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半只青蛙
“印修”的这种革命不彻底，做事做一半的作法，后果就是在国外制造出大量敌对者的同时，在国内也保留了大量的隐患。
表面上看，通过不完全的土改和法律上废除种姓制度，印共是获得了底层的极大支持。但是，有一点不要忘记了，一个政权政府的构架，需要大量的知识份子去填充空位。
但这个时候的印共，根本找不出足够多的党员去填充基层组织，而他们的势力基本盘，最底层的印度平民，由于文化层次太低，也根本无法担任这个职责——其实这个问题，历史上的新中国在建国之前，由于前三年常凯申政权崩溃得太快，在解放全中国的过程中，红色政权同样也同面临着一下子无法拿出足够多的党员干部控制基层和各个要害部门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主席的统一战线就是针对这个情况而采取的措施，接收了不少前政权的遗留人士。
但是，新中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也是建立在首先进行彻底地土改，在对最底层人民进行完全地解放，是先把根基打实了，方才实施了这样的“妥协”。而后的二十年，更是将大量教育资源放在最底民的人民身上，义务教育，清除文盲，开启明智，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就是这样，还是发生了许多问题，才有了建国后的一系列运动。
而这样的问题，同样也出现在苏联身上过。苏联建国之初，一开始就是残酷的内战，虽然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在控制各地时，同样也面临着干部数量严重不足的问题，不得不启用了大批前沙俄的旧官员、军官来解决问题。到斯大林时期时，这种妥协带来的负面影响已非常地严重。
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钢铁大叔斯大林的作法就是大清洗。
大清洗开始时，苏联已经建国十几年了，新一代的年青干部已经培养出来，斯大林手上已拥有了可以替换旧体制人员的预备军。斯大林以俄罗斯人特有的粗暴手段，强行将最初苏联政体上长歪的部分硬生生地砸碎、重塑，粗暴地解决地了这个问题。
——当然，苏联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大量无辜的人在这过程中受到误伤，短期内国力严重下降，新上手的年青干部经验不足无法适合岗位，并给后来的纳粹德国以可趁之机，导致苏德战争前期的惨败等等。而斯大林过于粗暴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埋下的最大的后患，就是生前结仇无数，死后被人清算。
清算者为了收买人心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大作好人，不分黑白地将大清洗中一堆无辜的和有罪的统统平反，重新纳回体制中——要知道，这些大清洗受冲击的人，不管有罪无罪，在冲击过程中都变得极度仇恨苏维埃制度，将其纳回体制中，后果就是象吞下毒丸般，为后来苏联的解体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第470章 阿尔托利娅在亚洲
印北政权的问题，比苏联面临的还要严重，而林汉根本不相信，印共的领导人会拥有斯大林这般“钢铁意志”，有这个气魄将整个国家权从上到下清洗一次。
印北这边，土改不彻底，种姓没有从根子上真正废除，民众思想上的解放更是无从谈起，党员素质和质量也很让人抓头。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政权将来一定会出大问题。
对于印共在建国后走上“修正主义妥协道路”的现状，林汉是这么说服中国的同志放弃继续强力干涉印度的“革命”进程的。
有时候，人民确实是健忘的。人类最大教训就是，他们总是好了伤疤忘记了痛，要吃两茬苦才会想起从前的好，过一段时间伤口好了后，又会再次忘记，如此循环，永无休止。
但是，一个从人间重新跌回地狱的印北共和国，不但可以让当地的印度人怀念解放军在时的各种好处，也同样有利于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前英属印度人”，在看到自己“亲戚”的现状后，永远对新中国感恩——有对比才会记得好，我那个时空，后来内蒙古的蒙古族同胞在看到蒙古国的现状后，就非常明白这个道理。
1941年后，发生在印东北和巴基斯坦的事，英国人很快就通过两地逃亡过来的上层人士知晓了。
虽然在林汉的眼里，现在的印北共和国，不过是一个“印修”，苏联人在巴基斯坦进行的变革，也是问题多多。但是从“向下比”的“比烂”的角度来说，这个印修还是比英属印度的其他地方，要“进步”太多了。
1942年后，中国发行的《人民日报》，头版上登出一篇文章，很准确地说出了英属印度的现状。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亚洲上空徘徊。英属印度的一切势力，英国殖民者，土邦首脑，以及所谓的高种姓人士，甚至是印度国内从前那些追求独立的反殖民主义政党，现在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英属印度的“东北七姐妹中”，唯二没有被解放的特里普拉邦和米佐拉姆邦，由于和印北共和国相邻，接触较多，受到的影响也最大。
在新中国看来，印共控制下的印北共和国的“革命”很不彻底，甚至可以打上“印修”的标记。但在这些还停留在半奴隶半封建时代的印度土邦首领眼中，已经是令人恐惧的的“魔鬼一般”的行为了。至于西边巴基斯坦地区进行的更激进的变革，那就更不必多说了。
不仅是土邦领主看着发生东西两个方向上的变革而颤颤发抖。
印度特色的四大种姓，地位最高的婆罗门和稍次的刹帝利，废除种姓制度，也严重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就算是地位更差一点的吠舍和首陀罗，他们虽然受到波罗门和刹帝利的压迫，但也“享受”着压迫最低层的“贱民”带来的好处福利，对于东西方向正发生的变革，本身也是持怀疑的态度。
至于印度境内一直在闹“独立”，和英国政府不对付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政党，如甘地的国大党，绿教党，社民党之类的政党（注：四十年代时的印度，各种乱七八糟的党派，最高时达到192个之多。），同样也无法接受两地正在发生的变革。
在中苏两家眼里，这些党派，不敢发动群众，不敢依靠工农无产阶级，满脑子都是想着在“上等人”和“富人”、中产、小资中间活动，妄想仅过议会斗争和宗主国的“慈悲”获得解放的党派，本身就是连“修正主义者”都不如的“革命浪漫主义者”。
印度的那所谓的党派，他们的立场、主张、作为，此时套用百年前马大叔写的《共产党宣言》关于“封建社会主义”的文字，就可以将本质揭露得体无完肤。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尊拾取金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百年前马大叔和恩大叔嘲讽欧洲的那些所谓的“贵族革命党”时所用的话，一样可以用在一百多年后，1940后的印度诸多党派身上，无论这些党派的首领是叫甘地还是叫尼赫鲁都不例外，只需将几个关键部分的词汇稍作改动即可：如将贵族替换成“高种姓的革命者”，资产阶级替换成英国殖民政府和土邦首领，僧侣、基督替换印度的各个宗教。
1941年欧洲战争结束后，英属印度的境内，出现的最诡异的现象就是：这里林立的各类党派，一边继续进行“和平闹事”，想要争取印度脱离英国控制独立建国。另一边，这些党派和他们所属的印度上层阶级，却东、西两个方向发生的变革警惕性十足，在打击印共一事上，坚决地站在了英国政府这一边。
“被英国人殖民，那是失去尊严和少量钱财的问题。（反正可以从底层身上再刮回来）被布尔什维克解放，那就是失去所有一切的问题。”
由阶级性属性带来的利益问题，是决定一切党派的政治倾向的关键因素。
在宣传上，英属印度境内的地方高层势力首脑，五花八门的各类党派，已经不再象1940年中苏两家打到印度边境时那般狂热，反而是异常冷静地坚决站在英国殖民政府这边，对着中苏两国大肆指责，指责他们“分裂印度”，无耻的“强盗和流氓”。
1940年后，英国殖民政府加大了对控制区内印共的打击力度，在过这程中，印度国内的许多党派和英国人暗中通气，提供情报，印共在英属印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当然，这些印度的诸多党派，倒也有聪明人，懂得玩两面三刀的把戏。他们和英国人的合作打击印共，不少是偷偷摸摸进行的。象甘地领导的国大党，作为印度最大的党派，他们一方面和英国人暗中联系泄露印共的活动情，另一方面却也偷偷地联系苏联人和中国，而自身在印度表面，却摆出不发一言的伪中立嘴脸。
不过这些党派的两面三刀的嘴脸，很快通过阿尔托利娅传到了林汉这边，然后又传到中方那边。
中方上层本来还存在着一些天真的“国际主义人士”，但在拿到林汉传来的情报，看清了印度这伙人的嘴脸之后，哪怕是再天真的“国际主义人士”，也被刺激得愤怒起来。
印度境内各大分离主义政党的嘴脸和本质，老谋深算的英国人全看在眼里，他们也顺势推波助澜。让人在当地上层中炒作“布尔什维克瘟疫威胁论”，令印度各地的土邦政权因为抗拒和恐惧“赤化”而不敢脱离英国政府的保护。1940年休战之时，受到美国的威胁，加上战争中损失惨重，英国人在印度的控制力一度降低到最低的冰点，但是他们还是撑了过来，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就是印度当地的中层和上层，害怕独立后失去英国的保护，让东边和西边的红色势力入侵变色而失去一切。
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两个矛盾上，印度中上层阶级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个。
一年战争结束后，在阿尔托利娅出现前，英国人为了增强对印度的控制力，打着“反对布什维克化”的旗号，在印度组建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同盟军”。
这支所谓的“反对布尔什维克同盟军”，其本质上，和苏联建国战争时的“白军”差不多，其大部都是由印度各个土邦的头领提供资金，英国人提供武器和军官，组建的目的，就是一旦中苏两家再度对印度发动战争时，就由支同盟军顶到前线去当炮灰。
这是在阿尔托利娅出现前，英国人在战后三年里采取的应对方针。
而阿尔托出现后，意识到其“神使”的身份，通过宗教给印度洗脑的巨大好处后，英国官方开始有了新的想法。
从1935年起，英国人在中国就遭遇了红色中国的士兵。
在那场战争中，英国战败，最后被迫灰溜溜地滚出了中国。战争过程中，那些“红色布尔什维克”在战场的英勇无畏的作战意志，尤其是在舟山群岛上的苦苦坚持了一年游击战，伤亡超过七成却不肯投降，最后以胜利者身份离开的中方游击队员，给英国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