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孤独麦客
但这种土地制度，执行到武则天时期，基本趋于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对土地私有权的确认。为了抑制兼并，武周出台法令，规定土地买卖需到官府备案并且批准。
艰难以后，随着两税法的推出，朝廷基本已经放弃了对土地兼并的抑制。
不过，唐朝并不是亡于土地兼并，甚至后继的宋朝，也并非亡于土地兼并。
两税法的推出，针对一户持有的土地数量征税，令朝廷的财政能够维持。
土地多的多交税，土地少的少交税，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的热情，事实上直到唐末，都没有什么超级大地主出现。
夏朝在土地政策上承前制，只不过强调了一下，土地买卖需要官府批准，否则不作数。且因为战乱以及一百五十年藩镇割据等因素，土地相对平均，大地主的数量比起唐末，甚至还少了很多。
如今也没太多人有兴趣投资土地，因为找不到足够的人来耕种。
但江南或许是个例外。
“你有什么想法？”邵树德问道。
“田地分上中下三等，上田、中田、下田的税率并不一样，儿觉得，是不是可以在土地数量上效仿此事，执行不同的税率？”邵观诚问道。
邵树德沉默了一会，道：“让你少去勾栏听曲，多下乡走走，你偏不听。累进税都能想出来，你这是嫌天下太安稳了啊。此策不好，别乱来。”
邵观诚一窒。
邵树德放下奏疏，耐心地向他解释：“帝王伟力在于集众。一旦众叛亲离，与孤家寡人没什么区别。朕是有足够的威望，有时候可以欺压百姓，打压将官，但凡事都有个限度。欺压一次无所谓，两次、三次甚至五次、十次，或许都没事，但第十一次，可能就出问题了。朕大力移民，已经让很多人心怀不满了，不能一而再再而三行此操切之事。”
他的话很明白。
他是个威望卓著的开国君主，任性的能力比绝大部分帝王都强，而且强很多。但终究有个极限，他也不知道极限在哪里，但最好不要去试。
“田税就这样了。”他说道：“不过你提供的消息也有帮助，最近几年，江南买地申状确实增多了，朕会下旨给淮南、江东、江西诸道，让他们收紧一些，暂缓批准。”
“还是说回你的老本行吧。”邵树德说道：“过去一年，关税执行得如何？可有需要改进之处？”
“自朝廷下令将泊脚、进献、收市等合并入关税后，同光四年南北诸市舶司共收取关税211万缗。”邵观诚说道。
这个二百余万是全国诸市舶司的总关税收入，比起之前三十多万翻了好几倍。究其原因，还是邵树德主动割肉了。
他做出表率，把海商进献给皇帝私人的“进奉”拿出来，合并进关税。即海商们不需要再进奉了，多交税即可。
收市制度也废除了，朝廷不再低价强买海商的货物，而是估算了往年这方面的收入，折算进关税，提高一点税率，填补本项收入。
这是正规化管理，比之前那种索要“进奉”及强买强卖好多了，且钱全部进了国库。
海商没有损失，邵树德和市舶司官员们利益受损，朝廷受益——市舶司官员明面上没有进奉，但实际上么，邵树德怀疑他们从海商那里收到的进奉，很可能比自己还多，于是干脆废除，虽然官员多半还会私下里索要。
“除陌钱呢？”邵树德又问道。
“一百万银元。”邵观诚答道。
“新钱还是旧钱？”
“新钱，一圆当两缗。”
“那就是两百万了。”邵树德说道。
除陌钱类似于交易税，唐代的老税种了。按照不同品类的货物，实行不同的税率，从2%、3%到30%不等。
市舶司辖下的坊市有除陌钱，地方上的坊市当然也有除陌钱。
这一块还是比较大的。目前全国已经建立了大概百余个集中交易的坊市，每年可收除陌钱一百六十余万银元，换算成铜钱，就是三百二三十万。加上海关那块，除陌钱已经是商税第二大来源，总计五百多万。
这五百多万缗的收入，以前都是在坊市就地采购各类物资，支持朝廷及军队的各项开销，只存在于账面上。
但账面上的钱也是钱，除陌钱、关税加上榷税，这三大类加起来已经突破一千八百万，相当不少了。
唐宪宗元和中兴后，唐廷财政收入一年也就三四千万贯石——含粮食，所以用“贯石”统计——其中商税鼎盛时接近一半的样子。
其实，安史之乱后，在巨大的军费压力下，唐廷在商税方面真的动了不少脑筋，很多税种是开历史之先河——拿商人开刀，总比直接拿官员贵族开刀容易一些，毕竟拐着弯隔了一层。
这个时候，邵树德也有点怀念第五琦、刘晏、杨炎三位理财专家。
他们是真的会搞钱，当然也走了不少弯路，第五琦因为推出“什一税”而大受抨击，唐代宗不得不大赦天下，宣布废除。
刘晏、杨炎都死于非命……
唐德宗一会被逼得跑路，一会下罪己诏，十分狼狈。
但他在把神策军交给太监后，公卿官员们反倒拿他没办法了，得以咬着牙维护了财政改革成果，至今已一百四十年，两税法已经难以撼动——当然，太监掌握神策军后，朝官固然是一盘菜，皇帝却也成了菜，但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全国市舶司关税、坊市除陌钱加起来七百余万，印花税六十余万……”邵树德轻轻念着。
印花税同样是在坊市内征收，税率很低，且并不强制，只有对对方的信誉不放心，需要官府背书的时候，交易双方才有可能缴纳印花税。
“这里——”邵树德看到后面，指着“过税”这一条，说道：“你建议取消过税，理由是什么？”
“阿爷，过税其实是老黄历了。前唐有上中下共计26关，过关需交过税。藩镇割据后，节度使私设税卡，收取过税。阿爷在灵夏时，取消内部过税，明令只有出入本镇才需缴纳过税。呃，当时好像叫关税。”邵观诚说道：“大夏开国后，老藩镇之间存在很多税卡，并未裁撤，仍然在收取过税，商徒们怨声载道，纷纷盼望裁撤之。”
邵树德沉吟了一会。
过税的性质，在后世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税种与之类似，曰“厘金”。
当然，厘金更离谱，不光货物产地收，出户也收，出山还收，在路上运输时，我再收，到目的地销售时，我继续收……
其实相当于唐代过税、住税的综合体，但更“苛暴”——所谓住税，指的是坐地商家缴纳的税，有点类似营业税，过税则更像“过路费”。
“裁撤旧关卡可以，但不能全部裁撤。”邵树德说道：“过税的用处大着呢，修一等国道用得上。”
呃，这话其实是自欺欺人。
夏朝一年收过税几百万，没有一文钱用来修路好吗，全部被挪用了。至于一等国道的修建，邵贼完全是在白嫖民力。
“收过税的关卡确实太多了，但按前唐26关的标准来收，又太少了。”邵树德又道：“你们再议一议，确定哪些水陆关卡需要收过税，哪些不需要，最后报上来。至于你提到的减免住税一事，税率可适当调降，但不能太多。我给个大致的数目，过税、住税两者相加，一年要收到至少四百万。具体如何调整，你们看着办。”
财政改革，不仅仅是改革制度，税负也要降的，哪怕意思意思。
在榷税那里，邵树德取消了很多税种，年减税三十多万缗。
过税、住税这边，适当让一下利，再减免一部分，反正现在国朝开支也少了，确实可以让百姓松一口气了。
“儿明白了。”邵观诚应道。
“剩下的都是小税、杂税，阿爷就不多过问了，你们看着办。”邵树德合上奏疏，道：“田税、商税两大类之外，就剩诸钱监了……”
第028章 税制改革之四
一直到六月底，邵树德才等到了有关钱监的全套资料。
没办法，他要求太高，必须把最新的数据也统计出来，因此政事堂诸位宰相派五百里加急信使前往云南、辽东、安西等地，将所有已开发或今年即将开发的金银铜矿统计完善，并估算了一个初始产量，最后由中书侍郎赵光逢、工部侍郎韩建、新任少府监储慎平三人亲自前来汇报。
钱监，顾名思义铸钱的机构，直属上级是少府。
钱是不能私铸的，《夏律》明文规定：“盗铸者死，家口籍没。”
“作具已备，未铸者，徙三年。”
“若磨错成钱，令薄小，取铜以求利者，徙二年。”
在唐朝那会，李渊曾给皇子赐炉，允许他们铸钱，用以酬功。邵树德印象中是赐给了两个皇子，其中一个是李世民。
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好在唐朝统治者非常清醒，此后一直没有，直到唐玄宗晚年赐炉给安禄山，允许他私自铸钱。
武德四年（621），唐廷于洛阳、太原、成都、幽州四地设钱监铸钱，两年后，增设桂林钱监。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全国已有11个钱监、99个铸钱炉。至唐末，数量稍有增加，铸钱炉百余。
大夏现有钱监27处、铸钱炉二百余，最大一处位于河东道的绛州，年铸钱九万多缗。
不过，近年来，原渤海国中京显德府、现大夏显州铜山钱监异军突起，从一开始年铸钱数千缗，快速增长到四万多缗。在去年，因为发现了几处新矿，铸钱量一下子暴增至六万余缗，增速十分惊人，大有取代绛州钱监的意思。
排名第三的原本是岷州钱监，年铸钱三万余缗，但去年直接被云南道大理府的钱监超越，排到了第四。随着云南铜矿的陆续开发，预计岷州钱监的排名还要进一步下降。
铸钱，其实一直是朝廷的重要收入。而且，对于一个健康的经济体而言，如果经济总量增加了，你也要在经济领域投入更多的货币，不然会造成通货紧缩，损害经济。严重的话，会造成物价大跌，农民、手工业者破产，动摇社会根基。
“一年铸钱六十余万缗、银元二十四万枚，合计百万。”邵树德看完数据后，说道：“不过，朕有一惑，不得不问。唐时铜产量几何，今时几何？”
“陛下。唐代产铜最多一年，当在唐玄宗天宝初年，当年铸钱32万7000缗。”少府监储慎平答道：“艰难以后，许多铜矿因战乱废弃，铸钱量逐步下降……”
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铸钱13.5万缗。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铸钱15万缗。
唐文宗太和八年（834），不足10万缗。
铸钱数量稳步下降，有战乱原因，有早年的铜矿采完的原因，有铸钱成本过高的原因，也有朝廷控制力下降，大量铜块收不上来，流入民间私铸钱或铸铜器的原因，非常复杂。
“现在金银铜课税还是四分取一么？”
“是。”
“民间矿冶多，还是官府矿冶多？”
“民间矿冶是大头。”
“朕知道了。”邵树德想了想后，说道：“金课、银课、铜课，可否调高税率？”
“可以是可以，但产量一定会大大下降。”储慎平说道。
“可有先例？”
“唐德宗年间，曾提高诸官私铜冶课税，结果产量大降，铜价大涨，铸钱已无利可图，江南铜冶大量关闭，后在河东蔚州、京畿商州增设钱监，铸钱量才有所恢复。”
是的，铸钱也可能亏本，这不是玩笑，而是现实发生的事情。
开采、运输、冶炼、铸造，都是有成本的，当成本超过铜钱本身价值时，铸钱就无利可图。
唐代很多铜矿之所以不开采，除了战乱因素外，也有经济原因。
唐代还搞过禁止私人开矿，但结果是贵金属产量暴跌、成本大涨，朝廷收入反而下降了——产量跌的原因是成本暴增，产生亏损，不得不大量关闭矿坑。
真的不要高估官僚体系的能力。这不是现代精细管理的社会，在古代，搞国营经济不说死路一条吧，但真的风险很大——渤海商社现在一年赚十多万缗钱，邵树德深刻怀疑，如果换成私人来做，绝对不止这么点利润。
吃过亏后，唐廷摸索出了一条办法，即相对容易开采、预计成本较低的“肥矿”，由官府直营，其他矿统一交给私人开采，朝廷收25%的产出作为税。
直营的矿，也采取招募“坑户”承包的方式，进一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如此才维持了下来。
邵树德也觉得，这大概是在现实情况下的最优解了，想出这种折中办法的官员是有水平的。
在开矿这方面，夏朝继承的是唐朝的政策，官私合营，税率25%。私人开采的矿，除四分之一产出作为税收走，交给钱监铸钱外，剩下的也会由朝廷收购一部分，主要是用粮食、布匹收购，然后交给钱监铸钱。
这其实也是一种消化田税的方式。
粮食比较笨重，在交通条件不好的地方，运输成本极高，解送中央甚至会产生巨额亏损，只能留在当地库中。如果附近有矿山，那么可以通过采购贵金属的方式，就地消化一部分，铸成铜钱后运走，这是唐代故智，属于没办法的办法。
“有些时候，朕都觉得，索性把矿冶都交给商人好了。很多矿监，扣除成本，一年能不能有四分之一的利润，还两说呢。”邵树德哼了一声，有些无奈地说道。
赵光逢等人低下头，没接话。
他们知道，圣人只是发发牢骚罢了。你交给私人采矿，固然可以舒舒服服收四分之一的矿税，但人家有可能瞒报产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