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而且，大顺现在的棉种，纤维太短，也不适合搞初步机械化，还需要一个大规模的棉种替代，至少也得打到朱元璋推广棉花种植的地步。
不过，这里面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极大地促进大顺的海外扩张。
印度产棉花，一旦大顺江南的纺织业继续发展，对印度的拓张也就有了一个新阶层的支持。
现在皇帝听了刘钰的蛊惑，试图对印度动手的原因，和贸易、原材料这些都没有关系。
而是看上了印度的土地税和人头税，加之觉得印度现在是各节度使乱战的时候，三五千人就能拿下不小的地方，派人去收税，一年如何不等于多个河南省的税？
如果有这种新阶层的支持，并且这些新兴阶层的力量逐渐壮大，对印度方向的扩张也就更容易人亡政不惜。
如果能够保证印度的棉花运回国内，再用包买制、分包制，分散到各家各户女人那纺纱成线，这倒是可以慢慢瓦解江南地区的小农经济，而且不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区别就是，原本是纺纱、织布，都自己干。自给自足之余，拿出剩余的去售卖，贴补家用。
现在，则是纺纱不机械化，留给小农为活；而织布先一步早期机械化，让这里的手工业工厂，升级为真正的工厂。
水力或者蒸汽动力的织布机，做起来肯定比精纺机容易。
纺织两道工序，织更容易机械化一些。
略微盘算了一下，只要拿到印度的棉产区，或者用瓦解印度原有经济体系的方法愣生生搞出一个棉产区，将印度棉运回国内，纺纱保持手工业维系小农暂时不起义、织布机械化以出口为导向，照现在这个架势，似也有搞头。
这里面，苦的是谁？
苦的，还是现在这个给机户打工的织工。一旦机械出现，手工业技术的价值就会急剧下降，给更低的工资，爱干不干，不干换人。
以后世来比喻。
现在给机户打工的织工，是程序员，不是大街上随便抓个人就能做的；而一旦织布机械化，织工就成了工地搬砖的了，只要有手就能干。
就如同后世最能理解中世纪行会制度的，是科研界一样。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
上一次苏州府织工大罢工，齐行叫歇，虽然官府也出面处置了。
但织工也算是赢了一半，最起码工资上涨了、每年春秋还有酒钱、年节还有福利。因为他们有技术，这活儿不是随便谁都能干的。
等到初步机械化之后，只怕就那么容易了，要么搞出纠察队谁当工贼先干死谁保证齐心；要么就只能是爱干干、不爱干滚了。
所以此事的关键，还是要分化瓦解。
先搞织工，纺纱为生的不会站出来说话，因为他们纺而不织；再搞纺工，搓棉的不会站出来说话，因为他们搓而不纺、而织工已经被搞掉了……
靠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方式，在手工业者全面受到机器冲击之前，一个个搞掉。
将起义和反抗分成各个波次，分批打掉。这应该会比全面冲击要容易一些。
想到这里，刘钰便道：“虽暂时无有纺纱快上几倍的手段，可要说这织布能快上一些的手段，甚至比飞梭更快的手段，倒还真有。而且似乎也不需要巧手，寻常人也能做得。”
“只是朝廷顾虑，如此一来，恐夺小民之业，是以未曾放出。但以你之见，若真有了能加快织布数倍的机器，这松江府的机户，有多少肯买的？”
那妇人想了想，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说。
好半天，刘钰见她欲言又止，便道：“你只管说。”
“回君侯，这让织布快上几倍、又不需要巧手的机器，若真有，我们当然是想用的。可终究还是要看朝廷对‘齐行叫歇’的态度。若是朝廷不管，我等还真不敢用。只说这新的飞梭改造后的织机，便引出了一些事端。若是又快几倍且不需好手，只怕事更严重。若是朝廷要管，我等如何不敢用？”
刘钰点点头，也明白这些新型阶层的顾虑。
这是大顺一直以来的行政风格。虽然之前处理的都是地主和农民的问题，可这种风格还是让这些新型阶层有些恐惧。
大顺建国时候，确实妥协了。但妥协，不是全面的投降，在一些事上，还是做了做的。
最起码，当年江南的奴兵、瑞金的田兵，他们后来都是入了大顺的伙。
就算是喊出了保天下的口号，和江南士绅达成了妥协，不至于搞出来均田免粮这种让太祖皇帝死在九宫山的口号了，可终究也只是妥协而不是投降。
虽然办的不彻底，可大顺在前期的政策，确确实实是偏向于小农的。
只不过，因为明末的战乱，大量的人口死亡、大量的土地无主，缓解了矛盾，适当偏向一下也不会闹出大乱子就是。
真要是换了个传统的“青天大老爷”，地主和农民的事，自是偏向农民；可也一样，雇工和雇主的事，也会偏向雇工。
苏州府的齐行叫歇事件，和动力机械的织布机可能引发的事件，可绝不是一回事。
而且前者处置的，机户一方，还是织工一方，其实都觉得朝廷做的不好。
因为机户希望，彻底禁绝不说，还不应该答应织工的条件；而织工则希望，朝廷不但为他们撑腰，让机户答应他们的条件，还应该予以支持。
但大顺是个地主和农民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对新兴阶层的矛盾只能采取和稀泥的方式——大顺的统治阶层，既不是机户，也不是机工。
这就使得作为新兴基层一面的机户，担心将来真要是搞出了机器，闹出了诸如砸机器之类的事端，朝廷依旧和稀泥，那可真不敢用了。
商人不是士绅。
在天朝，可以名正言顺地说出“与士大夫治天下”这样的话，这也是政治正确的、不能被攻讦的。
可要是说，与“商贾机户治天下，而非与小民织工治天下”这样的话，这就是绝对政治错误的，会被攻讦死的。
这一点，刘钰是不能明着表态，说什么你们只管干，将来真要是有人捣毁机器，我负责武装镇压之类的话。
但若不给一个明确的态度，这些人恐怕也会多有顾虑。
伴随着松江府工商业的发展，这里面产生了许多的矛盾。
就如同粮价问题，这是地主农民，与资本家雇工这两个时代团体的矛盾。
而齐行叫歇朝廷态度问题，又是资本家和雇工这两个新兴阶层“内部”的矛盾。
松江府机户们想知道，以后面对这些新矛盾，朝廷向着谁？
第489章 憧憬（上）
既是朝廷大员，在朝廷将来向着谁这个问题上，可就不敢轻易说话表态。
客观上，以绝对理性的视角去看此事，真要是有闹事砸机器的，肯定是要从严从重的。
甚至直接出动驻军也在考虑之中。
既然可以预见初步工业化的矛盾，那么就应该知道，这些矛盾最好是拆开了、揉碎了、分化了、瓦解了，一点点解决。
一旦矛盾堆在一起，解决起来就难了。
只不过，一方面出于大顺小农经济的政治正确，有些话刘钰不能说；另一方面，有些话一旦说出口，必然变味。
譬如他本来只想要镇压卢德运动，但是结果地方官直接搞永禁叫歇，严惩不贷，显然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明知道这些工厂主想要什么，刘钰思索许久，还是给出了一个看似讲道理、实则模棱两可的回答。
“朝廷做事，向来都是有迹可循。”
“既有《大顺律》，便按照《大顺律》来办。”
“若是《大顺律》上没有的，尚且还有春秋、论语，以作决狱之用。教法高于律法。”
“若是连春秋、论语上都没有记载的事……譬如这新机器的使用，雇工反对等，这也有迹可循。”
“雇工和雇主的事，之前少见。但地主和佃户的时候，历来颇多。”
“那我且问你，以圣朝之得天下，若有佃户反抗，而乞减租，圣朝会如何做？”
“代之以雇工、雇主，雇工请求为计件工资、亦或春秋时候多给一些酒钱、亦或做工要有米贴，这与刚说的地主佃户事有何区别？”
“竟难不成，圣朝要学东虏，前朝末年于江南，士绅竟有赞东虏‘仗义’者，如今更有思慕东虏者；奴兵起义，竟是士绅请东虏出兵镇压箪食壶浆以迎蛮夷？”
这话，正是工厂主们担忧的来源。
他们虽然不懂小农经济是帝国的基础这个道理，也不懂大顺这样的末期封建王朝至少在理论上要行抑兼并的手段。
但是，他们知道大顺一些地方官的风格。
贪官还好，清官肯定是略微偏向于底层的。
正以为刘钰这是替着朝廷表达了态度，妇人刚想说若如此，新机器他们真不敢用的时候。
刘钰又道：“但另一种情况，也得考虑。”
“譬如这地主家里，乃用牛马牲口，佐以耧车耕犁。原本要将土地分出百余收租，如今却只养二三十雇工。于是被迫退佃之人，竟蜂拥而起，砸毁耧车耕犁、杀灭牛马驴骡……这便又不一样了。”
“你们可明白了其中区别？”
他讲了这么多，其实若在后世，只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以生产力是否进步为准绳。
但这时候，除了他身边的那些人、以及他带出来的学生军官等多少能够明白外，这里的人如何能够理解这个评判标准？
毕竟，这还是个春秋决狱的时代。春秋里，没写一句“人均生产力是否发展是衡量对错的重要标准”，这就难说清楚。
这样举例一讲，不管是身边的松江府尹，还是机户妇人，大约也都听明白了其中的区别。
不能一刀切，但基层最爱干的就是一刀切，所以只能说成这种模棱两可的程度，并未说的太详细。
可又不能不说。
政策终究还是要来地方官执行的，至少地方官得清楚，哪怕不明白其中的内核，也该知道表象：面临将来可能产生的新矛盾，应该秉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判决。
说罢，目光扫过松江府尹，似在询问他听懂了没有。
“鲸侯所言，实在让下官茅塞顿开，如拨云见日。”
“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乃至万物。这松江府工商业发展所出现的新情况，之前都不曾见过，若以过去经验来判决，着实难办。然而圣人可从万物衍而生道，以万物归三、三归于二、二归于一、一归于道。一法通，万法通。可寻常人只能看到万物，非得知道万物都该怎么解决，才知道怎么解决，就像是知道羊肉怎么做，但给他块猪肉，这就不会做了，非得把猪肉该怎么做也告诉他才会。”
“下官寻常人等，中人之姿，若说先明道而做事，实无此等本事。但鲸侯所言之道，下官也能小窥一二了。”
松江府尹如此说着，心里却也只是半懂不懂。隐约觉得好像抓住了刘钰说的重点，但要总结出来全部的道理，却又难，一时间说不清楚。
只觉得，无非是说，若是机器取代了人，与民争利，这要向着机器；但若是机户压榨太重乃至于机工齐行叫歇，似又秉持大顺抑兼并、重小农的态度。
这其中的分寸，实难把握。
加之这松江府确确实实有很多大顺律、或者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事情，以过去的经验很难得出完全正确的处置方法。
就像是苏州府的齐行叫歇事件。
《大顺律》承《大明律》，《大明律》在制定的时候，怎么可能会考虑全行业罢工这样的事？
时代发展，会出现很多新问题。制定法律的人，不是先知，不是圣人，怎么可能在数百年前，就制定下怎么应对全行业罢工的对应法律？
在这个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时代的松江府，这种“前所未有之事”，着实很考验地方官的水平。
松江府尹没有什么主义，也没有和刘钰类似的发展生产力的三观，他只是觉得刘钰现在皇恩正隆，松江府又是皇帝的金库，一旦出现那些前所未有之事，既是要看自己处置的手段，也要看处置的方法是否符合上面的意思。
刘钰见他说的似有几分道理，心道你要是真能理解这其中的“道”，便简单了。
只怕你也就是这么说说，还是要听人说猪该怎么杀才知道怎么杀，下次遇到羊就懵圈不会了。
一旁的机户夫妇，听的也是半头雾水，好像是听明白了一点，又好像啥也没听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