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疯神狂想
从这些数据,研究者作出结论,“主观亮度减少超过10%会造成‘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
这个结论根本毫无根据,实际上,飘过的云,常常可以造成主观亮度减少25%……
另外,该文也质疑了,对于该次日食的计算的正确性。
另外,有人依据《日食路线图》作了调查。
他们发现在前899年4月21日早晨的日食,日食带西端在齐鲁省,西陕省是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天再旦的。
而在前871年10月6日早晨,在郑地可看到天再旦的天文景象。
《考古》杂志2007年3月,发表了朱凤瀚的文章《尧公簋与唐伯侯于晋》。
这篇文章介绍了香江地区,私人收藏的西周青铜器尧公簋。
其铭文有:“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的内容。
铭文如下:“(尧)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
从簋的形制与铭文字形特点来看,该器的成器时间,似不会晚于西周早期中段。
那么,“王命唐伯侯于晋”的“王廿又八祀”显然应该是成王二十八年无疑。
鉴于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中,成王22年,康王25年,均少于28年。
故此,尧公簋一出,断代工程阶段成果即被否定,成王或康王的在位年数必须修订。
但这尧公簋上的铭文,也不能作为定论,来予以推翻前面的结论的最终证据。
因为,唐代安史之乱后,唐与西域的联系被中断。
而最近出土的西域唐代驻守西域的相关文书表明,西域地区上不知道唐的年号变更与皇位的变化。
周代的信息交流,远比唐代更为迟缓,阻碍其信息传递的因素更多。
因此成王和康王在位年限,不能单凭此一物便作为定论,应留有更多的探讨余地。
其实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著名的逨盘,其上也有历史争议。
毕竟逨盘铭文记叙了单氏家族八代仕周,辅佐文王至宣王十二代周王征战、治国理政的史迹。
同出逨鼎记宣王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逨受王戒勉任命及赏赐作器事。
记录的时间长了,很多事情就跟一些我们研究的成果不相符。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古代交通、通讯都不发达,很多信息错误。
或者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原因,年代年号沿用,也是正常。
所以,在2003年1月9日,西陕眉县马家镇杨家村,出土了27件铭文青铜器青铜器之后,有专家说“断代工程我们叫阶段性成果,看来是叫对了,否则会很麻烦”。
其实,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夏朝的存在与否。
夏商周断代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
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
在西方有关华夏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
而商朝被认为是我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
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
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点。
其一,南河西部和西山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
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
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
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
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
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
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的发生。
一般确切的文明,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
除非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
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
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其实,在这里就可以看出,华夏人和外国人的思维不同,文化基础也不同。
如果是纯正的华夏人,这是问题?
要知道从秦始皇之后,历代皇帝还都说自己是真龙天子呢!
他们都是上天之子,都是龙,那是不是也都是神话故事,这些历史也都不是信史?
像是把一些伟大的人,都牵强附会上一个伟大的出身,在我们国家很正常。
甚至有些圣人,出生的时候,还紫气东来三万里呢!
而这么一个理由,居然也能拿出来说事!
从此可以看出,外国人鉴定华夏历史,就是个笑话。
就这样,这样的讨论还一直在持续。
2003年的一次会议中,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
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
当然,这里的争论,就不全是无理取闹,别有用心了。
比如,“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
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
第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
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
这些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
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
第1475章 断章取义的国外学者
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疑问不少,主要的也就有六点。
上述说了三点,第四是“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
一味断定其为伪造,有很多人也不认可,因为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
第五点是“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
第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
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
这里主要还是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食问题。
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食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
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
可是,我们国内的学术研究,却需要参考外国人的研究?他们研究的就是对的?
比如说,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的美国学者。
这一学术,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
而我们的《简本》,对此只字未提。
还有,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食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
后来,南朝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至于“天再旦”的问题,因为《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
还有,“天再旦”的报道,有不妥当之处。
后来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除此之外,还有霓虹的小泽贤二也对工程根据“岁在鹑火”,而把武王伐纣年份定为公元前1046年,而不是1027年,提出了批评。
理由是我国确定金木水火土五星为岁星的时代,是在战国时期,不能据此认为该句中的“岁”就是木星。
难道这些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专家会不知道五行?他们会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些人能够想到的东西,我们都想不到?
2003年4月12日的这次辩论,热烈程度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
批评“工程”的学者中,特别是蒋祖棣这人很有意思,要知道当年他在国内,也算是有点学术地位。
但是,去了丑国之后,人家的研究就更有意思了。
《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
《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
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
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
《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
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
《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
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