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芈黍离
可惜，他终究是小看我了？我有顽固昏聩到听不进人言吗……”
第70章 安东大开发1
开宝十七年（979年），秋高八月。
敖莱城坐落在鸭子河畔，距离大汉安东都督府城绥化近八百里，地处安东都督府在鸭子河流域间的水上交通要冲。
原属契丹辽国所置五国部之一的奥里米部，辽国对东北的统治崩溃之后，也举旗自立了一段时间，不过只有不到六年的时间，随着开宝十三年汉军对东北地区的进一步扩张，为马仁瑀所攻取，留兵驻守，奥里米部的窃城自立也就成为历史，在汉军的兵锋下灰飞烟灭。
在过去的几年中，安东都督府对治下的地域，进行了初步的汉化，更名就是最为直接的政策之一，在秦王刘煦的主持下，将原本带有本地国、部、族特色城镇名称全部换了个遍，原本的奥里米城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如今的敖莱城。
自从刘皇帝父子定下了对东北地区开发的百年大计之后，东北便彻底掀开新一页的篇章，迎来一个崭新的阶段。具体负责推动的重任，落到了秦王刘煦的身上，也在远赴东北两年后，刘煦正式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在推动安东治下开发的过程中，刘煦主要在做两件事，也在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吸引人口，二是肃清治安。
同样经过刘皇帝多年的培养，再加自己的努力，刘煦显然不是庸人，问题看得很清楚。他向朝廷提交的那份东北治理章要，当然是为了建立功绩，提高声望，积累政治资本，但要达到目的，还得做出实效。
而万事开头难，在刘煦眼里，安东都督府治下，最缺两样东西，一是人口，久沐王化、心向汉室的人口，二则是治安的稳定。
没有人，治理就无从谈起来，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所谓的发展开发也就只是空谈。因此，在过去近五年的时间内，刘煦最主要的精力也就放在这二事上。
作为大汉治下自主性最高的地区，在朝廷充分放权的情况下，刘煦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动作。从开宝十三年到十五年，刘煦分三批，共派了上百招民吏奔赴大汉各地，延揽百姓，前往安东开拓发展。
时至如今，在各地方官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之中，人口多寡仍旧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而各地的官员，也往往是扣扣索索了，十分严格关注乃至控制辖下百姓的流动。
像当年边归谠、昝居润对荆湖南道进行开发时，也是大范围地从其他道州吸引百姓，但是，受到了极大的阻力，毕竟那时大汉人口实在不算多，诸道州官员就更加重视加限制了。
没有人，官员们管什么，威权又向何人施展，再加上，你湖南要发展，我湖北、淮西就不发展了？
不过，面对安东地区此番报不加收敛的大规模揽民动作，诸道州官府都很识趣地没有设阻，不只是要给秦王殿下面子，还有来自朝廷中枢的指示，这是来源于宰相赵普、太子刘旸乃至刘皇帝的意志。
移民实边的政策，朝廷实则一直在坚持，只是手段变缓和了，不再急躁了，也不像当年那么采取强制手段，造成毁家破产着成千上万的恶劣影响。
节奏虽然放缓了，但政策并没有更改，只是边地吸引人口的难度也越来越高。事实上，这些年大汉诸边人口的增长，大多来源于自然增长，以及对诸胡部的归化。另外，便是日益活跃的民间商贸，带来一定的人气，但这局限于部分地区，且这份人口是流动的。
因此，即便有朝廷的支持，各地官府也不受阻，刘煦想要从内地招揽人口，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同样是边地，相比于山阳、漠南，安东是偏得不能再偏了，吸引力更毫无可比性。
哪怕是漠南地区，在十年的汉统之下，“塞上江南”的名气也随着南北商贾的口口相传，越发响亮。
也有越来也多的人，愿意到漠南闯荡，不只是税收政策上的优惠，更有经济利益在驱动。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的宣传，都在暗示一点，只要到了塞上，圈一片草场，牧马放羊，比起种地，就是十倍之利。
毕竟，不论是马匹还是羊畜，都是不愁卖的，尤其是羊，羊毛可以用来纳衣织被，羊肉则是大汉百姓餐桌上最主要也最受欢迎的肉食，其市场之大，哪怕是一般的愚民也能感受得到。
再加上，漠南的整体局势，要更加稳定些，虽说有漠北契丹的威胁，但这么多年，还从来没见过其南寇，再加上边境上的陈有边防精兵，强悍的汉军就是最可靠的保障。
而安东那是什么地方，还要在辽东之外，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中，辽东道就已经是苦寒之所了，那安东就更是不毛之地，充斥着野兽蛮夷的原始蛮荒。
当然，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这么说，毕竟哪怕到如今，安东地区的开发，也仅限于沿那几条河流设立的城镇据点及周边。
而更多的人，甚至没有听过安东，即便听过的，也容易同安西、安南搞混，以为是挨在一起的一个区域。
名气又小，环境又差，这样的情况下，安东都督府的招民工作，显然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困境。
不过，刘煦也是准备充分，早有打算，也抱定了极大决心。因为吏职人员的不足，他把自己的僚属、侍卫、家仆，也都分派出去。朝廷每年下拨的一百万贯，拿出一半，专门用来进行招民与抚民工作，所有在招民吏那里登记的百姓，出发前，就先拿五贯钱的安家费。
当然，这个过程中，免不了一些招摇撞骗，拿了钱反悔的，结果也现实，安东没去成，乡里也待不住，要么被投入刑徒营，要么就流亡他乡，甚至落草为寇。
至于政策上则更加开放，刘煦也清楚，按照一般的移民条件，很难打消百姓的疑虑，诱惑力也有限，五贯钱也只是前菜。
所有移民安东的人，都督府进行授地，按照一人至少一百亩的基础来算，只要通过都督府下的田籍吏登记确认，那就永久归属名下。
如果一个七口之家，举家迁徙安东，那么人还没到安东，就已经可以称之为坐拥千亩的地主了。
安东别的东西不多，就是欠开垦的土地多。除了按照一人五贯钱额外发放置屋费之外，都督府还会提供耕牛、粮种、锄具等生产资料，以供租用，第一个十年免税，第二个十年半税，等到二十年之后，都督府才会正常收取朝廷正税。
这样的优惠力度，是空前的，也是诱人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动心的人很少，哪怕是不毛之地，哪怕充满凶险，也耐不住利益的诱惑。
尤其对于那些没有财产继承权抑或只是少量继承权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改变未来的机会，既有眼前的得利，也有长远的将来。按照安东都督府出台的移民政策，那几乎是要“白养”他们二十年啊。
同时，安东都督府的公信力或许不高，但秦王刘煦的金字招牌可就不同了，这毕竟是天子的长子，身份最高的他都去安东了，那他们这些小民，又有什么好过虑的，天子总不至于真把自己的亲儿子放到一个不毛之地去吧。
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思，很多人都在招民吏那边，登记、领钱、准备行囊，然后踏上前往安东寻梦的旅途。
当然，刘煦也不是什么人都要，按照他的要求，需要的是家室清白的农家子弟，还得是青壮年，废人是不要的，劳动能力的保障是最基本的。
至于像罪犯一类的人口，那是另外一回事，安东地区也有专门的流所以及流犯管理制度，像刑徒营这当下大汉的特色产物，朝廷也抽调了几支远赴安东，支持开发建设。
即便如此，经过近五年的努力，安东都督府在移民上，前前后后也只招揽了不到十三万人。
第71章 安东大开发2
毫无疑问，安东都督府所招徕人口，基本来源于中原以及北方，再往南招募，成本更高，且南方的百姓也更加难以适应东北的气候。再加上，南方的百姓，也实在很少愿意脱离温暖适宜的环境。
而范围再缩小一些，那些招募的百姓，则集中在河南、河北、燕山三道，其中来自河南地区的汉民，几乎占总数的四成。
尤其是登莱青密几州的百姓，更呈现出一种积极踊跃的状态。他则不只是因为安东都督府提供的诱惑条件，还借助这些年北方海运的兴起，尤其是通往高丽、日本、辽东的商道开通壮大，当地百姓对外的了解也在增多。
随着一名名海商从海外满载而归，赚得盆满钵满，荣归故里，引得当地的民众瞩目。如此致富故事的传播，也使得当地百姓心中的开拓欲被激发出来了，经商不是所有人都能干的，那既需要本钱，也需要运气，稍有不慎，就可能是血本无归。
而对于那些农民子弟而言，能够依靠的，也只有一身力气，以及种地的技术了。而安东都督府给他构建的，则一张美好的蓝图与愿景，在家乡，或许只是一个小农小户，还要面对与兄弟分地分产的竞争压力，到了安东，就是另外一个广阔田地，开局就是至少百亩的“地主”。
这可是阶级地位的直接提升，并且，根据安东都督府宣传的政策，对于田亩数量，在安东是完全不做限制的，只要你有能力经营耕种，就算万亩田土，也不会受到打压，哪怕转让都不用像在内地需要承担不低的交易税。
这样的条件，也激发了河南子弟勇闯安东的欲望与动力。同时，由于这些年朝廷鼓励百姓生养，人口数量的激增，也使得民间劳动力开始出现富余的情况。
对于大部分农户家庭来说，土地暂时是不愁耕种的，但每家每户都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财产继承的问题。
不只是皇帝贵族官僚需要面临这个问题，小农小户同样需要，或许不像达官贵人们一样有一套严格的继承制度，但也难免偏私宠爱，有多有寡。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一些子弟送去安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能在安家费上分享一部分，那可是黄澄澄的铜钱，可以节省不少用于换钱缴税的粮食。
在多方因素的加持下，安东的移民方才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完全有别于大汉其他诸边的情况，当然，这也是安东地区的特殊性造成的。
同时，前后十几万人的移民，也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他们都属于武装移民，一手拿刀，一手执犁。
安东都督府下，虽然拥有近两万人的军队，但是这么点军队，是无法兼顾到偌大的安东地区，这些新移民，更多地还得依靠他们自己保护，必需拥有一定的自卫能力。村寨镇堡，民兵互保，是都督府制定的自卫政策，武器都由官府提供，除了铁甲、硬弩等特殊装备之外，这些移民的武器堪称精良，至少不是当地的蛮夷所能比拟。
除了诸道州汉民之外，还有一些胡民也在招募之列，并且效果很好，大部分都是来自燕山北道的奚人。
大汉地域广袤，民族众多，自南到北，固然有不少叛服不定、不愿接受王化的顽固份子，但同样有一些温顺的部民。如羌民、温末者，像吐谷浑人，早年的时候河东还专门有那样一支番军，但如今已然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融入到汉民之中。
同样的，奚人也是比较温驯的一个族群，十年了，对于大汉的统治很服从，燕山北道也没有预想一般的那么动乱多事。
有一说一，这还得感谢契丹人对奚人的驯化，那是十分到位了，如今，只是换了一个主人，一个外表温和，浑身笼罩着“温良”之光的统治者。
当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大汉的强大，朝廷的威严，以及在汉辽争霸过程中，饱受战争创伤的奚人也需要休养，其部族百姓，也想过段安安稳稳的日子，而大汉的统治，除了在控制上更加严密强势之外，总体而言，还是比较温和。
再加上，以奚王筹宁为首的原奚人贵族、部落首领酋长，也被朝廷驯化地服服帖帖的，很是配合，除了治权被剥夺，其他权利全部都有，大部分人还是能在大汉过着人上人的生活，表现好的，也能为官为将，甚至参加科举。
像奚王筹宁，如今就在开封过着安乐日子，安心养老，每天锦衣玉食，就是见刘皇帝，也不困难。而现在，也不能以“奚王”称呼筹宁了，刘皇帝在开宝十一年的时候，就改封筹宁为顺化郡公了，明显有别于大汉对爵位的命名规则，但政治意义深远。
于是，有近万的奚人，受到安东都督府的招揽，前往安东安家垦殖，并且享受同样的待遇。这一点，也得到了中枢的支持。
而除了从各地吸引普通农牧百姓之外，还有一些人，也成为了开发的有力臂助，甚至可以说是主要力量。
那便是以勋贵及官僚子弟为主的一个群体，当然，让这些高门贵子，到安东去讨生活，没有多少人愿意，甚至有抵触心理。
但是没办法，有刘皇帝的训示在，大汉的贵族与官僚们总得表现一二，哪怕只是为了迎合皇帝，也不得不投入钱粮，派遣家族中的子弟，远赴安东。
刘皇帝有一句话，让人无从反驳：朕的儿子都在边陲打拼，为国效力，勋贵官员家的子弟，难道比他们还金贵吗？
这句话实在，也让人不得不遵从皇帝陛下的号召。当然，前往安东的那些贵族官僚子弟，有的人是去当官的，有的人是去从军的，也有的人是去圈地置产业的。
而朝廷中也一向流行着一个潜规则，那就是有边地履历的人，得到提拔的机会也就更多，对于有志于官场前途的人来说，安东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毕竟其特殊，也牵动着朝中掌权者的目光。
被派去安东的大家子弟，哪怕大多都属于庶出或者旁系子弟，但他们能够带去的资源，显然也不是一般农民、牧民所能相提并论的。
小打小闹，不是他们的风格，他们的开拓，还带有一定的政治目标。他们圈地，往往都是几千上万亩地圈，毕竟有钱，还有人，而东北的土地、山林、矿藏、毛皮、药材等资源，辅以安东的宽松政策，也确实有利可图。
当然，安东的土地，也不是任意赠送的，刘旭做了一个规定，那就是给你多少地，你得耕作，田里得有作物，地里得有产出。
但这又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劳动力的不足，不过，他们有的是办法，或者花钱从内地招募，觉得成本高的，则干脆做起无本的买卖，去捕捉农奴，把那些活跃在当地的靠渔猎为生的土著蛮人，生生逼迫下地。
于是，“捕奴业”在安东也逐渐兴起了，由贵族子弟们组织起的捕奴队，甚至配合起安东军对当地治安的肃清，不过这样的行为，引起的反弹也是不小的，也成为安东地区动荡的根源之一。
但即便如此，还是缺人，而种地也是需要技术经验的，可不是随便一个人拿起锄头就能开垦出一片良田的。
后来，甚至有人把注意打到安南及其以外地区的土著身上，花钱从南边买人。当然，朝廷是明令禁止蓄养私奴以及人口买卖的，因此，类似的行为，都是套着一个“雇佣”的名义。
这些充斥着暴力、强权与剥削的行为，也只有在安东地区，可以这么明目张胆，也名正言顺。
因此，到开宝十七年时，安东新填充的外来人口，已然超过了二十万。当然，除了以上，还有一个人群，对安东的开发也起到了促进作用，那就是商贾。
第72章 安东大开发3
无农不稳，无商不活，在农牧上坚持治本，在商业上安东也是大开方便之门，尤其体现税收以及货物进出的宽松。
自古以来，历代王朝都坚持一个重农抑商的政策，这是一项基本国策，也是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决定的。
同时，于统治阶级而言，过度的商业活动，既会影响从事农桑的劳动力人口，也会增加人口的流动，增加治安的隐患，最重要的是，不利于官府的统治管理。
时至如今，大汉各地官府，在治安管理上遇到的最大麻烦，还是那些走南闯北，时刻处于流动状态的商业人口。
即便朝廷在户籍制度上是坚决强力推行，也是不可能做到无死角监控，至于跨道州甚至跨县镇办案都十分困难。
因此，天下的官员们，虽然知道商业活动的好处以及必要性，但为了政绩，为了安稳，他们仍旧更愿意将治民拘束在土地上，那样既能创造生活资料，也更利于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而秉持儒本思想的一些官员，对商贾就更是大加鄙弃了。
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在大汉朝廷上下，实则也属于常态，哪怕大汉如今商业活动日趋频繁，商业氛围日渐浓厚，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在农与商的问题上，农永远是排在前列的。
而商业的兴旺，也基本局限于京畿、诸道州大城市以及沿海一些州县，而这些地区之外，实则仍旧处于一种相对固化的小农经济状态。
同时，在经商上，仍旧伴随着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像盐、铁、茶、酒、糖等产业，其大部分资源，都是实行国家专卖政策，一盘的商贾根本无法参与其中。
虽然盐、酒早已开禁，但其生产源头，尤其是制盐，仍旧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甚至更加牢固，即便承担分销的大商人们，也要按照官府的规定，要舔着官府臭脚，才能正常经营而不遇麻烦。
各地的商道确实通畅了，层层重重的卡税、关税也被废除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严厉且严格的市税，尤其在大城市内，要是不交足税，连市场都进不去。
像赵匡义在洛阳实行的人货进出通道分离，如今已经被全国各地的官府给学了去，这也确实极大地减少了商贾逃税、漏税的可能，除非不想把货物售卖了城市中去。
限制的同时，也意味着规范，至少，还从没有一个王朝，对商业从事人员、活动及税收有过如此细致明确的管理，并专门制定了一部《商法》。
当然，赵普等大臣最初制定这份法案的初衷，是为了割商人的韭菜，也缓解财政拮据，却反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毕竟，在《商法》的框架下，进行合法商业贸易，从事商业活动，这本身就是一项进步，也是商人们愿意接受的。不愿意遵从商法的，那是奸商，自然需要惩罚，愿意遵从的，自然就是良商了，只要服从管理，照章纳税，就可以安心经营。
事实上，对大汉商业的推动，刘皇帝是有大功的，要不是他时不时地商人说好话，大汉如今的商业氛围，也未必有这么“宽松”。
但即便如此，也无法改变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无法改变大汉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农业帝国，在生产力没有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情况下，大汉的商业也只能局限于此，也难有更多的突破发展，政策的限制始终在那里。
甚至于，就是刘皇帝，如果真因为过度的商业发展，影响到了农桑渔牧，影响到了农业产出，影响到了社会治安，威胁到国家稳定，那他也会毫不犹疑地举起大刀乃至屠刀，狠狠地砍下去，什么都没有帝国的安全与稳定重要。
在这样的情况下，刘煦在安东也采取了一些堪称激进的劝商兴商政策，比如商税的大幅度降低，像商人开放安东的各项资源，包括木材、皮货以及各类动植物资源，就是矿藏，也持对外开放的态度，只是被闻听消息的东京给叫停了。
不过，对于金银矿这样的贵金属，还是同意让商贾开采、冶炼，只是要加强监管。而在这方面，也着实吸引了不少人，甚至在安东掀起了一阵淘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