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登万233
在雷德尔陛下的时代,那种老普鲁士风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不止一次需要强调的是,过度的尚武风气和军国主义是会将一个国家带向毁灭的,必须要遏制。
当我转向外交部门之后,又发现了很多事情,普鲁士外交使节们,尤其是老一代使节,几乎每一个都是精神法国人,他们平时交流说法语,写报告用法语,给国王递交月度国际形势分析也是法语。
这样的规矩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形成的,大概整个欧陆都是这样,除了跟英国交流,和其他国家签订的合作协议第一版都要使用法文来签订。
这个情况直到1848年普法战争后才发生了转变,德国的公务部门总算是开始用德语来书写报告和签订协议了,另外那时候我也大量解雇了外交使节团,清除了精法分子。
我想告诉后人的是,没有必要跪在地上,无论面对怎样的对手都不要软弱,更不要产生崇拜敌人,崇拜强者的不良风气,要相信自己可以成为更强者,要以一个勇敢的挑战者心态去面对世界。
想来,在未来的日子里德意志帝国一定会与英国产生激烈的战争,这一点我与陛下,罗恩元帅,老毛奇讨论过很多次,当战争打到一定的焦灼程度,其实拼的是勇气和毅力,很多时候敢打就赢了,不敢打便输了,谁怂谁死就是这个道理。
我不希望后人在面对像如同英国那样的强大对手时产生投降心理。
哦对了,更不要对英国抱有什么奇怪的幻想,雷德尔时代长久的英德友好,可能会给你们这代年轻人造成一种错觉,认为我们与英国的矛盾可以解决,可以谈判。
其实是不可以的,守擂者绝不可能不经一场死战就让出自己的位置,也绝不会因为蝇头小利就走下王座,我们与英国之间是不存在讲和的,打败他们,或者被他们打败。
(4)
自由主义大革命是我俾斯麦一生中最煎熬的时期,那时候真的危险极了。
一天早上,我的仆人告诉我,市民已经开始闹起来了,我立刻乘马车秘密的前往各个广场查看情况,在腓特烈广场我遇到了当时的国民自卫军第一军军长汉斯。
当时,我的身份是被革命的对象,而汉斯依照雷德尔陛下的命令,他作为打入自由派内部的奸细,以自由派保护者的人设活动,我们俩是对立的。
我见到汉斯的时候,汉斯面色冷峻的跟我说,快走,不要在这里待着,这里危险。
汉斯当时是用葡萄牙语说的,因为那些闹事的刁民都没什么文化,不太可能听懂葡萄牙语。
我也用葡萄牙回复了一些情况,我在柏林街头和各个广场,看到自由派闹的事情已经非常大了,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凯瑟琳带领的几千名骑兵恐怕也是镇不住的。
而且陛下的命令不允许我使用血腥镇压,只有等,等陛下从南德战场回来。
在陛下没有回到柏林的那段时间,我遭遇了至少四次刺杀,其中有一次危险到我差点就死了。
刺客的枪口几乎已经对准了我,而我用精妙绝伦的格斗技巧,一顿王八拳把他吓到了,那一枪打歪了,就在他边跑便上下一发子弹的时候,我的护卫们已经将其拿下。
这一次刺杀失败告诉后人怎样的道理啊?
科技的重要性。
当时的手枪非常落后,开过一枪之后需要清理枪膛,重新塞入火药,弹丸,再用棍子捅实,手枪上一发子弹大概需要二十秒左右。
在我老年的时代科技发展已经非常快了,现在的柯尔特手枪比起那时候的杀伤效率要高很多,如果我遭遇这样可以很快连续设计的手枪刺杀,恐怕是活不下来的。
不过,这个年头也不会有人刺杀我了,作为德意志帝国的功勋人物,我在晚年也从铁血宰相的形象转而去多管民生,改善人民的幸福指数,饱受好评。
事实上我所做的一切都在为你们后一辈打基础,正如我的前辈们为普鲁士积累的底蕴,我也要为未来的孩子们准备好底气,我与雷德尔陛下已经竭尽所能的为挑战英国做积累,只是很可惜,我们老了,击败英国的任务没办法亲自上阵,希望后代不要让我们失望。
第六章 21世纪
蓝星,公元2012年,新年。
一场凌冽寒风吹过2011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在全城回响的钟声里,世界进入新一岁。
对于帝国绝大多数子民来说,对于已经开始的2012,大家的期盼与憧憬便是柏林奥运会了,这是帝国第五次承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是柏林这座城市第三次承办。
但对历史学家而言,没有人去关注今年的奥运会。
柏林洪堡大学历史研究院院长斯宾塞教授兴奋的搓搓手,天还未亮他便早早起来了,老伴埋怨他打扰自己的好梦,并不打算给斯宾塞教授做早饭。
即便空着肚子,七十岁的老教授也感觉浑身充满干劲,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吃不吃早饭已经不重要。
今年是雷德尔大帝二百周年诞辰,帝国会举行一系列的纪念典礼,在历史考古学界更是个狂欢时刻,因为今年也是凯瑟琳宫的考古研究解禁日。
凯瑟琳宫坐落于柏林市中心,占地面积有十公顷,是雷德尔大帝生前最长居住时间的行宫,据历史资料表明,大帝成年后极少在霍亨索伦家族的正统皇宫无忧宫停留,而其他几位皇帝基本都是住在无忧宫的。
雷德尔时代是时至今日都令无数德国人追忆和羡慕的黄金年代,不过,多数民众的想法总是肤浅和偏颇的,他们只是在历史课本中学了很少的东西,又听了很多营销号和公知的胡说八道,便认为两百年前的那个时代很好。
斯宾塞教授是当代德国历史学家的泰斗级人物,虽然他从来没有去过19世纪,但通过无数的文献和考古发现,基本可以在脑海中构建出那个世界。
无论大帝是怎样完美的一位君主,他都不可能让19世纪比21世纪还好,法律,社会,科技,民生,医疗,国际环境...
而且历史课本所记载的很多东西并不能实际性的表明那个时代的准确情况。
例如德国历史上著名的俾斯麦社保和工人保护法。
在19世纪的德国,规定12小时工作制,超过12小时算加班要给加班费,但自愿加班不需要给,斯宾塞的个人藏品里就有很多当年底层民众的日记本,确定那时候被迫自愿加班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而2012年的德国施行八小时工作制,超过八小时需要给三倍的加班费,实际上根本没有工人肯加班,那些蓝领贵族到点走人吃喝玩乐去了,老板被虎视眈眈的工会盯着,哪敢做什么强迫加班的事情。
自俾斯麦时代以来,德国处理工人运动的办法就是分化拉拢一棒子一颗糖,糖越给越多,积累到现在已经基本演变成了高福利社会和工人贵族阶级。
工人阶级每年需要缴纳的税务、社保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此换取八小时工作制,周末双休,免费医疗,免费公共交通,免费教育,节假日休息,产假三年夫妻同休工资照发...在缴纳了超过百分之五十的税之后,德国工人每年的平均收入结余依然超过十万欧。
哦,想要享受超高的福利,前提是德国户口,外国人在德国务工,要缴纳同样的税率还没有任何福利,也就是说脏活累活都被外国人干了,德国工人基本上都是中高级工程师和自动化工厂的管理职位。
2012年的德国生活条件,绝对是碾压19世纪德国的,emmm,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斯宾塞教授觉得民众过度吹捧和神化雷德尔时代就太错了。
不过今年也是个好时机,凯瑟琳宫在大帝两百周年诞辰这年解禁,历史学者们可以更好的去探索那段故事。
凯瑟琳宫除了大帝生前的寝宫、办公厅,还有前王室事务处办公室、机要室,另有一部分霍亨索伦家族档案馆和大帝私人藏品馆。
寝宫和办公厅的情况通过历史影像资料,斯宾塞教授很早就已经了解过了。
在寝宫有大帝为凯瑟琳元帅绘画的一张油画,据画家们评价大帝的水平极高,在起居室有钢琴、口风琴和小提琴,大帝的音乐造诣可以通过普鲁士荣耀进行曲一探究竟。
在办公厅有著名画家丢勒的真迹《死神,骑士与魔鬼》,这幅画作经过许多人的手,梅特涅,法皇拿破仑三世都曾短暂的拥有过,最终又回到了大帝的办公室里。
办公厅角落的沙发两侧分别是茶叶柜和红酒柜,大帝喜好东方的茶叶,一生收藏了超过一百种名茶,而红酒柜应该是专为铁血宰相俾斯麦准备的,俾斯麦宰相在回忆录中也说过自己经常去陛下办公室拿酒喝。
今天要解禁的机要室,档案馆和藏品馆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此前的岁月里都一直处于封禁状态,根据雷德尔大帝临终前的遗言,他不希望过早的将一些东西展露出来,所以直到许多年后的今天...
前王室事务处机要室,1834-1880年使用,由时任内阁秘书、副首相弗里曼爵士主管,里面存放了大量的中转文件,包括国会向陛下递交的提案,内阁向陛下提交的报告,各种大臣与陛下谈话的会议记录。
通过对机要室文件的分析,斯宾塞教授可以更加完善对那个时代帝国运作机理的猜想,也能从那些首次解密的文件中弥补过去只能推测的很多历史事件,兴许还能从机要室里发现某些了不得的大事。
霍亨索伦家族档案馆更是重量级,里面存放的是雷德尔时代王室的所有事件记录,和雷德尔大帝本人的日常言行记载,通过分析这些东西,才能知道大帝到底是怎样性格的一个人,去看看他平时如何说话,如何做事。
至于大帝本人的藏品馆,斯宾塞教授觉得应该没啥好看的,里面估计就是些奇珍异宝?应该不是,按照大帝的喜好,藏品馆里可能是各种各样奇怪的科技产品吧。
结果...
藏品馆内的状况令历史考古团队大吃一惊。
由德国政府主办,斯宾塞教授主导的考古团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大帝私人藏品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多重玻璃罩保护的一叠纸。
斯宾塞教授和他的老头子朋友们一起凑过去看,但看不太懂,因为这些泛黄的纸张上字迹很乱,有大量的删改,除了德文,偶尔还整一行法语或者古希腊语。
研究了一段时间,有人试探性的说:“这好像是正义者宣言?卡尔的原稿?”
“怎么可能是正义者宣言,大帝收藏这东西干嘛?而且卡尔的原稿不是在法兰西公社中央博物馆么。”
“公社现存的那份卡尔原稿其实是燕妮抄录的,真正卡尔亲笔写的原稿,或者说草稿,目前还不知道在哪里,或许我们面前的就是。”
事情有些大发,斯宾塞教授又找来了一些语言学家和卡尔的研究学者,经过足足一星期的鉴定,确认,雷德尔大帝藏品中的这一些,正是宣言的最初草稿。
并且在藏品馆的书架格子里,有一大半都是各种各样卡尔的手稿,包括资本论原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原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
大帝的藏品可以让法兰西公社的所有博物馆汗颜,雷德尔大帝所拥有的这些卡尔亲笔原稿的珍贵性已经是无与伦比的程度。
但紧接着问题就来了,雷德尔大帝收藏卡尔的原稿做什么?私生饭吗?
斯宾塞教授表情凝重,因为这更加印证了他的一个猜想。
在德国历史学界有个争执了上百年的著名辩论,雷德尔和林登万到底是不是一个人。
斯宾塞教授是认为是的,他的证据是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回忆录、前财政大臣李斯特的回忆录、海因里希一世皇帝的回忆录和卡尔-弗里德里希全集第19篇。
俾斯麦说过,她、卡尔、陛下是柏林大学法律系的同班同学并且关系要好,还教育后人要看看陛下的著作。
雷德尔摄政王时代的第一位财政大臣,连接德意志之人,提出了德国铁路建设总方针的李斯特回忆说,自己去找陛下的时候,陛下正在忙着写小说,而鸽了自己半个小时。
海因里希一世晚年回忆,自己一直效仿着父亲,在文学上也是如此,但很可惜自己并没有任何的文学天赋。
卡尔-弗里德里希全集中的一些节选内容,评论过大帝年轻时也是个积极向上的进步青年,而且文采斐然。
有当年许多人物的回忆录可以侧面证明,大帝很有可能和林登万是一个人。
但这一说法的反对者也极多,首先没有任何历史资料可以表明两个人是同一个,大帝喜欢写小说是公认的,但至今为止的考古文献,都不知道大帝写的到底是啥小说,可能没发表,可能扑街了没什么影响,不一定写的就是公元系列。
另外,革命导师林登万先生是有许多画像留存于世的,在公元1914,公元1939和公元1991的典藏版本里,分别有林登万先生的青年,中年,老年画像。
拿同一时期的雷德尔大帝画像做对比,差距是有点大的,不太恭敬的评论一下,大帝跟林登万相比太丑了。
至于19世纪名人回忆录的柏林大学也有很多偏差。
首先,回忆录都是各位大佬晚年写的,可能已经老糊涂了,记错了。
其次,历史太过于久远,许多东西无法考证,名人回忆录的内容也不一定是真的。
俾斯麦说:我、卡尔、雷德尔大帝同班同学。
卡尔说:我,俾斯麦,林登万是同班同学。
帝国首任大法官萨维尼说:俾斯麦、雷德尔陛下是自己的学生。
弗里德里希说:卡尔,林登万曾经是同学。
这些并不能证明林登万和雷德尔是同一个人,只能证明,俾斯麦,卡尔,林登万,雷德尔四个人是同班同学。
斯宾塞教授曾经在柏林洪堡大学的历史档案馆里找到了1832届和1833届法学院的新生名单,里面没有俾斯麦,也没卡尔,也没林登万或者雷德尔...
因为这些人都是转学生,并不在直接考取的新生档案里面,柏林大学的转学生手续没有历史资料存留,德国教育相关部门的历史档案馆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了。
如果没有柏林大学的明确证据,就没办法证明林登万和雷德尔是不是同一个人,因为德国历史资料没有这么记载,霍亨索伦家族档案没有,雷德尔大帝一生的言行中也没有说过这方面的事情。
至于其他历史人物的评价的推测都是不能作为确切证据的。
比如俄神宗亚历山大二世的言行记录中,曾经说德皇雷德尔就是谱写公元系列小说的作者。
众所周知,俄神宗是雷德尔大帝的铁粉,正如彼得三世跟腓特烈大帝的关系一样。
俄神宗的话你也能信?他为了吹捧偶像随便套功绩什么,都很有可能。
凯瑟琳宫解禁确实为德国历史学界提供了大量的参考和新发现,比如王朝战争中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具体操作过程,比如雷德尔大帝的个人习惯与性格。
在大帝一生的言行记录文件中有50页缺失,缺失的这部分到底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斯宾塞教授原本对雷德尔大帝性格的推测,应该是那种严肃的,威震八方的,不苟言笑,一举一动总是充满英雄史诗画风。
其实这都是粉丝滤镜。
真实的雷德尔大帝其实是很温和儒雅的人,也很随行,比如大帝设计了一种名为沙滩裤的东西,因为他觉得一般的裤子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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