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疯神狂想
以收藏保护、陈列、研究和教育为使命，目前藏有各类石刻文物400多件。
这家博物馆之中的文物历史悠久、造型精美，雕刻工艺复杂。
有圆雕、浮雕、透雕、线刻等，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在我国古代石刻艺术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中的经典有不少，比如马三忞画像石、千佛造像碑残件、兽足砚等，这些都是汉代的石雕、石刻。
石刻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石头经久耐用、便于取材，遂成为雕琢的主要材质之一。
古代匠师将实用功能与艺术性相结合，广泛运用圆雕、浮雕、平雕、透雕、线刻等多种技法。
创造出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石雕作品，赋予冰冷石头以永恒的艺术生命。
这些石刻散布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无论在宫殿、陵墓、石窟、桥梁、庭院、民居等处都能见到。
西陕汉唐石刻博物馆收藏的石刻，大致分为陵墓石刻、佛教石刻、其他石刻三大类。
像是唐代武官石像，这是墓石刻，据史料记载，始于秦汉。
《封氏见闻记》载：“秦汉以来，帝王陵寝，有石麒麟、石辟邪、石兕、石马之属。人臣墓有石人、石虎、石柱之类，如生前仪卫。”
但据考古发现，秦代陵墓前未见石刻，目前发现最早的陵墓石刻，是西陕兴平汉武帝茂陵霍去病墓。
霍去病曾征伐匈奴，功勋卓著，死后陪葬茂陵。
其封土修造如祁连山形，封土上放置的石刻有怪兽马、牛、虎、鱼、象等石刻数量众多。
最著名的为“马踏匈奴”，具有纪念性质。
其他石刻也多是在自然石材上随形就势雕刻而成，造型拙朴，气魄雄伟，但未成规制。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数量最多的狮虎，此时陈文哲看到的就是一只典型的唐代石狮。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亚的狮子传入我国。
以狮虎为原型的石兽，成为仪卫性的镇墓之物，在东汉时被广泛置于陵墓前。
我国中北部地区，从西到东等地均有发现，被称为“辟邪”，但有铭文的很少。
但不是说没有，如南河南阳宗资墓前的一对石兽有铭文。
据《后汉书·灵帝纪》李贤注曰：“后汉宗资墓在郑州安阳界中，墓前二石兽，镌其膊，一日天禄，二日辟邪。”
该石兽现存南阳汉画馆，但“辟邪”二字已经漫漶不清了。
东汉以后，石狮一直被沿用在陵墓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除了这些墓室壁画、石像类的石刻，再就是墓门，特别是画像石门更显珍贵。
地下墓室建筑类装饰性石刻，最具代表性的是画像石。
画像石是根据墓葬建筑结构的需要，以刀代笔在石板上刻划出各种图像，内容丰富，题材广泛，被称为“石头上的画卷”。
西陕汉代画像石的内容，多为神话传说、珍禽异兽、车马出行、农耕狩猎等。
刻法洗练，线条流畅，有的辅以彩绘，充满了黄土高原粗犷与野性，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
这里的仿品中的“铺酋衔环四神墓门”画像石，一铺五石，采用减地平雕，刻出轮廓，再以线刻表现细部，最后敷色。
门楣刻流云狩猎、车马出行图。
门框刻卷草纹，执戟及执彗门吏，下有玄武。
两门扇，上为展翅而飞的朱雀，中部为铺首衔环，下有腾跃的青龙、白虎，形象生动，尚存彩绘，具有典型的陕北汉画像石风格。
如果这些是经典，那么唐代的经典肯定还有骏马，而有骏马，就少不了鞍马。
唐代陵墓石刻，规制完备。
唐十八座帝王陵前的石刻群雕数量众多，气势恢宏。
包括文臣、武将、鞍马、翼马、狮、虎等，蔚为壮观，有“天然石刻艺术博物馆”的美誉。
馆藏唐代石鞍马及牵马人，形体较大。
马腹下减地镂空，四腿、足及座残缺。
马呈站立状，额首前视神态自如。
马头雕刻精细，双目圆睁，鼻孔微张，剪鬃整齐，络头、缰绳俱备。
马背佩鞍、鞍袱自下飘垂。
牵马人站立，为胡人形象，深目高鼻，须髯呈扇形，右手屈于胸前作牵马状，左手置于腹部，神情自若，气宇轩昂。
唐代帝陵南司马神道多会放置五对石仗马，但大多破坏严重。
此石鞍马及牵马人的珍品，因埋藏地下千年，保存较好，细部清晰可见。
所以这里的仿品也比较完整，而且精美。
第1865章 幢身刻经文
从造型风格上看，与唐前期，如昭陵、乾陵高大壮硕的石马相比略小，比例准确，雕刻精致。
这与唐建陵的石马相似，应为唐中期之物，为唐代陵墓石刻中的精品。
如果说狮虎、画像石、骏马等数量不少，那么这里数量最多的肯定是佛像。
当然，佛像可在碑上的也有不少，比如西魏的佛道四面造像碑。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土，其传播方式除经典文字外，“因像设教”更易于被信众接受、膜拜。
魏晋以降，造像之风盛行，除大规模地开凿石窟寺外，单体的寺庙、民间造像亦风靡全国。
这些造像大致有三类：一是造像碑，即将造像与中国传统的碑刻相结合，利用碑的形制在上面开龛造像，雕刻供养人及发愿文等；
二是背屏式造像，依托背屏，以浮雕的形式刻出单尊或多尊像及护法的狮、龙等形象；
三是单体圆雕造像，雕刻单独的佛、菩萨、天王、力士等这些造像都有着鲜明的时代风格和浓郁的地方特色。
其中经典肯定是释迦、多宝佛造像，陈文哲在这里看到的仿品是仿的北周时期的经典造型。
像是这样的石像，西陕汉唐石刻馆遗存有大量的佛教石刻。
该馆收藏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时期造像数十尊。
北魏早期佛像，受键陀罗、秣菟罗艺术风格的影响，有明显的外来因素。
北魏中晚期推行汉化政策，佛教造像与我国传统艺术风格融合，形成了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特征。
比如馆藏的北魏造像佛二菩萨，佛高髻，面部虽残，依然显清秀，着褒衣博带式佛衣，衣纹流畅，悬裳垂于座前呈扇状，层次感明显，优美端庄。
西魏造像，沿袭北魏晩期风格。
北周造像，一改秀骨淸像的风格而转向丰壮，大型佛像增多。
馆藏北周立佛，面型丰满，发髻低平，头部较大，体态壮硕，腹部微鼓，是典型的北周造像风格。
北周菩萨立像，同样形体壮硕，宽肩丰颐，敛胸鼓腹，通身饰长串璎珞，繁复华丽。
藏品中有一件菩萨立像，通体敷彩描金，以红黄黑色为主，裸露身体部分涂黄，璎珞描金，色彩鲜明，实属罕见，弥足珍贵。
唐代佛教造像是我国佛教艺术史上最辉煌的篇章，摆脱了早期佛像的外来影响，走向民族化和世俗化，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佛像艺术体系。
该馆藏的唐代立佛像，体型魁伟，高达2米多，螺髻高耸，面相端庄，双目微合，鼻梁挺直，嘴角轮廓分明。
胸部丰满平滑，腹部微收，大腿肌肉隆起。
着通肩式袈裟，衣纹呈“U”形分布，袈裟轻薄贴体，显示出壮硕健美的身躯。
这种风格来源于秣菟罗佛像和印三笈多艺术的“湿衣法”，并与我国三国时期的人物画家曹仲达“曹衣出水”的风格相结合。
这反映了唐代包容、昂扬、健美的精神特质。
像是一件楚先发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这是唐开成五年的作品。
经幢，是唐代开始流行的一种刻经形式。
随着密宗在唐初的推广，其重要经典《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很快在全国流行。
诵读此经可消除罪业，免除轮回诸恶道的痛苦，遂被刻于石幢。
经幢一般为八棱形，也有六棱、四棱，下为幢座，中为幢身刻经文，上有相轮宝珠等。
由于经文中有“安高幢上”的供养方式，每当经幢上的尘士飘落于身，或经幢光影映照于身，即“尘沾影覆”，神力奇妙。
故广泛刻制安置于通衢、宫廷、寺庙、坟域等处，遍布大唐各地，亦见有其他佛经如《金刚经》《心经》等刻于经幢之上。
该馆收藏的唐代经幢座，方形四边各1米多，高0.42米。
正面左中部正书，“大唐皇帝供养”。
皇帝跪坐于榻上，身着冕服，头戴冤旅。
面相丰雍，神情庄严，双手于胸前执笏板，榻前有一男侏儒，身后有执扇侍臣。
右侧中部正书，“大唐皇后供养”。
皇后跪坐于榴上，着唐代皇后礼服中最高等级的“袆衣”，面相丰润，神情娴头戴花簪，前挂三串步摇，双手于胸前执莲蕾，后有执华盖、执扇侍女。
最左侧刻“言亡考桓元徽供养”“大宝幢主清信士桓纳言供养”字样；
最右侧刻“言母金氏供养，幢主清信女言妻赵氏供养。”
右边刻有八位供养人形象，每人头戴幞头，着圆领长袍，足穿靴，上方有各自的官衔、姓名。
左面刻：“故人赵元哲供养”。
其妻跪于榻上，其他供养人或跪于榻或站立身边各有题名。
背面中间为兽首，双龙腾云相交，两侧各一只蹲狮，祥云缭绕，龙腾狮踞，气势恢宏。
帝后礼佛图像，在北魏龙门石窟、巩县石窟中都有表现。
特别是敦煌莫高窟壁画220窟初《帝王礼佛图》中的皇帝形象及服饰、冠冕与此经幢座上的形象很相似。
皇帝、皇后前侧的男女侏儒与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的男女侏儒形象亦同。
此幢座内容丰富，人物众多，造型准确形象生动。
人物服饰及华盖、执扇、鹊尾香炉、龙、狮等都具有典型的唐代风格。
经幢上皇帝、皇后形象，在唐代石刻中为首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