利弊，都该从正反两面看待，在变革当下，也是随时局发展而具备其必要性的。若不以现实条件，不顾客观规律，靠着帝王抑或当权者拍拍脑袋决策，一意孤行，那就不是变革，而是祸国殃民的瞎折腾。
大汉朝廷或者说刘皇帝决定对兵制改革，自然也不是受了几道谏章，听了一些进言，便脑热心动，拍板决策。
在前面，已经有几年的酝酿，也经过多方的调查与综合考量，方才定论。财政面临的压力，也属于客观情况，是现实需要。
当然，并不是大汉的财政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以当下两税、商税及盐铁茶棉等税收大项的收入，是足以维持国家军事行政的正常运转的，十年当可无虞。
赵普等大臣所考虑的，也不是要打压军队，也不认为朝廷的财政真就到了不裁军就会崩溃的地步。
国防巩固，边境维护，军队建设，这些涉及到国家安全与政权稳固的大事，其重要性他们也同样明白，只是觉得在和平年代，以那般高昂的代价维持着那般庞大的军队，确实没有必要，军费的开支是可以也应该得到限制的，至少该限制到一个健康的水平下。
刘皇帝这些年在维护汉统，在治国理政上，也是在不断调整，更加务实，更加看中当下。但是这不意味着他就完全丧失了远见，不再具备预见性。
作为帝国的皇帝，王冠之沉重也逼得他做些长远的考虑，而不是完全待事待临头，再去仓促应对。至少，他不愿意在十几二十年后，当问题深入、情况严重到不得不改的地步，再被动地去解决。
当然，他自己还能不能活二十年，还是未知数，但只要他还在位，他能够做的，该去做的，还是要坚决地去做，尽量不要把问题抛给继世之君。这是刘皇帝作为“开国”之君的担当，也是性格使然。
但凡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纠正时弊、缓解旧矛盾的同时，也需注意到新问题的产生以及新矛盾的扩大，这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