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半只青蛙
“狂战士”，这是战后英国参战军人给对手打出的评价。
英国人对布尔什维克那一套理论的理解比别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深，他们在宣传上攻击对手时，就很爱用这是一支“宗教式狂热的军队”。
虽然英国政府这么“宗教式军队”攻击对手，但实则心里充满了酸溜溜的味道，他们心里也很想建立一支类似的军队。
著名的“英奸”丘吉尔在曾在战争期间说过一句很无耻的话：在最后一个印度人死光之前，大英帝国都不会与德国和谈。
印度有两亿人口，由印度征召的殖民地军队是英国陆军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是印度阿三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南亚次大陆这片大陆的民风实在太不够尚武了，根本就不是“战斗的民族”——如果足够尚武，就不至于几千年的历史，只要异族打进来，总能轻易地征服他们，谁都可过来上他们。
英国政府最大的梦想就是，只要从这两亿人口中征得的士兵，能拥有廓尔喀的士兵一样的作战意志，那日不落帝国的太阳就永远不落。廓尔喀人，是印度人中战斗力最强的民族，由该族征得的士兵战斗意志很让英国人满意，唯一遗憾的是该族的人口不多，能征得的兵源有限。
除了廓尔喀人外，印度这儿的其他民族，其战斗力普遍可以用战五渣来形容。以至于一年战争中，在面对中苏两家的东西围攻中，英国空有两亿兵源的殖民地和主场优势，却无力组织起强力的军队对抗。
阿尔托利娅出现后，英国人想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
英国官方的一个“奇思妙想”就是，借助阿尔托利娅的“神使”，组建一支“宗教化”的殖民地军队。这支军队以阿尔托利娅为崇拜对象，打着圣战的名义为其而战，这种被宗教洗脑的军队，作战意志不成问题，是极好用的炮灰。
在埃及传教成功后，阿尔托利娅于1944年七月来到印度，以神使的身份开始在这里传教，英国政府想通过她，改变印度人不堪入目的作战意志，从而建立起一支狂热的宗教型军队，作为替英国人在各地战场上充当维护其殖民地利益的炮灰。
第471章 荣誉布列塔尼亚人和圣战士
哈里生于印度中部安得拉邦一个名叫瓦里维杜的小村庄，该村有200多户人家。这些人家被一堵墙从中隔开，这堵墙虽然不是很高，也不是很整齐，但它发挥着当年“柏林墙”的作用。墙左右半公里都是空地，作为墙两边人们交往的“缓冲地带”。住在墙南边的人家属于高种姓“婆罗门”，住在墙北边的人家属于“贱民”。哈里博士就出生在墙北边。
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把人分为四个不同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社会地位最高，从事文化教育和祭祀；刹帝利为第二种姓，从事行政管理和打仗；吠舍为第三种姓，经营商业贸易；首陀罗为第四种姓，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被高种姓当作奴隶来用。
四大种姓之外，还有很多印度人，他们连成为首陀罗的资格都没有，这些人被称做“阿丘得”，意思是不可接触的贱民。他们被认为是不洁的，谁要是接触了他们，即便是接触了他们的身影，谁便会受到玷污。最好连想都不要想，一想，脑子便被污染了。
在英属印度，贱民的总数约占人口比例的百分十五，在印度，贱民宁愿叫自己为“达利特”，意思是受压迫的人。
哈里从小就极其痛恨印度罪恶的种姓制度，由于种姓是世袭的，从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天起，哈里便注定是一个贱民。他从小耳闻目睹达利特人遭受的社会压迫。高种姓的人之所以让他们住在北边，是因为风经常从南向北刮，河里的水也是从南往北流，这样高种姓的人就感觉自己的生活环境不会被污染。
“村子里的一切资源，包括土地和水，都属于高种姓家族，我们达利特人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无尽的屈辱。”
达利特人能做的只是扫大街、扫厕所和处理动物尸体。不洁的工作更加重了人们对达利特人不洁的印象，高种姓人躲避达利特人就像躲避瘟疫一样。他们不能去村里的寺庙祈祷，也不能到公共水井去挑水。不仅如此，为了与高种姓人保持距离，他们还要在口里含一个口哨，不断吹着，提醒他们及早躲避，另外还要在屁股上绑一片很大的能拖到地面的棕榈树叶，及时清扫走过的脚印。
对于印度的“达利特人”来说，“消灭一切剥削压迫制度”的马列毛革命理论，简直就是他们量身订作的。
当社会主义革命通过苏联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英属印度渗透时，和军队一起送过来的，还有打碎旧社会旧秩序的革命思想。
比起来自北方的红色军队，英国人害怕的是红色思想在印度漫延，尤其是“贱民”中间漫延。
所以1941年停战后，英国人和当地的印度中上层联起手来，拼命地抑制“红色思想”在印度底层漫延，甚至不惜动用了军警、地方宗族势力以及绞刑架。
而在阿尔托利娅出现后，英国官方的一个“奇思妙想”就是，借助阿尔托利娅的“神使”，组建一支“宗教化”的殖民地军队。这支军队以阿尔托利娅为崇拜对象，打着圣战的名义为其而战，这种被宗教洗脑的军队，作战意志不成问题，是极好用的炮灰。
在埃及传教成功后，阿尔托利娅于1944年七月来到印度，以神使的身份开始在这里传教，英国政府想通过她，改变印度人不堪入目的作战意志，从而建立起一支狂热的宗教型军队，作为替英国人在各地战场上充当维护其殖民地利益的炮灰。
而英国人引入军队的宗教，自然就是英国的国教。
历史上，英国人虽然早早地把印度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19世纪初基督教传教活动增加，然而，如同其他非印度教的宗教一样，基督教在印度亦受到主流宗教的敌视和排斥。
过去的两百年时间里，印度人用蹩脚的英语这样描述基督教在印度的传播过程：基督教是恶魔的宗教，基督徒大量饮酒，做过很多坏事，基督徒是毁灭的同义词。
早期的基督传播是受到印度中上层极大的抵制，唯有底层走投无路的人，比如贱民，首陀罗，才会去信奉基督教。而基督教的两个分支，天主教在传教时，为了获得当地上层的支持，不惜将自己“印教教”化，在穿着饮食甚至生活习惯和宗教仪式上都模仿当地的印度教，甚至自称为西方的婆罗门。不仅如此，他们还延续了当地印度教的各类陋习，比如童婚、萨提制等等，最关键的是，不同种姓的信徒在不同的教堂祈祷，吃不同的圣餐，甚至在不同的井水里洗手等等，简直可以称之为披着基督皮的婆罗门。
而新教，包括英国的国教，在这一点上要比天主教进步得多。他们直接向印度人宣传“人人生而平等”，反对种姓制度，认为他是非人道罪恶的制度，由此得到了印度下层人民的支持，甚至还因此推动了印度教自身的改革。
不过英国国教在印度传教虽然获得一定的成功，官方也以默许和暗中支持态度鼓励其在印度传播，但其影响力，主要也维持在印度地区沿海一代的较发达城市，并未过多的深入内陆。
主要原因一是印度内陆较为落后，当地土邦王公和土著宗教力量对这种侵犯自己利益的宗教本能地抵制，二是官方也担心引发不必要的宗教冲突，影响英国对印度的统制力度。加上过去历史上印度人因为子弹涂牛油猪脂和信仰冲突的原因，发生大规模的兵变起义，英国官方对宗教问题引发的再次兵变心有余悸，所以这方面也采取了相对消极的“中立”态度。
1940欧洲战争结束后，印度地区的分离势力再次抬头，虽然英国政府靠着鼓吹“布尔什维克威胁论”暂时压制住了蠢蠢欲动的当地土邦王公。但是英国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在印度问题上必须进行新的变革，否则这颗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迟早会失去。
怎么个变革法？
过去的几年里，英国人想出各种手段，但效果都不能让人满意，直到阿尔托利娅出现，他们通过在埃及“试验”成功后，决定使用阿尔托利娅提出来的激进的方案——那就是加大英国国教在印度，尤其是印度在下层的传播力度。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解决印度问题的首要关键。”
吸收了林汉部分知识的阿尔托利娅，毫不客气地从林汉的“认知”里，拿出她所需要的观点出来，写了一篇名为《印度现阶段各阶级分析》的文章，交给了英国首相。
“印度有五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以及贱民。”
“婆罗门、刹帝利是印度各个土邦王公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和各地的土邦势力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印度的国大党，社民党，一堆的各式各样的党派，这些党派不过这些人推出来，和大英帝国讨价还价的代言人罢了。”
“国大党，社民党这些印度党派，对印度独立是什么态度，婆罗门、刹帝利这个种姓，骨子就是什么态度。”
“这两个族群，表面上好象依附于大英帝国，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大英帝国的朋友。国大党、社民党这些叫嚷印独的人，是站出来当坏人的，而他们背后的土邦王公、波罗门刹帝利的高种姓人士，假装不吱声，中立，实则在背后提供资金支持，不过是拳击场上偏帮被收买的裁判。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好象提拉克和甘地不同一样，一个激进，一个缓和，但骨子都是印独分子，二者没有什么区别。”
“虽然知道这些人很不老实，但我们要维持自己在印度的利益，还是必须通过这些两面三刀阴险小人进行。我们在不得不和他们合作的同时，心里也须打起十二分的警惕。而针对他们的政策，我的意见是三分安抚，三分无视，三分打击。”
“吠舍、首陀罗，印度底层，这个阶层的印度人，大多数是文盲，满脑子浑浑噩噩，印独、自由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远没有把他们的地位提升成刹帝利和波罗门更有吸引力。而这个阶层的印度，占了印度人口的近三分二之强。”
“吠舍、首陀罗想要的，我们大英帝国可以给他们。而印度的土邦王公这些波罗门出身的人，却不可能给他们。甘地、尼赫鲁要搞印独，只要吠舍和首陀罗不支持，光靠只有少数的婆罗门和刹帝利上窜下跳，是没有用的。”
……
“至于印度的贱民，这个位于印度种族制度中最底层的阶级，过去我们一直无视了他们，但实际上，这个阶级改变自己阶级地位的欲望，比印度的任何一个阶级都强烈。谁能给他们希望，他们就会支持谁。”
……
在阿尔托利娅交给英国首相的意见书里，阿尔托利娅的态度是拉拢印度下层的三个阶级，即吠舍、首陀罗以及贱民，而对上层的波罗门和刹帝利进行“适当”地打击。
她的意见过去百年里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政策：支持印度上层，通过上层吸中下层的血完全是大相径庭。
不过在看完了阿尔托利娅的详细说明计划书后，艾德礼觉得有价值，于是拿到英国高层中间进行秘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