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世祖 第673章

作者:芈黍离

这个价格的制定,如无特殊情况,则三年制定一次,主要以道级行政区划分,每个道设置一个价格上限。这也不是完全合理的,毕竟哪怕一道之内,各地的差异也很大,但至少在道级行政之下,控制着一个统一的价格上限。原本,还有考虑控制得更细致些,然而,现实条件完全不允许。

其二,便是在盐本身上动心思,继续提高制盐的技术并保持产量,同时,在各地加强盐仓的建设,维持一定的储量,以便调控。

围绕着这两点理念,财政司出台办法很快,以西京为例,京畿道的盐价限定在每斗45文,同时,朝廷盐场、盐矿出盐价格,也下降到20-25文。

此前,还要上浮5文,当盐商从盐场拿盐都这么昂贵时,体现在具体的盐价上,就可想而知是什么情况了。

同时,西京官府也从官仓中一次性拿出十万石盐,投入市场,这价格立刻就跌落下来。

事实上,以西京的货物吞吐量,绝对是不缺盐的,只是利益驱动,经过一场非理性的增长,利益上下链条的各方势力也在其中动作,共同催化。

朝廷此前按捺不管,不代表真的不管,当具体的强力的政策措施出台后,也给所有利益相关者一个警告,于是都冷静下来,开始在朝廷的指导意见下经营。不冷静的,为利益所蒙蔽的,自有监狱的大门为之敞开。

而经过这么一番整顿之后,至少洛阳的盐价是真的稳定下来了,短中期内,是固定维持在45文一斗。

民心,也由此从浮躁中安定下来,虽然比起之前,并没有回落太多,但至少遏制住了继续上涨的趋势。

此前,之所以会造成恐慌,引发民愤,也在于价格上涨得过快,过于疯狂,甚至看不到停下来的趋势。百姓大多是愚昧的,对于未知的事情,也往往存在一定畏惧。

更何况,老一辈的人,可经历过国家初年的那堪称恐怖的盐价。要知道,在开国初年,京城一斗盐要两百文左右,严峻的时候甚至奔三百去了。

那个时候,国家初立,经济停滞,物资供应严重缺乏,盐的供应也一样,再加上货币体系的混乱,各种杂钱、烂钱充斥,另外,朝廷要维持运转,也不可能放过盐税这一大利。

那个时候,百姓的日子,才真叫水深火热,遭遇中贪婪且残酷的剥削。虽然在刘皇帝的严厉整顿下,经济秩序重建,高昂的盐价,仍旧持续了好几年,虽然没有两三百文那么疯狂,也不是后来的廉价可以比拟的。

一直到朝廷攻取淮南,从南唐手中抢得江北盐场,再加上东部沿海盐场的建设,以及河东盐池的恢复开发,盐的产量上来了,大汉百姓们才真正享受到平价盐。

而随着国家走向统一,经济收获长足稳定的发展,盐的产量又取得了爆发式的增长,在刘皇帝的授意下,大汉方才维持了十多年极低的价格。这,本就是行政干预的结果,惠及百姓。

此番盐制改革,固然造成了一些问题,在一些财政司官员的眼中,却是回归正常的一个过程。

过去,朝廷维持着一个低盐价,产盐、运输加售卖,这些成本累积在一起,导致朝廷几乎在亏本经营,同时,不可避免地对各地盐工、盐民压榨剥削。

一向作为朝廷的丰沛税源,竟然有一日无法给朝廷带来收入,固然惠及全天下的百姓,但这种情况本事就是不正常的,何况是大汉这样一个帝国。这也使得财政司下属的盐铁使,有些名不副实了。

此前,甚至有人提出,唐时盐税半天下之利,拿这个来举例,以表示对当下朝廷盐制的不满。

虽然,这两者并不具备可比性,但同样能反应出一些问题。因此,盐制改革,也并不仅仅是因为国库亏空,而采取竭泽而渔的一种敛财手段,即便没有那么多的利益相关者,想要推动改革的人仍旧不少。

当下,大汉各地盐场、盐矿,每年产盐约在七百万石,即便按照上涨后的盐价来算,朝廷在盐税上的收入都还不到两百万贯,这固然不是个小数目,但与朝廷整体财政相比,又算不得什么了。

同时,根据大汉两税征收之法,当盐税、商税以及其他税收更充裕时,在土地所产税额上,自然能够更加宽松,同样能够让利让惠及民。

当然,这也只是中理想的状态,朝廷的财政面临着困难,各项开支持续增加,能不增税,已经是仁义善政了,减税,尤其在正税中削减,同样很难。

第398章 虞美人

“另外,三日前,七皇子晖于公府之中大宴,广邀才士,宾客咸集,上至学士翰林,下及诗朋词友,很是热闹!”张德钧又汇报一事。

“是嘛!”刘皇帝露出了点笑意,略带好奇地问道:“都有哪些人啊?”

张德钧似是回想了下,禀道:“徐锴、潘佑、冯延鲁、顾闳中、李昊、黄荃父子等,还有一些流连京师、名扬洛阳的文人墨客,也受到邀请,宾客总计三十余人,另外,彭侯李煜也应邀列席……”

闻此,刘皇帝眉头稍微蹙了下,说道:“与会的南臣,似乎有些多啊,连江南旧主都去了!”

刘皇帝的语气中几乎听不出什么情绪,张德钧则听得莫名地心悸,事实上,皇城司之所以关注到这场宴会,也有李煜的关系。

毕竟是江南旧主,曾经的割据诸侯,虽然这些年对于这些降臣降主的管控不似当初那般严格,但暗处的监视与限制,是不可能减轻的。

“宴会上都谈了些什么?”刘皇帝问。

“就是文人间的吟风弄月,赋诗填词!”张德钧说道。

“哦?这些人,可都有些才情,又有诞生了什么佳作?”刘皇帝嘴角挑动一下。

张德钧答:“彭侯李煜,写了一首《虞美人》,引起了一些轰动,据闻,不少南臣听闻此词,都面露戚戚然,惭色深重。”

张德钧说这话时,显得很平静,但总给人一种阴恻恻的感觉。

而此言,果然引起了刘皇帝一些异样的反应,目光是斜着看张德钧的:“得是怎样的传世佳作,能引起这些旧臣如此反响?”

于是,张德钧很熟练地将《虞美人》这首李煜生涯巅峰之作念了出来,而后禀道:“官家,几日间,这首词便在西京流传开来,传颂很广,甚至,连宣慰司的一些官员,都在誊抄背诵,赞不绝口……”

“哼!朕早就说过,李煜让他当君主,他完全不够格,让写诗填词,天下有几人能及?”刘皇帝语气中满是赞赏,悠悠然地道:“看吧,佳作一出,竟至洛阳纸贵了!”

从刘皇帝话里,并不能听出对此事、此词的好恶,但张德钧还是很有“职业道德”地说出他的想法:“官家,小的也就此词请教过一些词人,就他们言,彭侯此词,尽是对江南故国的眷念,思乡思国,情切意浓,隐隐有对大汉对朝廷的不满。

那些南臣,为其所感,也可见他们对旧国的怀念。一首词,便引得人心思异,可见这些南臣,并非诚心归服朝廷……”

刘皇帝又瞥了张德钧一眼,他这话,可实在有些诛心了。刘皇帝意味深长地道:“哦,一首词,便能引发你如此深刻的思考,依你之见,朝廷该作何应对?”

有些不敢直视刘皇帝的目光,张德钧有些冷酷地说道:“为免人心浮动,小的以为,当禁绝此词的传扬,阻遏其蛊惑人心。另外,比起其他降主降臣,彭侯与这些南臣,始终未与朝廷一条心,当有所惩戒,以示警告!”

张德钧建言完毕,刘皇帝却没有直接表示态度,而是陷入了沉默,短暂的思考过后,刘皇帝终究显示出其大气的一面来,摆手淡淡道:“一首词能有多大的能量?尽两江之地,都为王师所臣服,传唱再广,能有朝廷的刀兵更强力吗?

文人嘛,矫情不是罪过!一些酸词腐文,不值一提,就算这首《虞美人》能够传唱千古又如何,即便引起一些旁观者的同情议论,还能助其复国吗?”

话是这么说,但刘皇帝的态度,显然有些问题。不过,见他主意已定,张德钧也不固谏。他在刘皇帝面前,是越发本分了,有的时候,并不期望刘皇帝能采纳自己的谏言,只是在皇帝面前有所表现,体现出自己的作用罢了。

“不过,既然能得人心浮动,若是放任之,总归不好!”刘皇帝又幽幽然地补充一句:“连你找的文士都能看出其中的忧怀之情,宣慰司的官吏们,就没有一点警惕?还踊跃从众,誊抄传颂,交口称赞,当着宣慰司的差,连最基本的职守都做不到,要之何用?”

刘皇帝的语气有些冷,让侍候在侧的内侍近臣们都不禁一颤,不约而同地埋低脑袋。

“你去!”刘皇帝直接扭头,向喦脱支使道:“去宣慰司,把朕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白廷诲,问问他,这个宣慰使是怎么当的,连下属都约束不好!”

“是!”喦脱不敢犹豫,当即道。

建宁伯白廷诲,乃是秦王刘煦的岳父,在陶谷去世后,接任宣慰使。可以想见的是,当刘皇帝这一番申斥降下后,难免会又引起一些风波,甚至影响到秦王。

沉吟了一会儿,刘皇帝又不由笑了,嘴里念叨着:“朕倒是没曾想到,刘晖这小小年纪,交友竟然如此广泛,一呼之下,宾客云集啊!他在这些文人士林中,有这么大的声望?”

闻言,张德钧低垂着眼睑道:“吴公自幼便与众不同,文才禀赋极佳,乃是朝野尽知的,饱受赞誉,在士林文人之中,声望确实不低!”

张德钧所言,也未尽其实,至少遗漏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刘皇帝的对刘晖的关爱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毕竟,那么多儿子,就这么一个在文才上有出类拔萃的天赋。

“小小竖子,年未及冠,稍获薄名,便如此张扬!”刘皇帝却表现出一副严父的姿态,有些淡漠地道:“如今朝廷都在节衣缩食,他却在府内大宴宾客,不知轻重!派人去公府传谕,让他进宫,为淑妃侍奉汤药,他《孝经》不是学得很好吗,那就尽尽最基本的孝道!”

“是!”

“朕看累了,回宫!”又看了一眼洛阳城的壮丽景象,刘皇帝没有任何留恋,转身而去。

吴公府的宴会,多少还是引发了刘皇帝一些思考的,就心情而言,是没那么愉快的。对于皇子邀名的行为,他并没有太大意见,真正让他有所不满的,是与会的那一干人。

看起来,大汉收容的那些南臣,似乎在向刘晖靠拢。这一点,有些让人意外,却也不是难以理解。

刘皇帝看得明白,大抵还是出身的缘故,周氏一家源自淮南,而刘晖的外祖父周宗可是南唐的老臣,早年在南方声望也不低。

而那些南臣,天然地同具备南方背景的刘晖亲近,而作为降臣的他们,在大汉朝的体制内,总是低人一等的,不论是求庇护,还是求发展,总会寻找一座靠山,于是,刘晖进入他们的视野,自然理所应当了。

第399章 刘皇帝的矛盾心理

“陛下!”

入殿而来的,乃是一名满面肃然,自带一阵清正之风的老臣,李昉。这也是朝中老臣了,乾祐早期的科举状元。

今年初,李昉以荆湖南道布政使,调任东京,接替病体违和、不堪繁重的李谷担任开封府尹,在王溥西入洛阳为相之后,与继任留守的吕胤,共同主持东京事务。

而从年尾的职位变动来看,那更像是一次铺垫,为李、吕二人入阁拜相做铺垫。前者,在张雍外放成都府后,没有考虑多久,刘皇帝便下诏召李昉还京。

事实上,在赵普主导下,从东京留台手中收回对河南三道的治理权力之后,东京的各级机构也随之发生变化,经过大力的裁撤精简,而吕胤、李昉这两位方面大吏,在集中在东京,也显得有些不合适了。

只不过,在李昉与吕胤之间,调谁到身边,刘皇帝有过短暂的犹豫,最终还是选择的李昉。权衡的理由也很简单,吕胤过去就是崇政学士,不需要再走老路,在刘皇帝眼中,他将来的仕途更合适往政事堂发展。

同时,再度返京任职的李昉,已不是区区一个内阁学士就能满足的了,毕竟资历不同,官拜内阁大学士、同平章事。哪怕在刘皇帝身边,处置的事务是相同的,但地位的差距是显著的。

如今的内阁,越发向刘皇帝的秘书机构靠拢了,朝中军政事务,上情下达,都是通过内阁进行。并且,眼下的内阁之中,除了几名学士之外,主要有三名大学士。

不过,虞国公魏仁溥,碍于身体的缘故,早就不理事了,徒挂个虚名,尤其是近些年,愈发老朽见弱,甚至刘皇帝都很少召他进宫咨以大事。

赵匡胤呢,毕竟是个武臣,不是不能做秘书工作,只是需要避嫌,尤其是其弟担任洛阳尹的情况下,也很知趣,除了正常的相召、议事,也不主动参与。更多的时间,放在喝酒、打猎上,基本过着安逸闲适的退休生活。

于是,李昉这个内阁大学士,就是事实上的一把手。内阁本就是一个性质特殊的机构,毕竟距离皇帝最近,下面的宰堂及诸部司衙门所奏之事,大部分都需要通过内阁。因此,刘皇帝虽然把治国的权力下放为赵普为首的官僚集团,但是没有人敢忽视内阁的存在。

过去,内阁真正主事的是区区一个张雍,资望薄弱,但换了个李昉,那就不一样了,换人如换刀,自然而然带给朝廷中枢诸部司以明显的压力。

在朝廷内部那些长期浸淫于权力的大臣们眼中,刘皇帝这次换人,背后似乎也有更深的用意,总是少不了从各种角度来解读皇帝言行的人。

比如李昉的入调,执掌内阁,协理御前,就有些心思活泛的人觉得,是不是皇帝认为政事堂权力太大,要进行限制,抑或是对赵普秉政有什么看法,毕竟,在朝廷内部很多人眼中,赵普的权势,已是人臣之极,完全盖过开国二十多年来的所有宰相。

而刘皇帝权欲之重,稍微有所见识的人,都是有了解的,那些老臣,尤甚。而在赵普的主政,表现得过于强势,对下属部司也有极其严重的压制,自然不可能全部屈服。

因此,在赵普为主的朝廷内部,那些不得志的,或者与赵普不同道的人,就开始动心思,开始有些试探性的举动。

至少,就刘皇帝所知,李昉在回京的半个月内,他那闲置多年的府邸,立刻变得门庭若市,上门道贺请教的各色人等,不绝如缕,其中不乏部司重臣。

还有一些人,心思或许更加深沉,联想也更广。那便是,李昉不仅曾是刘皇帝身边走出去的大臣,更担当了多年太子的老师,这层关系,不得不说,比起刘皇帝,要更为紧密些。

当李昉有了如此重要职位变动的情况下,有心人自然会往太子那边联想,而太子在李昉回京后,也是最早亲自登门拜访,以叙师生之谊的。

在有的人眼中,刘皇帝此举,是进一步巩固太子的地位,提升其影响。而这在太子的党从看来,这样的举动,无异于天降甘霖。

太子参与朝政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如今更有实质上的监国之权,赵普为政,也不敢避免过太子自专,朝廷大部分的事情,太子也都可以插手。

可以说,太子的地位很稳固,但是,前番刘皇帝大封皇子,也确实地对刘旸造成了一定冲击。

诸王并立,久逗京中,甚至参与朝政,主持一部,手握实权。这就给了诸王培植势力的空间,也吸引了不少人投效,这世上永远不会缺乏投机者。

在朝廷上层也最为明显,朝廷内部,各方势力,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人物,爬到一定地位的人,在面临着上限之时,也总会想办法突破,想着进步,而奇货可居的典故,可是流传千古的。

只是因为李昉的调动,在朝廷上下便引起了偌大的反响。刘皇帝对此,则不以为奇,这样的情况,他甚至已经习以为常了。

在大汉帝国中枢,一切权力的斗争,都是围绕着他来进行的,不管下面心思再杂,动作再多,他永远是以一个仲裁者的角色出演。

而对于那些泛滥的心思,刘皇帝看得很开,他能以强权控制人的言行,却终究难以禁锢人的思想。他虽然是皇帝,但终究不是神,世上也有太多他无法把控的事物。

不过,也正如很多人所猜测的一般,调李昉,还真有为太子考虑的意思。因为,他也发现了,其余的皇子们,那些本不该有、但正常会有的野心在增长。

原本只是秦王刘煦,在默默积攒着影响,培植着党羽,刘皇帝也没有过多的干预。至少刘煦的一切表现,在刘皇帝眼中,并没有出格。

但是,当刘皇帝发现,连七皇子刘晖也在效仿,并且身边开始环绕一些人等,尤其与那些南臣走得过近时,就让刘皇帝警惕了。

刘皇帝的心思有时总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明确太子的地位,巩固其权势威望,另一方面对于其他儿子,似乎也寄予一些希望。

但是,当事情的发展,开始有超出其预期,脱离他把控的时候,他就要开始干预了。从刘皇帝本心来讲,他并不希望出现什么夺嫡之争,那并不利于国家的稳定,有害于社稷,但这种事情,又往往不可避免。

刘皇帝也知道,他可以采取一些更严肃乃至极端的办法,以打消其他皇子的念头,但是,脑海中总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他,要留些余地。就这个余地,便往往可能结出一些不可测的果实。

即便历史上有足够多的教训可供参考,但是,若历史的经验教训后人都能吸取,那历史的发展也不会是那般的循环往复了。

刘皇帝也一样,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他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地评论乃至嘲讽那些因为夺嫡而生乱的英主明君,但是落到他自己身上时,却时有迷茫与纠结。

刘皇帝对刘旸的期许,绝对是真挚的,这点做不得假,但是,皇帝的本能也告诉他,不能全无保留。皇帝与太子之间,也本身就容易产生一些矛盾,这么多年,没有出现问题,也在于太子做得好,并且其他兄弟比较安分。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诸子的成长,势力影响的形成,开始让刘皇帝也感到矛盾了,不是不安,而是纠结。他一方面希望的传承有序,一方面也希望刘旸能有些压力,同时,都是自己儿子,也该从他这里继承些什么,哪怕最宝贵的帝位已经决定留给太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