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重庆老Q
最后还是经齐王批准，工部将这项发明专利授予了这个“不务正业”的泰安知县，并发放了两千块汉洲银元的奖励。
似乎是受到了鼓舞，这位王大人又开始琢磨起如何给谷物脱粒的机器研制。几个月前，因为移民季的到来，多达一千二百名来自大明和安南的移民分配到泰安县，许多移民安置工作必须由他亲自主持和规划，因而暂时抛下了脱粒机的研究和制造。
如今，各项庶务基本安排妥定后，王忠毅便想起了脱粒机的研制。
谷物脱粒是作物收获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将收割后作物的谷粒从谷穗上脱下，同时尽可能的将其他的脱出物如短茎秆、颖壳、杂物与谷粒分离出来。
谷物脱粒的难易程度与谷粒和穗轴及颖壳的固着强度密切相关，谷粒的固着强度又与作物种类、品种、成熟度和湿度有关。据测定，小麦比水稻、籼稻比粳稻易脱粒；成熟度高、湿度小比成熟度低、湿度大的易脱粒。
脱粒装置对谷物脱粒的机械作用过程比较复杂，在某种作物脱粒时常以某种作用力为主，也有靠几种作用力的作用来完成脱粒，一般有冲击、揉搓、梳刷、碾压等。
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早的脱粒工具为连枷和石磙，前者是靠人力敲打脱粒，后者是用人力或畜力拉动石磙碾压脱粒。这两种脱粒方式，不仅有些费时费力，而且对谷物也会造成一定的损伤和浪费。
在这个时期，欧洲国家在谷物脱粒的农业技术方面，并不比中国先进，甚至直到18世纪末，脱谷的方法也几乎没有改变，无非也是畜力拖动石磙进行碾压、揉搓的方式进行。
而王忠毅提出的脱粒机原理却是大大超出这个时代所有脱粒技术，他借鉴了开元棉纺厂发明的一种羊毛清洗机的模式，通过一系列推导和验证，画出了一份最新型的谷物脱粒机构造模型，并将它交给了“永裕”粮食加工厂，进行进一步的研制。
这个新设计使用一个强有力的鼓，上面装有拍打器。通过使劲地拍打，谷物的外壳被除去（此前的试验机器只是搓谷子）。这个试验性质的脱粒机器依靠人力驱动，每小时可以加工一百到一百二十公斤小麦，比传统的连枷和石磙，效率足足提升了两倍有余，而且对谷物颗粒也没有丝毫损伤。
若是，这个机器再建造的更大一点，脱粒的粮食将会更多。当然，要是能将其配备成畜力带动，效率可能还要提升数倍。甚至，将这种机器安装在水车旁边，或者设法接入蒸汽机，那效率更是会呈几何提升。
从工具到机器的演变和进化，意味着更高效率的提升，更是大工业发展的前提。机器相对于那些普通工具，更加复杂和更有效率，也更具有特定性和资本性。机器，实现了工具和技术的整合，即使一台最简单的机器，也比工具更有效率。
齐国最为致命的短板就是人口规模太小，这使得无论是在农业生产当中，还是蓬勃发展的初级工业方面，都面临人力不足的窘态。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齐国不断地加大移民力度，拼命增加国内人口数量，以充实国内各个行业的人力需求。
同时，各个行业和部门也在绞尽脑汁地发明和改进手头上的生产工具，优化各种生产组织方式，试图以最小的人力消耗，持续扩大工农业产出水平。
王忠毅在移民汉洲之前，除了研读四书五经，备考科举外，最为感兴趣的却是各类工物器具的的运行原理研究和制作。然而，扬州之屠，让他几乎命丧于清虏刀下。后来，迫于危急形势，凭着读书人的身份登上了齐国的移民船，逃离了地狱般的长江北岸，最后来到汉洲本土。
初来汉洲时，因为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再加之为人通达，没有传统文人的迂腐，便进入建业府，从吏员做起。未几年，因为做事干练，先后任职开元县民政庶务官、新淮安县负责拓殖的庶务官、广宁堡指挥使。两年前转升泰安知县。
在汉洲十余年间，他逐渐发现，齐国官员任职升迁，只注重实绩，对你能做什么道德文章根本不在乎。而且，因为是一个移民汇聚的新型王国，对出身和资历更是一点也不看重——当然，这个建立方才二十年的王国，也无所谓高贵出身和深厚背景的世家大族，只要能在地方做出优异的政绩，一个畅通的上升道路，会向所有具有一定治政能力的官员所开放。
另外，齐国上下对各类机器和科学的重视，也让王忠毅内心深处对工物机器的热爱，也慢慢释放出来。在治理地方，管理庶务之余，他会经常组织泰安当地的工匠和学者一起研究和制造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各种器物。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于这句齐王经常挂于嘴边的话语，他是深以为然。一个国家，一个地方，若是能用众多的机器，轻松生产出巨量的商品，那将意味着，在有限的人口规模当中，社会产品数量得到急剧增加，相应的，人们可能获得的物质资源或者财富也将比以前提升数倍。
丰衣足食，民富国强，进而天下大治，这个只存在于上古传说中的盛世场景，必将在我齐国得以实现。
在经过数日的研究和改进，一架以畜力为动力输出的脱粒机粗粗研制成功，在一头骡子的牵引下，这台脱粒机可以做到每小时完成三百公斤左右的谷物加工，使得效率较此前使用石磙脱粒，效率足足提升了五倍之多。该机器的发明，比后世英国人安德鲁·米克尔研制的谷物脱粒机足足提前了一百二十年。
“这个机器部件若是全部都采用铁件制作，估计可以更加经久耐用一些。”王忠毅拍了拍机器的木质输料口，“另外，这其中部分传动装置，若再增加一些钢铁齿轮，想必会省力得多。”
“大人，我们这里每月分到的钢铁数量虽然不多，但匀些过来，也是可以做到的。”一名官员笑着说道：“不过，你所说的传动钢铁齿轮，恐怕一时间不好弄来。那需要从北边的建业府那边专门定制，方能有一定的数量供应给我们。”
“什么东西都要从建业府那边运来，太耽误事了。”王忠毅要摇头说道：“要是我们西南地区也建一座钢铁厂，然后再引一些铁器加工厂，或者五金厂来此，岂不是能更好地促进我们西南地区的发展。”
“大人，虽然在距离我泰安县数十里的地方发现了铁矿，但工部或许不会同意我们在此建设一座钢铁厂。”那名官员苦笑着说道：“因为，我们这里缺乏炼铁冶钢所必备的煤炭。……听说，工部属意在南都（今澳洲墨尔本市）兴建一座钢铁厂，他们那里发现了煤矿。”
“……呵呵，话说，南都的运气还真好。前脚刚发现了金矿，后脚又发现了煤矿。如今，还要兴建我齐国第三座钢铁基地。也许，要不了数年时间，这南都就此大兴了！”
“是呀，人家地理资源条件确实比我们泰安要好。更为难得是，以南都为核心的汉南地区行署大总管，可是由去年才从内阁副总理退下来的沈大人（原内阁副总理，吏部尚书沈成安）担当。如此一来，这南都有资源，又有人脉，因势发展起来，那也是顺理成章之事。”那名官员不无羡慕地说道。
“那可未必。”王忠毅瞥了一眼这名官员，“发展，更多依靠的是活人，更是一地官民同心协力之奋斗，可不是一堆死物的所谓资源。”
第二九六章 南都的一场外科手术
1656年9月17日，汉洲，南都（今澳洲墨尔本市）。
原齐国内阁副总理兼吏部尚书、现汉南地区行署大总管沈成安此时正蜷缩在一张大床上，痛苦不堪，不断地翻滚着、呻吟着，几名行署官员以及家人手足无措的站在四周，焦急地等待郎中的到来。
“彭先生还有多久能到来？”沈夫人蹙眉问道。
“回夫人，已经再次派人去请了。”一名行署官员恭敬地回道：“想来，应该片刻就会来到。”
沈夫人回头看着自己的丈夫，因为疼痛，使得整张脸都有些变形，豆大的汗水不断地滴落在床上，有些心疼地拿起一张毛巾去替他擦额上的汗水。
不知是何原因，在上午十时，正在官署办公的沈成安突然感觉脐周疼痛，原以为是吃坏了肚子，或者其他普通的腹痛病症，便至后院休息。但数小时后腹痛未见丝毫缓解，反而愈加激烈，并转移至右下腹。
到了正午时分，忍受不住疼痛的沈成安卧床后，开始不断翻滚，牙关紧咬，时不时地呻吟呼痛。家人和随员不敢怠慢，当即着人去请城中的医官彭大正前来救治。
“诸位大人恕罪，适才看了几个急诊病人，有所耽误。”到了下午二时，南都医馆的院判彭大正姗姗来迟。
“无需多言，请彭先生赶紧替我家老爷看病。”沈夫人急切的说道：“老爷此时，已是疼痛难忍，全身尽显虚脱。若是不及救治，我担心……”
“夫人勿忧，待我一观。”彭大正紧走几步，来到床前，生出手指翻看沈成安的眼睛，随即又查看了舌头，然后抓起手腕，开始号脉。片刻，又探出一只手轻轻地抚摸沈成安疼痛的右下腹部。
“……沈大人似乎是得了肠绞之类病症，以至于牵动经脉，致人疼痛。”彭大正脸上露出一丝为难的神色。
“我家老爷不是……中毒？”沈夫人小心地问道。
“嗯？”彭大正闻言，先是愕然，随即摇摇头，“沈大人多半是腹内肠道糜烂，或者疡症（发炎）爆发，故而会使人感到十分疼痛。这如何会是中毒征兆呢？”
几名行署官员闻言，均是轻轻地松了一口气，若是沈大人被人下毒谋害，他们这些身边的人，恐怕多半难以洗清嫌疑。刚才那位民调处驻南都的特务头子，看向他们的目光都充满了阴郁，流露出深深的怀疑之色。
“彭先生，沈大人此病症，可有医治的稳妥手段？”南都府知府蔡永钦轻声问道。
“有倒是有，不过，会有些风险。”彭大正有些犹豫。
“有何风险？”
“需要破开沈大人的下腹，查看肠道是否疡症（发炎，即阑尾炎）。若是的话，将其截断摘除，随后缝合伤口，等待自愈。”
“啊！”众人皆惊，这要破开人的肚子，还要截取一段肠道，听着就觉得万分凶险。
“这……这如何使得？”沈夫人脸色苍白，“若将人的腹部破开，还要截取肠道，岂不是会……会致人死命！”
“彭先生，你可还有其他手段？”民调处驻南都指挥使程连山沉声问道。
贸然在前内阁总副理的肚子上破开一道口子，还要摘取一截肠道，怎么听着就有些渗人，这要是一个不好，让沈大人就此殒命，大家可不好交代。
“没有。”彭大正摇头说道：“除了此法，皆无任何其他手段。”
“若是……，若是沈大人硬力抗之，以待肠道疡症自愈，可行否？”一名行署官员小心地问道。
“恐怕……不行。”彭大正抬头看了一眼仍在不断呻吟翻转的沈成安，脸上忧色更甚，“沈大人如此病症，恐会疼痛至死。”
“可若是……那般手段，沈大人恐也会遭遇不测呀！”
“彭先生，你们此前是否做过类似治疗手段？”程连山突然问道。
“做过。”彭大正脸上呈现出一丝尴尬和不安，“此前十余年，我们为汉洲土著和矿场的苦力做过类似的研究治疗。”
程连山深深地看了看彭大正，作为国内的特务谍报人员，他知道所谓的“研究治疗”是什么情形，有些确实是针对汉洲土著和南洋土人苦力的病症进行研究性治疗，这些治疗过程，恐怕更多的是着重于“研究”，而非“治疗”。
也许，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某些土著确实得了沈大人这种病症，这些热衷于“研究”人体的外科郎中，做了若干例这种开腹截取损坏肠道的手术。有成功治疗过，但更多的恐怕是将人给“治”死了，为我齐国的医疗科学发展，做出了默默的贡献。
最后，所有人都看向沈夫人，等待她的决定。面对两难情形，看着行署官员和几个子女期待的神情，她犹豫片刻后，艰难地点了点头。
随即，所有人被请出了房间，彭大正深吸一口气，吩咐几名助手郎中准备布置手术现场和手术工具，要为沈成安做一场开腹手术，根据师傅彭老鬼的定义，这种病症被称为阑尾炎，而他将在给土人做了数次人体试验后，正式进行这场阑尾切除手术。
在给沈成安服用了以曼陀罗为原料的麻醉汤后，手术立即展开。怀着几分忐忑，也有几分兴奋，彭大正手持锋利的小刀，切开了阑尾炎病发的右下腹，寻到那截细长的管道，果然是阑尾肌肉和血管痉挛，产生阑尾管腔狭窄、血供障碍、黏膜受损，邪物（细菌）入侵而致急性疡症（炎症）。
只犹豫了数息时间，彭大正便毅然将那根细长疡症管道割除，缝合2厘米左右的戳口的筋膜，最后以羊肠缝合皮肤创口，涂以高度酒精消毒杀菌。
至下午四时，手术顺利完结，沈成安除了腹部稍显疼痛和身体虚弱外，并无其他病重加深的迹象，这让其家人和众多行署官员均不由长舒一口气。
在众人纷纷表达感谢之情时，彭大正等一众医馆郎中们均显得极为振奋，他们今日正式完成了汉洲第一例阑尾截取手术，或许也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例此类手术。这意味着，他们的成功，又将齐国的医学技术水平向前有力地推动了一大步，将欧洲西洋人的医学远远地甩在身后。
其实，在这个时期一直到19世纪中期，欧洲医学并不发达，医生药箱里的必备工具，就是划痕器和柳叶刀，他们对待病人有一套成熟又荒诞的疗法——放血。
这种疗法，源自于古希腊人希波克拉底的研究成果，希波克拉底认为人体是由血液、粘液、黑胆汁、黄胆四种体液组成的，一旦四种体液的含量失衡，人就会生病。
如此一来，血多了就放血、胆汁多了就催吐、粘液多了就灌肠！医生只要判断病人的体液含量就好，治疗方法都是大同小异。
米帝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得了重感冒喉咙刺痛、呼吸困难，医生也同样采用了催吐、灌肠、放血的治疗方法。
在不到12个小时的时间里，华盛顿被三次放血，白白流掉了身体40％的血液，当晚华盛顿就因为失血性休克，就此玩完了。
到了19世纪中期，欧美国家都完成了工业革命，火车、汽船这样先进的交通工具都走进了生活，可西方医学却还停留在放血为王的层次！
美国费城的医生格罗斯曾在日记中这样说：“每年春天，村子里的人们都要排着队来找我放血，以使身体强健！”
很难想象，死在放血疗法下的病人不在少数，可大家还是执拗的坚信，放血可以治病，放血可以强身健体。
总之，我健康，我放血。
在西方，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外科医生，首要的技能就是会给病人放血、灌肠。
呵，多么简单而又荒谬的手段。
更为有趣的是，为了让放血过程更加顺畅，西方人还发明了水蛭吸血法。他们会把水蛭放在病人的皮肤上，看着它用锋利的牙齿刺破皮肤，将人血吸饱，再把含有凝血功效的体液，输送到皮肤上。
因为水蛭太受欢迎，以至于很多国家开始把它当做商品，大量出口。据说，仅1833年，法国就进口了四千两百万只水蛭，而整个欧美世界的水蛭使用量，超过一个亿。
哦，对了，其实，咱们中国也有放血疗法，不过我们只是针对一些身体阳虚的病患，才会用针刺，轻微放血。
对，就是轻微地……用针刺放血。
齐国的“外科医学之父”彭老鬼在齐天的支持下，于二十年前便带着一帮徒弟开始研究人体的骨骼构造，血液循环，以及内部脏器等功能和损伤后治疗手段。
经过十几年的“临床研究”，齐国的外科郎中们已经可以简单处理普通体表创伤，至于腿断手折的治疗治愈率在80％以上，就是比棘手的截肢手术，也能将治愈率控制在40％左右。
当然，这个数据没法跟后世现代医学所能比的，但对于同时代的欧洲，却是一个惊人的成就。
在这个时期，欧洲还没有正式的外科医学和外科医生。从中世纪开始，所谓的外科医生几乎全都是由理发师来担任的。
没错，中世纪时期的Tony老师们多才多艺，承接从剃须、剃头到拔牙、放血、开刀等一系列业务。那个时期，用双手接触血液被认为是低贱的事情。而可以提供医疗的神职人员身份高贵，绝不会自降身份为病人做手术。所以给人开刀的活计，就落到了一专多能的Tony老师身上。
原因也很简单，理发师在日常工作时就使用剃刀，无需另外添置手术刀具。同时还会因为失误割破顾客头皮而见血，反正都已经沾了血，那也无所谓多沾一点。理发店门口的红蓝白三色旋转灯也是由此而来，红色、蓝色和白色分别代表动脉、静脉和纱布。
虽然在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社会摆脱了神权的桎梏，人们也不再认为生病了要找神父去祷告，而是觉得应该找专业的医生，内科医生也从神职人员里分离开来。但限于当时外科医学水平低，治疗效果不好，过程又极其痛苦，外科还是被认为是一种体力活，从事外科手术的人也不被认为是医生，而是被称为理发手术师。
那个时期进行的手术，是没有任何麻药的。能安静忍受刮骨疗毒疼痛的猛人毕竟是少数派，绝大多数的人在清醒着被手术刀切割，病人都会因为剧烈的疼痛而挣扎。因此当时的西方外科医生都需要配备几个身强力壮的助手负责按住患者，并用束缚带固定患者的肢体，两种措施并行来避免患者逃下手术台。
最后唯一称得上可行的措施，就是长痛不如短痛，尽量加快手术的速度，缩短疼痛的时间。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西方外科医生都是超级快手，现代医生要是一个月做200台手术都已经让人惊叹，而当时的外科牛人，法国外科医生多米尼克·让·拉尔雷一天就能搞定200台截肢手术。这样的速度当然不是如今手术的慢工出细活，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手起刀落，然后止血包扎，五分钟搞定一条腿，两分钟斩掉一只胳膊。
速度太快，失误也是难免的，有起著名的手术事故就是手速太快惹的祸。英国“名医”罗伯特·李斯顿在动手术时，由于刀砍得太快，跟病人一条腿同时被卸下的还有助手的几根手指。最后病人跟助手双双因为术后并发症死亡，观看的一名医生被手术场景吓得心脏病发当场去世。一台手术，一个患者，最后死了三个人，死亡率高达300％，至今无出其右。
粗暴的外科处理方式，荒唐到发指的治疗手段，使得外科手术的死亡率普遍接近二分之一。而俄罗斯轮盘赌这种危险的赌命游戏，每开一枪也不过是有六分之一的几率被子弹击中而已，比做手术安全多了。
当然，齐国的外科医学虽然有“高人”指点，创建和发展了许多远超这个时代的医学理念和研究方向，但其中却隐藏无数不能言表的“科学研究”实例。这些“研究实例”中，无疑是由无数的“奉献者”生命为代价，将齐国的医学事业推到一个较高的纬度。
“院判大人，在大兴（今澳洲布里斯班市）筹办的东南大学堂拟邀你去组织创建医学分堂，算算日子，要快逾期了，你该立即启程前往了。”一名医官见彭大正一脸疲惫地靠在马车座椅上，小心地提醒道。
“午后那场手术过程，你等可看仔细了？”彭大正仍旧闭着眼睛，没有回答那名医官的问话，反而轻声说着那场阑尾炎手术。
“……看仔细了。”马车上几名郎中点头说道。
“回去后，将我操作的每一个步骤全部写下来。然后仔细比对修订，存入医馆档案，以为此类病症标准治疗方程。”
“是，院判大人。”
“东南大学堂……”彭大正笑了笑，“想不到，咱们这些郎中，也能创办学说，于那大学堂之中，跟诸多文教科学一道成为高级学问，更是要为我齐国培养正式的医科执业郎中。”
“我齐国重文教，倡科学，培养各类人才。”一名助理郎中笑着说道：“我们医科，自然也在文教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