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疯神狂想
文震亨在《长物志》中也提到：案头以旧磁净瓶献花，净碗酌水。
李渔也认为瓷瓶养花最佳：瓶以磁者为佳，养花之水清而难浊，且无铜腥气也。
而古代文人还有一种文房雅趣名为“清供”。
即以鲜花、清蔬、美器等作为供品陈设，以飨天地、诸神与祖先。
袁宏道在《瓶史》中。就列举了一些清供之物。
大抵斋瓶宜矮而小，铜器如花觚、铜觯、尊罍、方汉壶、素温壶、匾壶、窑器如纸槌、鹅颈、茹袋、花樽、花囊、蓍草、蒲槌，皆须形制短小者，方入清供。
而文震亨对于清供瓷瓶的选择，更为挑剔。
磁器用官、哥、定窑古胆瓶，一枝瓶、小蓍草瓶、纸槌瓶，余如暗花、青花、茄袋、葫芦、细口、匾肚、瘦足、药坛及新铸铜瓶，建窑等瓶，俱不入清供。
这一雅趣又可以岁朝清供为代表，即春节期间陈设各色雅物雅器。
这些东西往往还带有一些吉祥寓意，比如瓶花指平安顺遂，石榴是多子多福，灵芝是长寿仙草……
而瓷器本身造型优美，气韵雅致，还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这也是陶瓷成为一种基本陈设用品的重要原因，即便不用于供奉，它亦是居室生活中的绝佳点缀。
《红楼梦》中写贾母花厅摆席就提到：“各色旧窑小瓶中，都点缀着岁寒三友、玉堂富贵等新鲜花草。”
写王夫人正厅也提到：“右边几上摆着汝窑美人觚，里面插着时鲜花卉。”
再则，古瓷也是清玩鉴赏中的一大品类。
汝、官、哥、定、钧等名窑制品不仅品相上佳，从收藏价值来说，它们可能还是文房压轴之物。
明清文人雅士还尤其精于陈设陶瓷一道，大者置放于地，小者落于桌几案台，因地而设，或对称或单设。
古代居室堂前长案还讲究“东瓶西镜”，以求“风平浪静”之意。
关于摆设的法则，他们往往也有自己的见解。
如袁宏道认为：“置瓶忌两对，忌一律，忌成行列，忌绳束缚。”
屠隆也不喜成对：“忌成对，忌小口瓮肚瘦足药罐，忌用葫芦瓶。”
沈复用瓶插菊花还强调：“其插花朵，数宜单，不宜双。每瓶取一种，不取二色。瓶口取阔大，不取窄小，阔大者舒展不拘。”
由此可见，明清文人以瓷瓶插花，都自有一套章法。
瓷瓶本身造型繁多，《陶雅》中列举了许多：“瓶之佳者，曰观音尊、曰天球、曰饽饽凳、曰胆、曰美人肩、曰棒槌……曰梅瓶……”
其中梅瓶和花觚尤为经典，梅瓶原为储酒之用，因体态修长、无耳无环十分符合文人审美；
而花觚则源于商周饮酒器青铜觚，袁宏道在《瓶史》中还盛赞了江南人家的一件旧觚“青翠入骨，砂斑垤起，可谓花之金屋。”
其中有一种十分特别的名为壁瓶，其身为普通瓷瓶的一半，一面为普通瓶样，一面为平板打孔，可挂在居室、轿辇的壁面，也可以用来插花装饰。
盛装花卉和山石的花盆，往往也用瓷作，这种陶瓷盆器往往陈设在庭院、走廊、亭下、门和台阶的两侧等地。
第1932章 南宋经典
高濂对瓷盆的选用，还尤有见地。
若定之五色划花，白定绣花、划花，方圆盆以云板脚为美，更有八角圆盆，六角环盆，定样最多，奈无长盆。
官窑哥窑圆者居多，绦环者亦有，方则不多见矣。
如青东磁，均州窑，圆者居多，长盆亦少。
方盆菱花葵花制佳，惟可种蒲。
陈设用瓷的风格，往往还因主人的身份有明显的区别。
譬如文人雅士追求清雅脱俗，宗教场所则追求庄严适宜。
而宫廷陈设则强调尊贵华丽，故而宫廷用瓷常常多作正色，色彩鲜明亮丽，工艺尤为精绝，表面还多绘龙凤等纹样以显示其等级。
在首要满足实用功能的文房用具中，许多文人也偏爱瓷质用具：笔筒、笔架、砚台、印盒、水盂、水洗、墨床、砚滴、笔舔、画缸……
高濂的书案陈设中，笔格与笔洗就是瓷器。
“斋中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一，斑竹笔筒一，旧窑笔洗一，糊斗一，水中丞一，铜石镇纸一。”
笔洗中更是尤多瓷作，高濂和文震亨都列举过官窑、哥窑、定窑、龙泉窑、宣窑等笔洗中的精品，钵盂洗和磐口洗尤受欢迎。
宋以前还尤其流行瓷质砚台，因为瓷砚可以耐高温，多有暖砚形式，即增加取暖设备的砚台。
即便是寒冷冬日，这一设计也可使得墨汁不凝滞。
这些文房用具往往或有清新雅致的釉色，或描绘着一些经典的传说故事、人物图景，以展现着文人的审美情趣和修养心性。
而最新颖别致的一些技术，往往也会应用在文房器具的制作上。
比如乾隆时期蓬勃发展的像生瓷，就留下了仿石纹釉、木纹釉等佳作。
再则，虽然明清家具以木作为主，但在坐墩这一领域中，瓷器却未落下风。
瓷墩以其独特的质地与韵味，成为文人仕女甚至民间百姓的珍爱之物。
其中经典大海市博物馆也藏有一件，就是青花松竹梅纹绣墩。
虽然目前已知最早的瓷墩，出土于河南安阳的隋墓。
但《饮流斋说瓷》中已经提到：瓷之有花，宋代已渐流行。
苏东坡诗“定州花瓷琢红玉”，仁宗召见学士王珪，设紫花坐墩是已。
明清两代瓷墩工艺渐趋成熟，明代还涌现出了少量的珐华作品。
这是一种元代中后期产生的硬陶器，由琉璃演变而来，但颜色更为丰富。
纵览古人笔下的生活美学，总离不开瓷器的参与。
它既可高雅清丽，又可富丽堂皇，既可在显眼处明艳逼人，又可在角落里氤氲暗香……
既然要仿，就要从最早的仿起，当然最早的是在隋朝发现的，但是那个时期的工艺很差。
而现在能够知道的瓷墩制作，属于南宋的最为经典。
南宋的青瓷标本之中，就有官窑瓷“墩”！
杭市南宋官窑博物馆举办的成果展，展示了1985年从杭市南宋官窑郊坛下窑址，发掘出土的5件陶瓷器物构件。
经过仔细查看，胎釉与以往南宋官窑瓷器的普遍认识大不相同。
这些瓷器外部均施厚釉，呈青黄色，并带有开片，胎以红褐色为主。
部分与釉结合处的胎呈黑灰色，是典型的厚胎厚釉。
结合釉痕流淌的痕迹，可以判断外凸弧形立型构件烧造时的上下垂直关系。
中间釉经过流淌和堆积，形成三道较粗的凸起弦纹。
背面则无装饰纹样，因为器物破碎残损较为严重，一时无法辨认出是何种类型的器物构件。
从形状、大小和尺寸来看，明显和现存已知的南宋官窑长颈套瓶和樽式套炉等镂空器物相异。
以往也无学者，对此有过系统研究。
不过从其特征来看，它们极有可能来自同一类型的器物。
在翻阅大量考古、文献和图像资料后，推测这五件南宋官窑瓷构件可能为仿藤、竹、木等材料复合制作的“墩”的部件。
施釉后凸显的三道弦纹，是对墩关键加固节点的仿制，可能起到模仿、美化或加固的作用。
所谓墩，是一种伴随着高坐起居方式发展，而流行起来的坐具。
后逐渐成为我国古典家具中的一种类型，追溯墩的起源，晋郭璞注《尔雅》卷7《释丘》曰：“今江东呼地高堆者为敦。”
墩即是敦的俗字，所以墩的本意是指土堆。
宋代以前的“墩”型坐具，辽阳汉墓壁画《杂技图》中，描绘一位杂技艺人正在细腰圆墩上表演。
这种器物被认为是，迄今发现相对较早的墩型坐具形象之一。
其实，这种造型的器物，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
最初并非用为坐具，而是用于捕鱼和兔用的笼子。
即《庄子·外物》中所曰：“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因其两者差别不大，故合称“筌蹄”，也称为“筌台”。
唐代李延寿《南史》卷 80《侯景》记载：“上索筌蹄，曰：‘我为公讲’，命景离席，使其唱经。”
唐代姚思廉《梁书》卷 56《侯景传》记载：“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着靴垂脚坐。”
后来，这种器型又被用于在炭盆上烘烤衣被的熏笼。
随着高型坐具的普及和人们生活习俗的转变，我国古代起居方式，逐渐从席地而坐转变到垂足而坐，家具也多从低矮型向高型过渡。
再加上佛教文化东传，魏晋至唐代还流行一种圆形墩，这种类似两端大、中间细腰鼓形制的坐具多以竹藤编制而成。
从形制上看，早期的墩大都为细腰鼓形，北魏晚期犹显瘦长，这与当时的审美和崇尚应有关系。
其中一些圆墩不仅造型保留着熏笼的器型，并且在器表做出象征竹藤编织的纹饰。
例如大同云冈、龙门、天龙山的北魏佛教石窟雕像，齐鲁益都北齐石室墓出土石质线刻画像、北周菩萨坐藤墩。
到了隋唐，已有较多变化，但受佛教莲台影响，继续存在沿用腰鼓式坐墩的情况。
例如西山王郭村隋代虞弘墓出土椁壁浮雕、长安王家坟唐代墓出土三彩梳妆女坐俑，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也有相类似的墩。
第1933章 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
五代时期，墩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开始从细腰鼓形向鼓腹形过渡，至宋代已转成为基本定式。
此外，宋以后墩的制作，也大都会受到宋代样式的影响。
王世襄在《明式家具研究》中有详细描述。
从宋代的坐墩上，我们看到它往往保留着两种物体的痕迹。
即来自藤墩的圆形开光，和来自鼓墩腔钉蒙皮革的鼓钉。
在多数的明式木质坐墩上，依然有这些痕迹，就是瓷制的坐墩也不例外。
在宋辽时期的宫廷或朝堂上，墩作为高级官员的特殊待遇坐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