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疯神狂想
因此共和元年以前的我国历史，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年表。
第一个对共和元年，以前我国历史的年代学，作系统研究工作的学者是西汉晚期的刘歆。
刘歆的推算和研究结果，体现在他撰写的《世经》中。
《世经》的主要内容，后被收录于《汉书·律历志》。
从刘歆以后，一直到清代中叶，又有许多学者对共和元年以前我国历史的年代，进行了推算和研究。
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他们推算所用的文献，基本上不超过司马迁所见到的文献，所以很难有所突破。
晚清以后情况有些变化，学者开始根据青铜器的铭文，作年代学研究，这就扩大了资料的来源。
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又为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来源。
进入20世纪后，我国考古学的发展，又为研究夏商周年代学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古人其实没有欺骗我们，司马迁早就说过：“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
最近几十年有关夏商周的重要考古发现，证明了夏商周三代和河洛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
但是，我国历史还没有夏商周以前，和夏商周部分的确切纪年。
我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依照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再往上就存在分歧，或是有王无年，出现了“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的不正常现象。
夏代究竟存在与否？夏与商的交接是在什么时候？
河洛之间的二里头遗址，真的就是我国第一个王朝夏的都城斟鄩吗？
甚至有些外国学者认为：所谓夏朝，根本就是商人臆想出来的历史传说。
夏商周被古人尊称为“三代”，其主要活动区域均在河洛一带。
在我国五千年文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如果无确切的纪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所以在1996年5月，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
该工程就是以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集中相关学科的优势，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表》。
根据各历史阶段材料的不同情况，《夏商周年表》要达到对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对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对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对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夏商周断代工程集中了9个学科12个专业，200多位专家学者联合攻关。
他们将以历史文献为基础，把我国历代典籍中有关夏商周年代和天象的材料，尽量收集起来，加以分析整理；
天文学家要全面总结天文年代学前人已有的成果，推断若干绝对年代，为夏商周年代确定科学准确的坐标；
考古学家将对和夏商周年代有密切关系的考古遗存进行系统研究，建立相对年代系列和分期；
在测年科学技术方面，主要采用碳14测年方法，包括常规法和加速器质谱计法。
第1473章 坐歪了屁股
经过几年的努力，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年表》正式出台。
而这，是我国迄今最具科学依据的古代历史年表。
这个年表为我国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建立起1200余年的三代年代框架。
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商代的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
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周代始年为公元前1046年。
其中对夏代的始年、夏商分界年代、武丁在位年代和武王克商年代的估定，具有重要创新意义。
这不但为进一步对夏商周的年代精确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还为继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为揭示五千年文明史起承转合的清晰脉络，打下了坚实基础。
而阳洛地区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的重要发现，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可靠的物证，作出了重要贡献。
只不过，只要是学问，就肯定有争议。
所以直到现在，争议，或者干脆说对于夏商周三代的断代工程的批评声音就一直没断。
自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以后，其中结论已被不少主流的词典和教材采用，开始产生影响。
在我国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后，国外学者开始加以批评，可以说各种妖魔鬼怪都出来了。
而夏商周断代工程才刚刚开始，我国的考古技术和理论水平，还有待更大的提高。
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后，来自国内和国际的批评不绝于耳。
某些国外人士，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我国政府在搞民族主义。
甚至还有一些学者，对该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
所以，在2000～2003年进行了三次辩论。
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倪德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便断言“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
但亦有人认为所谓的“国际学术界”，一贯漠视我国本土研究成果，对我国历史没有发言权。
也有人说，既然西方社会能把荷马史诗，这种特洛伊战争发生八百年以后的盲人艺人作品当正史，质疑我国用科学方法计算的断代史，就是鸡蛋里边挑骨头。
我国政府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封锁，网络上随处可以见到，关于此问题的介绍与讨论。
我国政府也为此展开大规模论争，提出支持自己观点的各种理据，支持工程学者深入研究。
许多国内外学者确实本着严谨、慎重的学术态度，对该工程结论保持一定的质疑；
也有些国外学者不承认我国政府的努力，认为只要是我国政府支持的此类研究，一定就有政治目的。
有人就说，这些学者连如今发表的文字都说不清楚，他怎么可能对三代的年代行判别。
而大陆不同意工程报告的学者，也被这些国外学者加上“正义凛然”的标签，说成是“无力对抗政府”。
工程的成果是否失败，如今还没有强有力的论据证明。
工程中有些成果也被国际学术界认可，例如张培瑜的研究，但工程内部却是存在争论。
其实我国的很多学者都认为，此类工程的成果，没有必要非得通过世界上各种具有“复杂背景”的学者的检验。
只要在我国学术界取得共识就行，我国学者对历史的研究，无需外人指三道四，也不能被有各种目的的势力阻挠。
这就像中医一样，为什么一定要经过科学的检验？
不是说科学不好，科学不对，而是我们五千年经验积累下来的精华，就因为不科学，就不对了？
你说的不科学，是真的不科学，是科学技术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解释不了？
还有大学，为什么一定要跟国际接轨？
就算是为了不闭关锁国，为了博采众长，跟国际接轨也没什么。
但是，也没必要找一些外国垃圾来国内读书，还各种优待，这不是傻吗？
这就是没有文化自信，我们明明用几千年的方法，肯定是正确的，却还需要让别人认可，这有必要？
就像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不管我们有多少证据，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总会找理由反对。
其实，无视它们就好，这就像是西方的新闻、报纸，它们会说一句人话吗？
嗯，这有点偏颇，世界上肯定还是好人多。
但是，好人，不一定就不会坐歪了屁股。
屁股决定脑袋嘛，我们做好自己就好。
当然，我们可以无视一些人的犬吠，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它们。
像是丑国的空气都是香甜的言论，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
而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比如2003年4月12日，在芝加哥就断代工程进行了一次学术会议。
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特别要注意一下名字。
如果是真正的白皮，人家闲得蛋疼，才会研究华夏历史。
而这一位，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
他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
蒋祖棣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
他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只有68.2％的置信度。
在“东亚历史”期刊上，Douglas J.Keenan发表文章，质疑周懿王元年天再旦是公元前899年。
文章中对于工程研究方法中的错误，提出了具体质疑。
文中提到：……一些最近的研究计划，包括被华夏接受的研究计划（指夏商周断代工程），依据的是一个在公元前一千纪早期的“天再旦”的记载。
这些研究，把这个奇特的记载，解读成日出时的日偏食。
这样的解读看起来似乎合理，黎明要开始之际，天色因为日食而暗下来，然后再日出，但却是不确定的。
日出时把太阳表面遮住的部分，大到可以让天色大幅变暗的日食是很少的。
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确是有一次日出时日食。
而这些研究计划，把这个日食对应到该奇特的记载，指周懿王元年天再旦。
计算显示，公元前899年的那次日食，把主观亮度，在这里是人类观察者所感受到的亮度，减低的程度小于25％。
第1474章 超自然信史
为了证明这样的亮度减少，可以给观察者，有“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一些研究者对观察了1997年日出时日偏食的观察者进行了调查。
然而，所有的观察者所在的位置，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不到10％的地方，这些地方的观察者没有“天再旦”的感觉。
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超过80％的地方，这些地方有天再旦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