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但来一个会几何的，就是耶稣会传教士；来一个会代数的，还是耶稣会传教士；来一个懂弟谷开普勒体系的，更是大中华教区的副会长……
这怎么说？怎么想？想反天主教，要不要反这些？
一旦不绑定，这个热衷于颜李实学的人，接受了“东西方皆准的学问就不分东西方，而陡斯这东西不是东西方皆准的”说法之后，立刻觉得有了方向。
松江府日益繁华，程廷祚与吴敬梓在大顺下南洋之后，相约游历了松江府。
而这次游历，也是两人日后分歧的开始。
程廷祚看到的松江府，是万物竟发、人皆谈实、农工商百家之学各放异彩，各有用处。人之欲，人伦日用、饮食男女、趋利避害、乐生恶死，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只能顺势用之，加以节制即可。但如一人饿的久了，在其猛吃的时候，说节制是无意义的……所见之处，一片勃勃生机。
而吴敬梓看到的松江府，是人皆求利、狂躁不安、以钱为尊、以利为上、铜臭之气尽掩道德。投机倒把、囤货居奇，以不劳而获食其股息为荣，各色人等行色匆匆，皆为钱而往来。为争家产、股权，衙门官司判断终日不绝；众人所论之事，或今日豆价期货如何、或昨日贸易得息几许……所闻之处，尽是群魔乱舞。
两个都已经四十多岁的人，自此产生了不同的想法。
程廷祚想要从头开始，从新学学堂开始，学习那些新学学问，通晓地理天文算数几何物理化学，知天下之大道，而融周公孔孟之学，兴泛爱之世。
吴敬梓则想要写一本《商贾外史》，尽刺讽新时代的诸多魔幻。
如果说，这只是两人分歧的开端，那么最多算是眼中所见之物的区别。真正让两人走向绝交的，则是“大义”、“小义”之争，也就是所谓的“道相同？道不同？”
起因恰正是盐政改革。
两个人都支持改革，但在盐商的问题上，两人出现了分歧。
吴敬梓说，当年自己穷困的时候，盐商二话没说，就给了二百两银子，不等自己开口，免得自己难堪。
再想想自己年轻时候，亲族争夺家产、破败之后受尽白眼、被亲戚躲着。对比一下盐商的态度，当真是感慨万千。
春秋之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以士待我，我必以士报之！
当时赶的也巧，当年在日本的时候，刘钰就劝史世用说，回来后找个枪手，将他在日本的一些见闻写成故事书，也好叫天下人知东洋故事。
免得写个《说岳全传》，那些外国，整个儿一中原批了层古怪名字的皮，金兀术简直快成儒将了。或者写个南洋小说，那南洋诸国，完全看不出和中原有任何区别。
因着史世用的书，再一个就是日本儒生和大顺儒生的交流，程朱理学和古儒学派的争端，种种。
这里面，就因一件旧事，引发了诸多讨论。
那件旧事，就是“赤穗事件”。
其实就一春秋战国时代，士为主家复仇的事儿。
有人说，此真春秋遗风，战国士尚存于扶桑。古之道义，本朝失之久矣。
天子失礼，求诸于野。
而有人则用刘钰的那一套理论，给予了全面的批判。
当然，不是道义上的批判，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批判——春秋战国养士之风，在于分封制，在于对土地的全面控制。离开主人，这些士是活不了的，只能依附主人生存。
如今，最像分封制的，就是盐政那一套。
信陵君孟尝君等，都有自己的封地、田产，那些士都要依附他们生存。
而盐商手里拿着盐引，父子继承，新人无法入行，盐引永世不易，这和封地又有什么区别？
只有分封制，才能养士，才有所谓武士精神。
盐商现在养了一堆幕僚、门客、清客、豢养儒生，为其鼓吹，和蓄养门客有什么区别？无非是那些儒生还有别的路可走，可以科举可以干别的，而不像那些武士家主一灭再无原本的好日子。
是以孟尝君失势的时候，一众门客全都跑路了，这正体现了天朝在向前走——它把士人的义等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打算的冰水之中。它用公开的、直接的、露骨的那一套，代替了由幻想和道义掩盖的那一套。
欲求赤穗之士，必要废郡县而复分封，保证人不能随意流动、保证士都在家主的分封下生活不能跳槽，则其所谓的士之精神自现。
此正兴公所谓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试问天下，谁欲废郡县而回封建？
程廷祚当时看完，就觉得看到了一个新世界，当即就拿着这套东西怼了自己的好友吴敬梓。
然后就争论起来了什么是大义、什么是小义。
如果大义和小义发生了冲突，该怎么办？
什么是大仁、什么是小仁？
如果大仁和小仁发生了冲突，该怎么办？
有句话讲，叫不经人苦，莫劝人善。
两个人所经历的生活，也算是早早为两人的分歧埋下了伏笔。
程廷祚小时候家里穷，父亲靠卖字为生，当然肯定不是穷措大那种写字，而是中高端的那种，养活他读书。他接触了颜李之学后，又因此被后来的岳父赏识，因为其岳父也认为“圣贤者贵于致用！虚谈性命，惫神章句有何用哉”？不但因此得了老婆，而且岳父一家人从不嫌他穷，鼎力支持。街坊里邻，也多喜爱，遂自小产生了“泛爱，不独爱其亲”的思想。
吴敬梓小时候家里富，他爹为了多继承家产，自小把他过继给了长房。从小生长的环境，那就是“兄友弟恭”、“父慈子孝”，为了家产恨不得一家人互相屠杀。他老婆被家里的人逼死，他的那些同族的哥哥弟弟恨不能除之后后快。家道中落，受尽了别人白眼——就这家庭，应该说，很难产生“泛爱”、“兼爱”之类的想法的，连父兄都没让人感受到爱，还去爱别人？
程廷祚人如其名，作的厉害。从接触了颜李之学开始，就狂喷各路学说。但其又因喜好实学，是以农、史、兵、河渠、天文、地理“莫不穷委探源”，以至于虽狂妄至极，但江南名士亦多与之结交。
吴敬梓则是家道中落，受尽人间冷暖，遂开始迷恋小说，有钱就看小说、看戏剧、沉迷虚幻世界不能自拔。越是自小缺爱，越要大大方方，广交朋友，热情好客，获得缺失的爱的代偿。虽靠着当年科举的功底，以及自身的天赋，文章做得不错，但终究兴趣不在那，更多的在琢磨怎么写小说。
程廷祚本就很出名，结果那首二十年前写的《忧西夷篇》，伴随着大顺下南洋、伐日本、禁天主，更是被当世赞叹为“二十年之远见、江南儒林膺服”——如果原本的历史，这叫一百二十年之远见。他说不想科举，岳父说，行，科举干啥呀？爱干啥干啥，学点有用的实学学问，或者自己在家注书也行嘛。
吴敬梓呢，则是在经历家产之变后，一度穷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自己的亲爹，自小把自己过继给别人为了多分家产；自己的兄弟姊妹，为了家产大打出手，逼死了自己老婆。那些自己有钱时候广为结交的朋友，这时候都没影了。
在这种情况下，盐商的那二百两银子，那二百两他没开口、且盐商给了圆他面子主动给的二百两银子，到底有多沉重呢？
这真是很难说清楚的。
程廷祚问他：你支持盐改吗？
吴敬梓说支持。
那你还要帮盐商吗？
吴敬梓说要帮。
因为，那是我自小学的“义”。
那是我讽刺世间百态而所追寻的东西。我不想变成被我讽刺的那种人。
于是程廷祚割了袍子，迈步走进了松江府的新学学堂；吴敬梓则转身离开，独自一人来到扬州府。
第669章 名与实
来到扬州之后，郑玉绪没有叫下人打发二三十两银子，而是亲自出宅来迎，打消了吴敬梓内心最后的一点纠结。
现在郑玉绪最关心的正是盐政改革的问题，但吴敬梓却没有直接和郑玉绪说盐政的事，而是讲到了大顺当年的那场科举改革。
“郑兄还记得当年的那场科举改革吧？传闻那场科举改革影响了很多人，兴国公手底下的首席幕僚康仲贤，就是因为那场科举改革最终放弃科举的。”
“之前有人谈，取士之法，培养不出真君子，都是些寻章摘句之徒。遂要以选君子的方式，选拔人才。”
“甚至极端者，提出务要通六艺、晓六经。要知五礼、六乐、五射、五驭、六书、九数；要晓《易》、《书》、《诗》、《礼》、《乐》、《春秋》；要涉墨、道、阴阳；要通史、汉、三国、唐宋；要考实务；要论局势……”
“如郑兄这样的家庭，到底是喜欢八股文章选拔呢？还是如后面这种诗书礼义都要考的选拔呢？”
这个问题，看似和盐政改革没有任何关系。
郑玉绪也不明白吴敬梓要说什么，想了想，笑道：“对我们这等家庭而言，自还是后面那种更好一些。”
“平民百姓之家，读书尚且不易，又岂能驾车、骑马，再读四史、论大势呢？”
“反倒是固定格式的八股文章，每年竟有平民百姓出头。是以最后国朝仍旧保留了八股格式，却扩大了选题范围。”
吴敬梓点头道：“其时要求改回八股的大臣，就说，如此前选材，不过【以科举之名、行孝廉之事】。”
“那八股文章，着实是好东西。”
“这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
“我略有些文名，也正是束发时候，八股文练出来的。这八股的好处，便是固定格式，选材有限，使得平民百姓出身，亦有与那家学渊源之辈相争的机会。”
“世间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回顾本朝当年科举改革之事，再想今日的盐政改革，郑兄还不明白该怎么办吗？”
“这次盐政改革，已经不可不改了。”
“今日不改，明日还会有人提。明日不改，后日还会有人提。”
“改，方能堵住天下悠悠之口。”
“孝廉就是好，谁这么提，谁傻。”
“以科举之名、行孝廉之事，这才是郑兄要发力之处！”
“如果当时科举继续搞君子模式的选拔，天下人会不会觉得不好呢？比起商鞅变法之前，王侯将相的确有种，是不是依旧看上去是公平的呢？”
郑玉绪哎呦一声，似乎明白了什么，忙道：“是公平的。科举嘛，就是公平的。你没钱学骑马、没钱学弹琴、没钱去读阴阳史汉、没人脉去了解朝廷政策，那是你没本事、你家没本事。规矩就摆在这，又不是按照出身门第来选的，这有什么不公平呢？”
吴敬梓见郑玉绪已经有了眉目，点头道：“我欲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如今盐政之法，天下汹汹，皆以为要改。但要改的最大的民意，就在于郑兄等大承包商，手里的盐引是父死子继的。这是王侯将相、的确有种。”
“但是，郑兄可以想想，钱父死子继，天下人会觉得不对吗？”
“盐引，到底是钱？还是权？”
“王侯将相，的确有种，这会让天下反感。但豪商家产，其子仍有万贯家财，天下人会反对吧？”
“把权，变成钱；从明，变成暗。”
“用我之将讲的故事，那便是废弃举孝廉之法，乃天下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废弃举孝廉行科举，科举怎么考，却是可以做到‘以科举之名、行孝廉之事’。”
“类比于盐政，则是‘以票盐之法、行纲盐之事’。改而不改、变而不变。由原本的权力，变为更公平的银钱；由原本的因为你姓郑，变为因为你有多少钱方可入场做此行。”
“如此，天下无话可说。之前是他不姓郑，所以没资格入场；可现在，赵钱孙李周武郑王，谁都能入场，只要你有白银。这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以盐纲论，郑兄你和那些散商的区别，就是你姓郑，而那些散商不姓郑。”
“以票盐论，郑兄想想你和他们的区别在哪？”
这简单的几句话，正提点到了关键处。
“以票盐之名、行纲盐之实？若如以科举之名、行孝廉之实？”
郑玉绪仔细体会着这两句话，越品越是品出其中滋味无穷。
听吴敬梓这么一问，恍然道：“若以白银公平论，我与他们的区别，在于我有白银百万，而他们只有三千五千？”
吴敬梓拍手道：“着！只要画出一条线，家产十万方可从事盐业，那么这就叫‘以票盐之名、行纲盐之实’。”
“郑兄还是把持盐业，只是把持的原因，由郑兄姓郑，继承了父辈祖辈的盐窝；变为了郑兄有钱，够到了从事盐业的资格线。”
“直接对抗改革，殊为不智。不如借力化之，另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