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但是，亩税改革，折中了这种坏处。
甚至于折中之后，哪怕资本下乡、粮价压低，也让很多自耕农直观地感觉到，日子比以前好过了。
以前，税、赋、加派、按县纳税、乡绅避税、劳役、漕米、损耗、火耗，一圈一圈又一圈。
现在，真正的一条鞭了，统一征收固定土地税。
一正一反，加上刘钰引导的资本织布机下乡，使得这场对小农经济的瓦解，单单就苏南地区来说，还真不酸痛。
当然，从正月份到四月，上海城中，几乎每天都有饿死的、或者冻死的人。
而码头工作的时间周期性，又使得械斗经常、死人确实不少。
也当然，从废运河开始，再到扬州、淮安衰败，死的人几万是有了。
起义、反抗、镇压、屠杀、流放、遣送，这都是有数可查的。
而那些因为城市衰败而默默死去的人，不知凡几。
号称八十万人口的淮安，从废运河开始，再到盐政改革完成，十年时间，人口激降到了七万人。
任何一个城市，忽然之间急速的人口暴跌，都意味着无数的苦难。
值得高兴的，便是从去年开始，剧烈的动荡结束了。
在刘钰的残酷镇压；以及先织后纺的政策引导；还有就是靠着东北、朝鲜、日本、南洋、欧洲的市场和经济附庸；以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的盐业利润的帮助下，挺过来了。
二十余年的准备，外加东北南洋这两大泄压阀，以及前朝留下的淮南盐不聊生的遗产，两场至关重要的对外战争，外加军改之后的军事镇压，总算是堪堪让江苏半省的转型，没有痛入骨髓。
孟松麓即便看不透这么多，但也知道，从去年开始，混乱渐渐平息了，这确实是能亲身感受到的。
至于生活水平，以自耕农来看，生活水平肯定是比之前提升的了。
廉价的豆饼，至少让苏南百姓吃的鱼、吃的肉的数量增加了。
让孟松麓评价整场改革，肯定是不好评价。
但对权哲身提出的对大兴土木、大干工程的看法，孟松麓还是很容易给出了答案。
而他给出的答案，恰恰是权哲身不能理解的。
朝鲜国的人，自以为自己是小中华。
但真正的中华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这个自以为“小中华”的国家，截然不同。
整场改革中，至关重要的“徭役”部分，改革的基础，恰恰是商品经济发展，旧体系的瓦解。
而权哲身的老师李星湖那么痛苦、开创实学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李星湖在汉城周边亲眼目睹了旧土地制度的瓦解、土地买卖、商品经济的出现。
就以明初的苏南手工业发展为例。
因为明初的税收制度征收实物税，使得一些地方用东西，来苏南换取棉布、丝绸。
这促进了苏南官营手工业的瓦解、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最终经过明末织工一波又一波的起义和反抗，到大顺这已经基本实行了包买制。
除了一些特殊的衣服，比如龙袍之类的玩意，仍旧还需要专业的官营工匠。
此之外，经过前朝末年的织工抗争，官营手工业和匠户制已经全部瓦解。
朝鲜国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处在一个类似于明初到明中期的阶段，甚至还不如。在土地制度上，甚至可能要倒退回唐中期。
税收制度的改革，促进了朝鲜国的私营手工业发展；商品经济的出现，又催生了土地买卖；土地买卖，导致了贫富快速分化，自耕农阶层全面佃农化。
才堪堪走到这一步，而且也完全没有明中期开始的白银疯狂内流的情形——倒是原本有一点机会，做中日之间的二道贩子。然而刘钰伐日伤害最大的不是日本，而是朝鲜，使得朝鲜的贵金属直接空了，货币全面被大顺纸币占领。
这是朝鲜国此时要面对的问题。
所以，李瀷、权哲身等人，就算使劲儿往前跑、思想比别人都快，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最多也就想到明晚期全面反动回明初的那一步而已。
经济基础在这摆着，人的思想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想着往回退，才是脑子有问题的。
所以历史上星湖左派最终选择了拥抱基督教，试图全面倒退，因为他们最处在最痛苦的“苦于旧制度瓦解、但旧制度又瓦解的不够”的阶段。
这个阶段才是思想界最难受的时候，而且几乎全世界在这个阶段，都会让“往回退”的想法成为主流。
而且应该说，在这个阶段，经济学意义上最反动的一群人恰恰是真心最爱惜百姓、同情百姓疾苦的一群好人。
大顺则是继承了明晚期的经济基础、又往前正常走了八十年、又被刘钰拽着大步跃进了二十余年。
同时大顺也继承了明末思想家的诸多想法，是在那些思潮的基础上展开且发展的。
两国的经济基础，从正常时间线上，差了三百年呢。
三百年前，刘钰的改革，必然失败；一百年前，明末的主流思潮都是经济反动回明初，反对白银货币、反对一条鞭法、反对税收货币化，那时候搞刘钰这样的改革，死得更快。
苏南官营手工业开始瓦解、私营手工业发展、土地私有制重新成为主流压倒官田的时候，土木堡才开打。
朝鲜国现在才走到这一步，反动回溯的思潮占主流，几乎是必然的。
不出现贫富差距、不出现土地兼并、不出现工商业发展，募役法有个卵用？没有那么多“穷且自由”的劳动力，修运河不征劳役怎么修？
没有低价到伤农地步的粮食，又怎么让这些穷且自由的劳动力不至饿死揭竿而起？
低价到伤农地步的粮食，又怎么可能不让农村原本的经济体系瓦解，大量的佃农跑路城市，成为“穷且自由”的劳动力？
所以，简单的修运河。
两边完全是鸡同鸭讲。
在默认各自的经济基础为基本的条件下，孟松麓是根本无法和权哲身讲明白这些运河到底是怎么修的、又为什么会不伤百姓。
权哲身理解不了，因为孟松麓默认权哲身明白此时江苏的经济基础、土地制度、税收制度。
第796章 工业革命（十三）
如果朝鲜国是自发走到这一步的，其实权哲身和孟松麓倒也不至于弄成鸡同鸭讲，根本讲不通的程度。
大顺这边的改革派，或者叫托古改制的复古派儒生，对正常发展出现的种种问题，是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痕迹去理解的。
也就是说，即便孟松麓说的东西，权哲身不懂；但权哲身苦闷的思索，孟松麓能懂，因为曾经经历过，至少也能从天朝这边的史书上读到。
可偏偏，大顺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工业革命，摧毁了朝鲜国正常的、自发的历史进程。
朝鲜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尤其是苏南纺织业革命和仁川开埠之后，对朝鲜国士大夫聚集区汉城周边农村的冲击，是被外部力量催动的。
这些东西，孟松麓是无法切身感受的，也是不可能从史书中找到类似案例的。
他就算翻遍史书，也在过去找不到“本国手工业被外部力量冲击”的故事啊。
和东北的情况看着有些像，但又完全不一样。
大顺对东北的开发过程，是资本直接从零开始的塑造。东北之前即便有移民，但因为气候、环境、土地等因素，男耕女织小农经济都脆弱无比，资本一冲即破。
朝鲜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旧制度很坚固，从李成桂到现在已经数百年了。
东北算是平地起高楼；朝鲜国则属于是城中村改造。
以朝鲜的实物税来做例子，就可以很明显地理解朝鲜国和大顺之间的巨大不同。
比如朝鲜国的军布，其实就是一种实物税。
农兵合一制，转为常备军制，肯定得加税。
要养兵。
养兵得穿衣。
穿衣得用布。
布得靠交税。
不服兵役就交税、纳布。
根据黄宗羲定律可知，因为这玩意儿是按照人头收的，必然导致大量的底层选择投效贵族士大夫去逃税；以及贵族士大夫必然隐匿人口。和明朝的投效、诡寄问题都一个道理，然后这些税都压在了社会中坚力量的良丁头上。
然后，必然社会矛盾激增。
再然后，旁边就是个宗主国庞然大物，农民起义推翻是不可能的。
那么，就只能是自发尝试改革。
改革嘛，经济情况就是这样，改来改去无非就那几样。
摊丁入亩。
摊亩入丁。
士绅贵族优免。
士绅一体纳粮。
基本上就是这四种玩意儿，排列组合、拆分重构。
和明末的思想家类似，朝鲜那边的儒生，也是针对这四种排列组合，给出了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
有把税按照人头均摊在每个人头上的口钱法。
有要求“士绅”一体纳粮的户布法。
有摊丁入亩的结布法。
还有诸多类似的这种排列拆分组合的设想。
改来改去，也就那么回事。
如果，没有大顺入场、没有釜山租借、仁川开埠、苏南轻工业革命自织机下乡，之后的演化路线是非常容易推理的。
大家都要缴纳军布。
必然催生家庭手工业的发展。
我善于织布，我就织布，然后大家都需要缴纳布匹作为税赋，肯定会有人拿东西来和我的布进行交换。
交换的增加，促进了商品经济。
这里面，即便没有金银货币，也不是说就完全不行。本质上和刘钰在苏南进行的全面税收货币化改革是一样的——朝廷不收粮食，所以才会逼着每个人把粮食卖了换成货币，这是最快的推广货币的办法，只要底层还没有抗税起义的能力。
朝鲜的布，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作为货币和商品两种属性。
如同大明的白银，从商品变为货币一样。
商品、交换、市场的发展。
下一步就是农村旧制度瓦解、贫富分化、土地兼并、货物商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