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要么就是西洋诸国。
想要杜绝本朝的威胁，那就需要一支海军。
有了海军，不去经营南洋，那岂不是等于有沃土有农具有良种而不去种植吗？
这引出了第二个问题，东边是有威胁的。
两个问题引完，又先把问题绕回到了钱上。
若以广东为汉唐长安，商品往来，胡人杂居，贸易兴盛，那么南洋就应该是安西都护府。
坐在家里就能收钱，当然好。
可刘钰下面又附了一张图表，用从传教士那里收集来的种种物价，告诉众人，坐在家里收钱，钱都被二道贩子挣走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才能赚大钱。
以《货殖列传》所言：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
罗刹人走旱路，万里之遥来这边贩茶叶和大黄，可以知道这里面的利润到底有多大。
汉唐时候，大食、大夏等国，都是富庶无比，西洋人尚且蛮荒，也没钱，所以汉唐时候西域贸易可以赚钱，有利可图。
但现在大食等国穷的叮当响，西欧各国如今金银遍地，所以作为类比，直接与西洋人贸易的南洋，才是汉唐西域的经济地位。
同时，安南等地，自赵佗时候起，与国朝一直分分合合。前朝打过一次，很快又放弃了，雨林遍布，行军困难。
安南狭长，如果有一支海军，运兵或者沿海登陆，水运机动支援，若将来国朝富足，安南有变，安南完全可以收复。
安南、暹罗等地，又都是产米地。若有一支海军，就可以随时运米，沿海一线不会出现饥荒，又能缓解江南日益增加的米价。
海军和把南洋作为西域经营，又是一体两面。
若航海强，则可以绕开二道贩子，直接把丝绸、瓷器等，运送到西洋诸国，获取更高的利润，足以支付开拓边疆的耗费。
若海军强，则无论日本还是西洋诸国，想要在东面威胁，都不会奏效。
日本国再有野心，若海军不胜，也就无从再有万历援朝事。
西洋人纵有野心，其国四万里之外，国朝的海军不需要和西洋诸国并起称雄，只需要能打的赢西洋诸国在南洋的势力，就足以控制。
看上去西洋人在南洋的势力很大，如吕宋、巴达维亚、满剌加等曾经的藩属国，都已被西洋人控制。
然而西洋人之间彼此也有矛盾，这些矛盾是可以利用的。
且如吕宋、巴达维亚等地，汉人移民也多，又被西洋人操控，挑唆与当地人的矛盾。
这些移民屡受欺压，一旦国朝海军势大，则立刻就是一支“归义军”。
西洋人的经验是可以借用的，筑城、统治，既然西洋人相隔万里，不过三五千兵就可以控制吕宋等地，而国朝出海移民极多，吕宋二三十万、巴达维亚十五六万，又为什么不能控制当地呢？
和兰国控制着香料，每年获利百万，如果能够控制南洋的香料，国朝便能得利百万。
若能远洋至欧罗巴，则生丝、茶叶、瓷器等，也可以盈利四五百万。
本朝商贾，坐地收钱，故而无心也无能力前往欧罗巴，若能转运到欧罗巴贩卖，这也不是与民争利。
看上去水师赔钱，但实际上一旦控制了南洋，就如同汉唐控制了西域，财富增多，年税百万，贸易千万。
况且，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那么下南洋求生这种事，也就不是国朝所用担忧的了。
只要海军强大，那些人就不能学赵佗，实力不允许，而且想要反叛得有钱、有势力。
下南洋求生而有钱的，必然又都是和丝绸茶叶等贸易息息相关的，他们也不断然不会用反叛来断绝自己的财路。
南洋的移民，若是没有国朝在背后支持，很容易被当地人数众多的土著屠戮，所以那里的移民必然是心向国朝的。
人心所向，再有水师威胁，即便有野心勃勃之辈想要效仿赵佗，那也是徒增笑耳。
从钱、贸易、外部威胁这三个角度论述完后，后续的内容则是一个更大的暴论。
自古观之，朝代兴亡，都是二三百年之数。
何以如此，是因为人口滋生，而土地不加增，朝代末期又有严重的兼并事。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有治标者，有治本者。
治标者，抑制兼并，但这也只是早死晚死的区别。
治本者，发展实学，增加产量，同时广泛移民，效周封建之智，移民南洋、奴儿干，减小人地矛盾。
控制了南洋，增加了国库收入，朝廷就能养一支强大陆军。
即便有民变，也能弹压。
控制了南洋、奴儿干等地，又可以效仿宋朝制度。
一旦有灾，固然要赈灾，又应把灾民中的青壮招入厢军，送到奴儿干、南洋等地。
既可以开拓南洋、奴儿干。
另则，把青壮都招收走了，就算有人带头起义，只剩下些老弱，也成不得事。
初始移民，青壮为主。老弱……有钱就赈，没钱……这是血淋淋的残酷事实而已。
随着移民越来越多，移民的成本也逐渐降低，初始可能还需要编入厢军官方移民。
等到逐渐开拓之后，过不下去后自发的移民也会越来越多，又能多续命几年。
南洋又一年三熟，基本上不太可能饿死。
本身又多产稻米，控制了南洋，就等于控制了粮食，水师也能够沿着海路运粮，还可以慢慢淘汰运河，节省出一笔巨大的开销，同时也减少了江淮民众的负担。
陕、晋等地，垦殖蒙古；河北、山东入辽东；河南、山东远走奴儿干；江南则去南洋。
同时西洋人一直传闻，在南洋以南，尚有一处肥美之地。按照地理学去推算，那里四季分明，只是冬夏和国朝相反，广阔不下万里。若能控制南洋，日后那里也可以安置百万人；但若不能控制南洋，日后那里定是西洋人的。
以上种种，是故将南洋为国朝西域，可得汉唐西域财货之利；可得周分封拓土之势；可缓江南粮米日贵之忧；可解兼并流民作乱之危；可防万里海疆敌袭之患……
第130章 以霸道、兴王道
策论一贯以之，都是只说大略，少谈具体。
重论点而轻论据，更不会有详实清晰的数据。
刘钰的这一篇策论在形式上没有太过惊骇，大体还是延续着之前的套路。
只是这内容，实在叫在场的人难以评价。
没有一句仁义之言、更无半句德政。
连王霸夹杂都算不上，从头到尾都是霸道。
久久的沉默，皇帝不说话，也没人愿意率先发表自己的意见。
刘钰的这篇策论，分明是说收复西域根本没资格自比汉唐，只能算是前朝设立了辽东都司罢了。
李淦之前被刘钰的一番惊人之语吓唬过了一次，已经有了足够的抵抗力。
只是连他都没想到，刘钰的这篇策论会这么写。
上一次刘钰是从《公羊》的三世之说，谈到了天下已经不复是宋明之前的天下概念了。
这一次则直接用白银问题的实例，和古籍经典一点都没关系的地方，直接阐明了他的观点：国朝的天下观，该变一变了，天下是整个地球，而不再是曾经的东亚了。
若天下的概念变了，那么大顺也就不再是天朝了，而是这个没有天子登基的天下中的一个诸侯罢了。
既为诸侯，自当用霸道。至少，诸侯争霸的时候，无人用儒。
好在大顺官方用的儒学是事功学派，讲究王霸并用，这若是放在前朝定然是难以接受的。
李淦知道他是要先做声表态的，便道：“朕读《三国》，见武侯行事，偶有所悟。”
“史称武侯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此实申商之术也，不纯用德政。”
“然武侯治蜀，邦域之内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所谓有仁德之心，而用申商之术。”
“本朝王霸并用，若论起来，就是以霸道、行王道。这和武侯治蜀的道理是一样的。”
“行霸道，是为了兴王道。”
他先定了个基调，拿出来诸葛武侯，扯虎皮做大旗。武侯这面大旗足够大，若想反喷，就得先论证武侯是奸贼，谁敢这么论谁就是作死。可武侯又确确实实治蜀的时候用的霸道，而非王道。
虽然李淦心里想的是要用霸道，可总要用王道做个幌子。
即便用了永嘉永康的浙东学派为正统学问，可怎么说也是儒学的范畴。义利之辨不是墨家那一套纯粹的功利，而是必须要把利藏在义的大旗之下。
北儒一派的加平章事对此也是认同，便顺着皇帝的话道：“臣以为，陛下所言‘以霸道、兴王道’正是正途。”
“如宋时朱熹评王荆公：意欲富国强兵，然后行礼义；不知未富强，人才风俗已先坏了！而王荆公以必先富国强兵，然后可行礼义。这其中的区别，便是用霸道而兴王道？还是内圣而外王？”
“朱熹所谓‘须是自闺门衽席之微，积累到熏蒸洋溢，天下无一民一物不被其化’，其言听起来似乎有理，可细想来，却是空谈的学问。”
“教化自然是要教化的，但需得内无战祸、外敌降服。否则正教化着呢，金兵到了汴梁城、东虏攻到青州府，难道要用教化退敌吗？以策论所言，我朝断还没到可以安然教化的时候。”
“天子者，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如今这天下周寰八万里，陛下居于中国，教化四夷，此昭昭天命也！”
“非以霸道不可为之。然陛下本心，还是为了兴王道。霸道不过术尔，亦是武侯有仁德之心而用申商之术意。”
“是以这篇策论，虽少仁德，却可用其术。论及见识，又的确给人启发，虽不言醍醐灌顶，但亦可算有所得。”
“况且，科举以王道、武德宫以霸道，王霸并用，此太宗遗训。臣以为，这篇策论，倒可算作史论之魁首。”
大顺既用事功之学，又小范围内复三舍法，这王安石的评价在官方层面上，是比之前几乎快要与秦桧并列的程度正面了许多。
北派儒学在反理学之外，也有很大程度受了王安石新学的影响。
策论多篇，第一论的史论外，便是有制之兵的兵法策、内外轻重的政策论。
一共三篇，既有了第一篇的例子，众人也都看过了后面的，相较于第一篇来说，虽然观点依旧犀利、破题点依旧偏锋，但总算没有第一篇那么大的争议。
所有的争议都在第一篇，北派儒学的平章事在大局上还是看的清的。
本身他们又有“复古井田”的想法，虽然这是个不可能达成的愿望，可是策论后面关于移民减少人地矛盾的说法，正说到了关键处。
见识过北方流民遍地的景象，也知道那是一种怎样恐怖的破坏力。如果官方能够支持移民，他们也是支持的。
况且如果真的能够不加赋而国用足，那又何乐而不为？
反正开拓南洋，和北方的关系并不是很大，民众几乎不会增加负担，又可以有钱支持移民。
北方经济远远落后于东南，如果能够拿出一条新的财路支持北方移民计划，的确是一件好事。
再者策论只不过是策论，又不是国策，也未必是说国家就要这么做。也不是科举策论，要讲文采讲经义，霸道太多，亦非不可取。
皇帝既然已经表态说，要兴王道，必要先用霸道，这等于是为今后的争论铺了一条路。
选郎官本就是以皇帝的意愿为上，这是皇帝的直属力量，平章事们也就是提提意见，参谋一下，并无最终的决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