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登万233
当普烈王开始推动行政改革,延续腓特烈大帝的高效廉洁计划时,柏林市长被选定为计划署主任。
舒尔茨在这时又转而帮助上司去真正的推行国王的策略,填堵了大量普鲁士行政体系疏漏,效仿英国状况建立一套真正现代化的政府。
他和他的上司做的非常好,行政改革一经推行,财政开支中行政支出明显减少,避免了大量浪费和无法追寻的腐败现象。
但舒尔茨依然能够帮助上司敛财,因为堵住了第一层,他在第二层,在普鲁士这样一个原始而蛮荒的地带,成熟体制的老油子便是降维打击,即便那时候舒尔茨是公务员中极其年轻的人,他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其他人都太稚嫩了。
后来柏林市长升任枢密院主司,而舒尔茨也随之成为枢密院顾问,成为普烈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幕僚团之一。
这一时期世界的主旋律由拿破仑大帝奏响,拿破仑一世可谓世界的主角,一切的一切,都围绕着他转动。
在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中,普鲁士王国因历代神君变法逐渐国力强盛,已经在世界舞台有那么一丢丢一席之地,各方都抛来了橄榄枝。
国王向幕僚们征集意见,而舒尔茨借上司之手提出了一个左右逢源好处尽收的方案并且大获成功。
普鲁士在战争中保持中立,收获了希尔德斯海姆和帕德博恩教区、明斯特教区的一部分、库尔美因茨的艾希斯菲尔德、爱尔福特,使得普鲁士王国领土扩大了七分之一,且不费一兵一卒。
国王大喜过望,枢密院主司顿时成为国王身边的红人,权力大大提升,幕后的计划提出者舒尔茨也因此更受上司的青睐。
当时舒尔茨只有25岁,他处于人生的一大巅峰,年轻有为,身居高位,风光无限,放眼世界都没有任何的同龄人可以与之匹敌,他嚣张跋扈的不可一世,他认为自己可以是世界的掌控者,所有人都要被玩弄于股掌之中。
但这份傲慢,很快就让舒尔茨付出了代价。
1805年,拿破仑一世有意继续东进,向普鲁士王国抛来橄榄枝,只要普鲁士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保持中立,便能收获整个汉诺威王国,不费一兵一卒将领土扩大一倍,岂不美哉?
普烈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并不相信拿破仑大帝的承诺,这时候的林登万的父亲还是那个天降猛男,年轻进取,精明睿智的明君,不是后来那个老迈昏聩的普厉王。
腓特烈威廉三世清楚拿破仑大帝是何等人物,将其定义为终极阴谋家,不择手段的战争疯子,同时本着唇亡齿寒的想法,认为普鲁士终究会被法国盯上,不应该继续放任法国发展。
可是,枢密院主司在舒尔茨秘书的建议下,制定了继续绥靖的方案。
舒尔茨骨子里的傲慢和放松让他低估了拿破仑大帝的野心和手腕,舒尔茨认为这一次依然可以左右逢源好处尽收,并且赶在下一次法国进兵前做好防御准备。
枢密院主司是国王的首席顾问,首席顾问还有一堆智囊团辅佐,理论上..是很难出错的。
而当年的普烈王又有点耳根子软,他太善于听人劝谏了,太能听取他人的建议了,没有根据自我意愿去反抗拿破仑,而是信了枢密院的话继续绥靖。
结果便是一场惨剧。
第三次反法战争中,法武帝手撕反法联军,乱干库图佐夫,占领维也纳...
这要是再特么绥靖下去,神圣罗马帝国都没了,普烈王赶紧带兵去支援参加反法同盟。
但还没等普军到场,奥斯特里茨战役爆发了。
奥斯特里茨战役又称三皇会战,拿破仑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弗朗茨二世,均亲临战场,御驾亲征。
法武帝拿破仑一世凭借着超然完美的战术指挥,带领法军以少胜多手撕反法联军,等席都吃完了,普军还在路上,普军走到一半听说不用打了,转头回家,给神圣罗马帝国过个头七。
第三次反法同盟失败,拿破仑一世解散非法组织神圣罗马帝国,并且建立了第一个实现了法治和德治的国家——莱茵联邦。
普鲁士王国起初保持中立,末期想要反法,结果既没有拿到拿破仑大帝许诺的汉诺威,也没拿到沙俄和奥地利的好处,国家更是岌岌可危。
普烈王龙颜大怒,性格也于此时发生了转变,从最初那个善于听取意见,能够礼贤下士的明君,逐渐转向普厉王,因为他觉得,要是不听幕僚团那些傻X的话,按自己的想法来直接反法,根本不至于落得今天的下场。
这是舒尔茨人生中第一次失败,但他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因为舒尔茨把一切失误的过错都甩到了上司头上。
“我只是一位卑微的社会公器,受雇于普鲁士王国,协助由英明神武的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陛下委任的官员,在议会建议并有国王陛下认可的法律框架和本世界碳基生物所能接受的传统道德观念范围内,凭借我所理解的,腓特烈大帝创立的公务员体系体制与祖宗之法,并根据当下时代变迁之潮流作出相应合适的变化,结合我的工作经验和教育学习的理念,为我所服务的大臣提供一些微不足道的意见和可能不太合适的提议,并在他们的指导,命令,要求下,完成一些并不具有决策意味和不会影响国家政策走向的文书工作。”
“你在说什么?”
“我只是个秘书,决策不是我制定的。”
于是舒尔茨的上司离职滚蛋了,他依然留在枢密院当顾问,但新任上司并不喜欢他,被雪藏了一段时间。
很快第四次反法战争爆发,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与沙皇共同举兵,这新任的枢密院主司狂舔国王,说陛下决策无比之正确,在您的带领下必然赢得辉煌的胜利。
而被雪藏的舒尔茨并没有对这次战争提交任何的建议报告。
结果是史诗级汝普的名场面。
拿破仑大帝再次手撕反法同盟,联军主将战死,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反向闪电战,星夜逃窜两百公里,法军的达武元帅占领柏林,在勃兰登堡门进行胜利大阅兵。
普鲁士割让16万平方公里土地,并且赔款1.3亿法郎,普鲁士王国只剩下波美拉尼亚、东西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宫廷流亡到柯尼斯堡,受沙皇的庇护。
腓特烈威廉三世再次震怒,狂怒的质问枢密院主司为什么不劝阻自己,导致国家落难,王室落难,时任枢密院主司被处以极刑,而没有提交舔狗报告的舒尔茨依然活的好好的。
又是新一任的枢密院主司,又是新一层的迷惑行为,拿破仑大帝远征沙俄时期,已经跪在地上当狗的普鲁士王国派出仆从军参战,跟随拿皇征战。
沙俄本来是普鲁士的庇护者,现在普鲁士有转投法国来打沙俄,结果拿破仑大帝在俄国迎来一场惨败,普鲁士又一次站队错误。
从第三次反法战争到第五次反法战争,舒尔茨都是旁观者,他跟随国王流亡柯尼斯堡,在冰天雪地中静观世界的变幻,思考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静下心来钻研自己的技艺,等待风起云涌时。
从青年到中年,从年少成名到一次惨败,舒尔茨收起了自己的嚣张跋扈和无脑自傲,他也通过普厉王逐渐暴虐的过程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犯任何错误,自己不能去做没有把握之事,要更加的揣摩君主之意,更懂得察言观色,否则自己就会没命。
也正是因为见证了拿破仑大帝的巅峰时期,舒尔茨发生了最重要的转变。
因为从小生长环境和母系贵族家庭的价值观灌输,让舒尔茨是个绝对利己之人,他的眼里并无他人或国家。
表面上他是个彬彬有礼的绅士,内心里他谁都瞧不起,也从不在乎谁和什么东西,更不忠诚于谁,职场或国家只是他用来牟利的场所。
拿破仑大帝打败了他,打败了普鲁士王国,一位从肉体上和精神上都碾压世界的究极神君给予了舒尔茨极大的震撼,他发现这世界上真的有比自己强大的人,他也发现了值得自己敬佩的人,也深受拿破仑大帝的个人魅力吸引。
“如果能够辅佐这样的神君会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舒尔茨想。
除了神君的人格魅力,他也因为当时法国强盛至极威震八方的气势而领悟到一个真理。
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这句话是错的。
要做就做龙头!
在一个弱小的,破败的普鲁士玩贪腐玩屑的有什么意思,捞也捞不出多少油水,要建立一个像法国一样强大的超级帝国,成为超级帝国的领袖,掌握世间最巅峰的权势,才有最巅峰的贪腐空间,这才是我舒尔茨的理想。
中年时代的舒尔茨,从原本那个绝对利己、傲慢至极、目空一切的人,逐渐有了一些国家至上主义的理念,也有了一个辅佐像拿破仑大帝一样的顶级神君的理想,同时变得更加成熟,更谨言慎行,明察时势。
连续三代枢密院主司下场惨淡,已经没人敢谋这份差事,第五次反法战争后的普鲁士王国也衰弱至极,缺乏吸引力,舒尔茨在此时选择留下,并主动请缨担任枢密院主司。
第六次反法战争,第七次反法战争,普鲁士都赢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既是普厉王在昏庸暴虐前最后的回光返照,也有法国自身盛极而衰,也有社会国家民族抗争意识的高涨,有布吕歇尔元帅和格奈森瑙在战场上的杰出指挥,也有舒尔茨在国家策略和外交场上的完美发挥。
1815年维也纳会议,普鲁士王国如闪电般归来,一举恢复全盛并且领土更进一步的扩张,枢密院主司舒尔茨因功收获了一个子爵的爵位,也进入政治生涯的巅峰期,成为那个广为人知的舒尔茨爵士。
维也纳会议之后,普厉王进入晚年状态,腓特烈威廉三世从曾经的明君转向暴君,普鲁士再次蒸蒸日下,舒尔茨爵士也进入人生的一个迷茫时期,他建立强盛大帝国的理想似乎无法实现,辅佐神君的理想似乎遥不可及,他混混度日,充满了官僚气息,看着普厉王胡作非为...
直到1834年,勃兰登堡门之变,摄政王雷德尔出现在他的面前。
第五章 俾斯麦的回忆
献给子孙后代
为了理解过去
和有教益于未来。
——————铁血宰相安娜·冯·俾斯麦回忆录引言
(1)
受我父亲的影响,我产生了君权支持者思想,受我母亲的影响,为我产生了共和自由思想,受学校教育的影响,我产生了泛神论、新教的影响。
小时候的我因矛盾的教育环境很自然的诞生叛逆思想,喜欢与众不同,喜欢唱反调,八岁时我在书本上看到关于君主、统治者的事情,当时我认为共和制才是最好最合适的。
那时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成千上万人可以听命于一人,在人群中总会有像我这样叛逆的,而且不在少数,我不明白君主为什么能够一呼百应。
在母亲那里,我经常听到对君主刻薄的,不敬重的批评,而父亲那边则截然相反,无论君主做什么事情都是绝对的支持。
即便是在家中长长发牢骚的母亲,在公开场合也会选择跟随大众,一起用狂热的语气嘶吼国王万岁。
一次国王集会后,我迅速从共和派变成了君权支持者,那种气氛深深感染了我。
我有了一些感悟,但当时年龄还小,直到许多年后的今天我才明白,那是人类内心深处的渴望,是德意志人的民族性格,我们享受着歇斯底里,君主如此,战争如此,足球如此,德国人自古以来便是如此,疯狂或许是我们的本性。
我不得不告诫后人,德意志人内心深处的疯狂,死亡崇拜,欣赏凋零之美,这些都是应该严厉压制的,正如军国主义的膨胀那样,这些东西都会将民族、帝国带向毁灭。
继续说回我的童年,因母亲的抉择,我在一个资产阶级子弟聚集的学校就读,那里的学生几乎都是自由派,共和派,但他们的政治思考浅显又可笑。
我非常讨厌那些资产阶级子弟的懦弱,他们没人敢与我决斗,我也常常因为维护君主制而和学校里的社团、老师起冲突。
那些资产阶级不仅缺乏为人处世的教养,更缺乏上流社会的理解,更没有精英阶层的知识和能力,从童年到我的晚年,我都瞧不起那群资产阶级,因为我在执政过程中的某些举措,被有些人称之为王朝社会主义。
这就大错特错了,我讨厌蓝色,更讨厌红色,我是普鲁士灰的绝对支持者。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所阅读的书籍,知识量,已经超越了绝大部分历史教授,我上大学前就已经通晓世界主要国家的详细发展历史,因为了解过去,才能更准确的判断未来。
我在与那群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子弟的辩论中,总是能够无懈可击的赢得辩驳,无论是言语上,还是拳头上。
那些自由派完全是缺乏教育和历史常识的空想,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给那些自由派下了定义,我这一辈子都没有抹黑过自由派,而是实话实说,他们确实脑袋有问题。
在哥廷根大学的日子基本一成不变,偶尔去上课,多数时候我牵着拿破仑在校园里游荡,殴打或教育一些布尔乔亚。
(注解:俾斯麦小时候养的大狼狗名叫拿破仑)
哥廷根大学时期我打了一个公爵的孩子,只好转学到柏林去,去柏林的第一天正好是巴赫音乐节,时至今日我也记忆深刻,因为音乐节第二天便是自由派暴乱的莱茵集会,这令我非常反感。
由于俾斯麦回忆录中喷自由派的段落太长,故省略几千字。
(2)
在柏林大学的时期,我,德皇陛下与卡尔经常在一起讨论,实际上我并不喜欢讨论社会问题,因为我总是跟卡尔吵的不可开交。
更多时候我愿意聊一些法国的事情,比如斯特拉斯堡。
当时我很年少,与多数年轻人一样,对于法国占据斯特拉斯堡感到十分的愤怒,总是高呼复仇,收复领土,当时的卡尔也一样,他跟我都觉得斯特拉斯堡必须从法国手中收回,后来我们长大了,看待问题也变化了很多。
历史领土的收复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绝不是像年轻人那样有一腔热血就可以,几百年沦陷于他国手中,当地人口同化的程度,当地文化接受度,语言,生活习惯,法律法规,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改回来,这其中对收复领土的教育和宣传引导是极为重要的。
还有关于卡尔的事情。
现在回想一下,年少的我其实非常害怕他,因为他的理念让我觉得很对,但出于自身立场我又必须反对,那时候,我经常强词夺理偷换概念的去堵住他的嘴,表面上看怼的他哑口无言,实际上他在一次次辩论失败中完善了自己的正确逻辑。
我想告诉后人的是,对待革命者,堵不如疏,越是压迫越是反弹,想要封堵这方面带来的危机,只有将革命者拐入阴沟里,分化他们,拉拢他们,表面认可对方理念的同时要不断塞入私货,一点点将屠龙勇士变成龙。
这方面的时候我在公元系列小说中看过一些,大概是叫什么和平演变之类的事情,我也建议后人去看看那系列小说,很有用处。
对于后人,我建议也去看看卡尔的书,资本论是个好东西,无论什么人都应该看一看,作为恶龙的我们,更应该去学习屠龙术,看看勇士们想要如何击败我们,也从屠龙术中寻找我们的弱点并补足,正所谓神功逆练法力无边,资本论也是可以逆练的。
(3)
我在柏林政府工作时期,还有刚刚进入内阁底层时期,初入政坛还有很多幼稚的想法,我对老普鲁士做派的官员和公务员有很好的认同感,觉得我们是一类人,应该在政坛互帮互助。
回过头来看,这其实是一种不可取的想法,因为老普鲁士做派对于一个现代国家而言绝非有益的事情。
那些老普鲁士官员普遍带有一种自大,嚣张,野蛮的性质,瞧不起人,喜欢骂这个骂那个,尤其是他们排挤没有在部队服役的纯文官。
老普鲁士人是无法接受一个纯粹的文职官员身居高位,我就深受其害,当时我被摄政王殿下提拔为财政首席秘书,因为我从未在军中服役,不是因军功晋升,当时的同僚都比较的排斥我。
因此,我总是早早的去上班,趁着大家都没到的时候就去内阁自己的办公室待着,省的跟他们一起上班被阴阳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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