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但宋之前，还有唐、汉、先秦、孟，一直到最原始的六经、孔、以及三代之治。
这里面，包括大顺降衍圣公为奉祀侯；将儒庙里孔子的地位从师圣二位一体往下拉了一格，也算是源于大顺立永嘉永康学派学问。
因为，按照那一派的思想，孔子是“述道”，而不是创道。
道，在三代，在尧舜禹，在商汤文武周公。
孔夫子只是将早已经存在的“道”，记录、叙述出来。
而这么一搞，也就给了那些想要搞死刘钰的恶政隐派，一个巨大的操作空间。
即便不提他们想要搞死刘钰的捧杀手段，只说单纯的学问问题，管仲就是大顺儒学“退到哪”这个问题的一个象征性人物。
而且，之前挂在奉祀侯府前的那块“披发左衽”的羞辱匾额，也是因管仲而引发的感叹。
如何评价管仲，其实就可以直接影射这些年刘钰的改革。
孔子对管仲的评价，还是相当高的。
甚至给了一个“如其仁！如其仁！”的评价。
孔子一般不会轻易给人“仁”的评价，纵观当时，得到这个评价的人真就不多。
而孟子，对管仲的态度，应该说是相当低的。
公孙丑就问过孟子，说先生如果在齐国掌权，能取得晏子、管仲那样的功绩吗？
孟子颇为不屑，认为拿管仲和他比是对他的侮辱。齐国人口那么多、土地那么大，真要是他上去的话，以王道而统天下，“由反手尔”。这么好的基础，管仲又干了那么久，也没体现啥能力啊，谁上谁都行。
关于管仲的评价，对于那些反对刘钰的儒生而言，一部分……指的是不是处心积虑想要捧杀刘钰的、比较低级的反对刘钰的儒生，这里面的意思，一样可以用在刘钰，或者用在大顺身上。
这么多的人口。
这么强的国力。
就不过是败罗刹、收西域、征倭国、下南洋这点小功劳而已。
若是用王道的话，统一天下，易如反掌。这哪里是功劳？
这分明体现了刘钰等改革派的无能。
这种隐喻，是比较低级的。
对刘钰的伤害，几乎是零。
皇帝根本不在意，反而不过觉得这些人也就是怀才不遇、发发牢骚，大顺也确实该反思一下怎么解决生员太多、举人太少、官缺更少的录取比例太低的问题。
怀才不遇，自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也很正常，无需在意他们的评价。
当然，这种评价本身，也是大顺的官方儒学“破而未立”的体现。
因为本身来说，当年孔子和孟子怎么评价管仲，就是后世南宋时候，永嘉学派和朱熹关于道统的争论。
陈亮评价汉武帝、唐太宗，并且认为他们传承了道统。
朱熹认为，他们没有传承道统，因为他们的出发点是利不是义、是邪不是正。
类比于过去。
就是孔子认为，管仲虽然这样、虽然那样，但是保护了诸夏免变夷狄、九合诸侯使得百姓免于战火，如其仁！如其仁！
而孟子认为，管仲的出发点是霸道，不是王道，所以管仲很一般。
其实就是一回事。
也难怪为什么叶适等人，包括儒家文化圈里的外国人，如太宰春台等，都觉得孟子是异端。
再往深里说。
这就是大顺立永嘉永康学派的功利派，与理学派关于“仁”的争论。
管仲认为的仁，是什么？
当然，《管子》肯定不是管仲写的，是稷下学宫那边搞得，很明显是掺杂了诸子百家的一些解读。
【彼欲利，我利之，人谓我仁】
拿这一次盐政改革的淮南废盐问题来说。
扬州儒生说的仁，源于“克己复礼为仁”，是要让盐户子承父业永远当盐户，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做法是仁。
而刘钰是“因为盐户想要怎么样的利，我达到了盐户对生活的向往，所以我仁”。
往宋时永嘉学派和朱熹的争论来看。
就是陈亮认为，老百姓渴望安定的生活，不想被异族屠杀，不想人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这是老百姓想要的利。而唐宗汉武做到了，仁在功上体现，所以唐宗汉武传承了道统。
朱熹认为，仁义、王道是有标准的。甲乙丙丁午己庚辛这几项，一一列出来，符合的就是王道，王道方可谓之仁，否则就是霸道。所以汉唐时候，道统其实已经丢失了。
当然这里面就又绕回到针对管仲的评价上了。孔子评价管仲，是否可以理解为，管仲的功绩体现了仁？
但显然，陈亮这一套说法是无法成为主流的。
也所以，叶适才会在其后，疯狂地打补丁：虽然讲功利，但还是要克己复礼为仁，要符合王道的功业，才是儒家的功利、有益的功利。而要是走偏了，那就是霸道的功利，比如穷兵黩武之类，这就不行了。
是以到了此时，拿着管仲说事，其实延续的，还是这一套东西。
无非孔孟评价的是管仲，陈朱论的是汉唐，而如今大顺自比又没法直接拿汉唐隐喻遂又绕回了管仲。
真正想让刘钰死的捧杀派，搞杀得这一套其实非常容易理解。
管仲背后是齐桓公。但齐桓公能力就很一般，因为主流认为阿斗其实就是齐桓公模板。
隐喻之下，大顺这些年取得的武功、兴盛，到底是管仲的功劳呢？还是齐桓公的功劳呢？
后代人们会怎么评价齐桓公？又怎么评价管夷吾？
如果没有管仲，齐桓公就是个昏君啊，最后死了身体都招蛆了，都没人安葬啊。
管仲搞工商之利、鱼盐之利，嘿嘿，后世只会记得管仲，可不会觉得这里面是齐桓公的功劳呢。
这就是捧杀一派的险恶之处。
因为，若搞政治隐喻，把刘钰比作阉宦，其实就是给刘钰挠痒痒。
皇帝会在意吗？皇帝反而觉得，阉宦是自己人，大顺不能有阉宦，搞个阉宦也不错嘛。
若搞政治隐喻，把刘钰比作权臣，其实也是给刘钰挠痒痒。
皇帝会在意吗？皇帝会觉得，权臣？他刘守常也配？诸葛武侯那样的政由其出，才算权臣；或者手里捏着兵权的，也堪堪算是权臣。就这样的得罪了一群人，手里连个兵权都没捏着的人，也配叫权臣？分明是宠臣嘛，当皇帝的不至于连权臣和宠臣都分不清。只要皇帝想让刘钰死，当天就能死的人，是不配叫权臣的。
而只有拿管仲搞隐喻，才是真正有威胁力的杀招。
第783章 破立之困（四）
这种捧杀式的政治隐喻之外，刘钰对于这场儒学争论的态度，则是完全的置身事外。
一来他水平有限，根本没资格掺和这件事。
二来就算他有，他也不敢。
大顺皇权，不允许有个位极人臣的人，有“道统”。
因为大顺皇权怕三样东西。
造反的李自成。
解经的王莽。
军权的赵匡胤。
而刘钰本身对儒学的理解就远远不足，水平极低。
他把希望寄托在经济基础的改变之下，有大儒站出来解经。
至于他自己，则是用很标准的解构法。
拆掉儒学的体系，或者说他本来不懂儒学的体系。
寻章摘句。
断章取义。
拿出来一句话，来做政策的合法性解读。
至于说儒学道统、学派、孔孟、宋儒这些东西，他是“他们的话对我有利的，我就拿来用”。
属于是把一个完整的、成体系的儒学，搞成了“名人名言”了。
故而关于孟子的争论，他基本上是站在认为孔孟一家的角度去解读的。
比如，土地税改革问题。
反对他改革的人，认为刘钰搞的税率过高了，一点不仁义。算下来，其实平均税率接近10%了。相对于前朝的三十税一，这简直是暴政啊。
而刘钰就引用了孟子的名人名言。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刘钰就直接搬出来孟子说事。
说三十税一，是标准的夷狄做派，是夷狄那种几乎不会行政管理、没有完整管制、中央政府几乎不管民生官僚的夷狄风气。
夷狄，五谷不生，没有城郭要营造、没有宫室要维护、没有宗庙要祭祀。也没有百官、有司。
对地方几乎是不管不问的状态，有了灾荒也不救济、出了问题也不管理，所以才能取二十税一。
所以，孟子说，税率过低的，就可以算作夷狄了。只是夷狄的程度是深还是浅的区别。
顾炎武说：元入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
难道，蒙元不是夷狄吗？所以，低税率，就是夷狄的陋习。
因为夷狄根本不懂得如何有效地管理一个国家，不知道政府要管理基层，不知道要抚恤民众，不知道要修缮黄河，不知道要赈济百姓，不知道要有一整套的行政体系来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转。
值此大争之世，西洋人若英圭黎人，已经跳出了夷狄的范畴，税率基本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4%，甚至于在土地税上，更是收入一磅而税四先令，行五一税；法兰西国只能把税收到国民生产总值的7%，所以法兰西国人口数倍土地数倍却不能占据全面的上风。
本朝如果不想做夷狄，就要加税。
朝廷有钱，才能够修缮水利、赈济灾荒、保养军队、平衡财富、开办学校、保护小民。
只有把税收上来，才能摆脱蒙元以来，所残留的夷狄恶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