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疯神狂想
打开墓室之后，出土陶罐两件，青釉瓷碗一件，其中就有一件鸭形杯。
通过出土器物、墓砖及墓葬形制判断，该墓葬年代为隋——初唐。
河北古属燕赵，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其中不乏引人注目的唐风唐韵。
要说这一时代的精品陶瓷，自然就不能撇开邛窑。
2006年春节期间，在央视举办的CCTV首届赛宝大会上，邛窑一位收藏家的釉里红瓜棱形水盂一举夺得铜奖，被誉为“天下第一红”。
邛窑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被盗掘，及八十年代以来的两次古陶瓷研讨会之后，又一次引起世人的关注。
其实，这种铜红釉邛窑器及残片，在邛窑过去的考古发掘中时有所见。
因为邛窑的烧造技艺，在唐代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并在此基础上于五代时期实现了新的飞跃。
在唐到五代时期，川都平原经济发达，推动了城市的繁荣，为陶瓷业发展提供了直接动力和市场空间。
当时，邛窑已普遍使用的龙窑，进一步得到改进。
当时是由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囱组成的窑身加长，窑床坡度减小，以节省燃料，均衡窑温，提高品质，增加产量。
这样的大型龙窑，一次可装烧上万件瓷器。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十方堂的考古发掘中，曾发现不同时期长短不一的九条龙窑。
在5号窑包的唐代文化层中，还出现了小型馒头窑，为晚唐五代高端产品创烧的先声。
从遗址中采集到的“贞元六年闰”铭文残体匣钵，表明唐代邛窑的匣钵装烧工艺，已经得到普及。
而且支钉减少变小，避免了烟气粉尘对坯体的污染，使得器形更端正，釉面更光洁，品质全面提升。
由于成型技术的不断改进，特别是到了五代时期，器形制作的刀法更犀利，线条更硬朗，胎体胎质由浑厚粗重渐次向轻巧精致转变。
而在足部形态上，除少量圈足和玉璧足外，还是以斜削足端的饼形为主，与其它窑口不尽相同。
而且，邛窑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的特点也较其它窑口更为突出。
品类、形制更是丰富多彩。
在造型方面，唐代邛窑同其它窑口一样，具有一种大气圆和的时代特征。
其典型器物有大饼足碗、短流壶、高足杯、多足砚等。
而晚唐及五代时期，除碗、盘、罐、盏、水盂等之外，瓷塑人物及动物玩具的出现，已然突破陶瓷的日用性，而开始走向艺术的范畴。
隋碗的深腹、直口、平底向侈口（时作花瓣形）、弧腹、薄壁、饼足造型转变。
但圈足、玉璧足直到五代时才有较多出现，似乎较其它窑口“慢了半拍”。
如饼足碗、青瓷花口碗、玉璧青瓷碗。
再就是杯，与当时流行的仿金银器的深腹、高喇叭、圈足杯不尽相同的是，邛窑还有超脱于上的折腹形态的单耳杯。
如“临邛”杯。
而仿动物形态的“鸭杯”等，更是邛窑的一种独特造型。
第三是执壶，这是唐代新出现的一种瓷器品类。
其造型及形态大小各不相同，有的高圆如罐，有的瘦挺似瓶。
其流既非隋之前的浅口，也不像宋时的长流及长曲流，大多为硬朗的短直流，如索纹执壶、长腹执壶。
再就是注子，注子的大量出现，更多是与当时的饮茶之风及方式变化有关。
邛窑注子外形类似扁圆形的罐，多双系、直口、短直流。
而很少见到敛口和平底的注子，及与之配套的茶托、茶盏。
唐时流行的这类茶具形制与明清的紫砂、盖碗倾向不同。
但却直接影响了日、韩饮茶器具及方式的发展。
唐代瓷塑的人物造型，受到石窟佛刻的影响，一改魏晋南北朝秀骨清相的风格，呈现出一种或丰满或英武的大唐美学取向。
而唐及五代时期的邛窑瓷塑，则多以孩童或小猴、小狗、小鸟、乌龟之类玲珑活泼的玩偶为多，充满世俗生活气息与情趣。
当然，也不乏大气生动、富于变化的人物造型。
如唐代舞俑、抱球俑。
而胡人俑及胡人抱角俑等，则反映出当时邛崃（临邛）对外交流的活跃及多元文化对邛窑发展的影响。
提梁杯和省油灯，应该算是邛窑的又一类代表性器物。
第1593章 定州让巧薄，邛邑斗轻坚
像是提梁杯和省油灯，戴开林先生在《川蜀古陶瓷提梁器鉴赏》就有提到。
“在浩如烟海，丰富多彩的川蜀古代陶瓷中，有许多造型奇特，构思巧妙，匠心别具而特有的器型，如唐宋以邛窑为代表的窑口生产的各式提梁器，其中包括提梁罐、提梁壶和提梁杯。”
提梁杯的产生与注子一样，应该与当时的斗茶之风盛行有关。
至于省油灯，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和《斋居记事》中都有记载。
“宋文安集中有省油灯盏诗……一端作小窍，注清冷水于其中，每夕一易之。寻常盏为火所灼而燥，故速干，此独不然，其省油几半。”
《景镇陶瓷词典》也说：“省油灯，一种节能的油灯，唐代川蜀邛崃窑创烧。”
可见省油灯当为“节能减排”的最早范例。
唐代瓷器以单色，主要是青瓷、白瓷为主，也有装饰手法更富变化的越窑“秘色瓷”。
但在低温陶器上却交错使用白、黄、绿及蓝、褐、赭等艳丽的色彩，斑驳淋漓，变化多姿。
这种在一件陶器上，使用三种以上色彩的作法，在安阳北齐范粹墓、PY李云基墓即有出土。
但唐时的“三彩”更为明艳富丽、光洁莹润，被称为“唐三彩”。
这种釉彩及施釉方法，对海外陶瓷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特别是霓虹和朝韩就是在吸收、融合“唐三彩”的基础上，成功地创制了“奈良三彩”和“新罗三彩”
邛窑和其它窑口一样，其釉彩及装饰手法，同样具有唐时华丽而典雅的审美倾向与趣味。
但又自有发展的“节奏”与特点。
大约在2007年的时候，文物和公安部门，因举报追回一件从建筑工地违法购买的唐代褐绿双彩卷草纹钵。
其典雅的造型纹饰，与精美的釉下双彩，实属邛窑的经典之作。
虽然釉下彩早在两晋时期的越窑就已出现，但邛窑却于兼收并蓄中，最早创制釉下双彩技术。
这让这座窑口，成为唐代邛窑器生产最为突出的成就之一。
这对后世的青花、斗彩等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当时，邛窑除了采用点状、斑块褐彩或绿彩等釉下装饰外，还出现了刻划和模印纹饰之类的手法。
并在与其它窑口，及金银器生产工艺的交流中，变得更为精致。
普遍流行的各种草叶纹饰，具有写实而又灵动的风格。
在以没骨画法随意的勾画点染，及色彩的浓淡变化中，带有一种现代“书写”的美学意味。
而“临邛”杯、“蜀”字罐，更让人在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中，触摸到了历史的厚重之感。
这一时期，对邛窑瓷器胎体的缺陷，多用半黄色或灰白色的化妆土来遮盖。
先以其涂抹胎体表面，再装饰、施釉，使得瓷器胎釉结合更加紧密，釉面更为光洁美观，具有玻璃的质感。
其釉色的品种，也是进一步丰富，开始出现了乳浊釉。
另外，贝德福先生在《邛州古窑址》一书中还提出，邛窑“深紫釉陶如钧窑”的观点；
葛维汉先生的《邛窑陶器》又提出建窑“天目”瓷，可能始于唐代邛窑的观点。
耿宝昌先生也认为，邛窑有“天目釉”；
川蜀工艺美术大师、邛窑“非遗”传承人何平扬先生，经过长期研究，也曾烧制出天目釉作品。
学界虽有不同观点，但也充分说明邛窑釉彩的丰富与多变。
“邛三彩”出现在晚唐五代，以黄釉为主色调。
釉下装饰褐绿双彩，色彩鲜艳、釉色明亮，成为邛窑发展史上的又一突出成就。
耿宝昌先生在《邛窑古陶瓷研究》序中说：“高低温釉下彩、三彩更是‘邛窑’的代表作品，均较早烧制成功，其工艺传播于江南诸名窑。
而又湖沙市的‘铜官窑’受其影响最深，因之两窑产品颇为相似，成为姐妹艺术，堪与其周边名窑相媲美。”
邛三彩晚于北方唐三彩，但其以高温三彩为主，多为日常生活用器。
这与唐三彩的低温三彩和多作明器不同，因而在传播中更受青睐。
在五代时期，还以民窑的身份进入了官方视野，接受官方的定烧。
在邛窑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乾德六年二月上旬造官样杨全记用”印模，造型和纹饰规整、雅致，是全国最早的瓷器“官样”实物。
这说明至少在前蜀王衍时期，邛窑即有官方瓷器生产，应该还有官府或宫廷对其进行管理。
从十方堂邛窑5号窑包发现的唐代建筑遗址的规模及形制来看，或许就是当时官府管理瓷器生产的一个建筑用房及机构。
青瓷是唐宋时期瓷器的代表，其美感和品质都较白瓷优秀，后来逐渐为青花、粉彩、珐琅所取代，已不常见于今天。
但青瓷却在南朝得到继承与发展，成为了“国宝”。
当年，青瓷产品也是邛窑产量最大的瓷器品种，同时还兼有白瓷的生产。
尤其是瓦窑山生产的白瓷，在品质上是周边窑口中最为精美的。
杜甫在《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中写道：“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邛窑白瓷胎薄、质坚、音脆、类雪，与刑窑白瓷相似。
直到元代诗人吴莱还赞叹：“定州让巧薄，邛邑斗轻坚。”
一座千年窑口，蕴藏的技术实在是太多了，只是这几句诗文，就描述了多少技术难点？
不说斗轻坚，就说釉色，白釉、青釉不提，因为这是基础。
难点的就是铜红釉，这种釉色陈文哲已经算是完美掌握。
只不过，铜红釉的变种还有很多。
以含铜物质为着色剂，经还原焰烧成的红色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