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孤独麦客
氤氲的广成汤内，既有白花花的鱼，也留下了很多蝌蚪苗。
圣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抵达汝州的时候，已经是两天后了。
宽阔笔直的一等国道之上，黑压压的人群一眼望不到头。
看到圣驾时，百姓们的欢呼声稀稀拉拉。
邵树德有些羞愧，着汝州官府拿出些粮肉，给百姓们加餐之后，便匆忙进城了。
这些都是向外移民的汝州人。而他们，本身也是移民，多来自关中。
因为分流了大量军士家人——铁林军和飞熊军的日常驻地就在汝州——汝州的人口已经非常之多了，好些年前就突破了三十万。如今大概在三十五六万人的样子，这还是向外迁移了部分百姓的结果，不然搞不好已经四十万了。
邵树德也知道，天子脚下的地方不太好移民，牵扯众多。但这事如果他不做，后代就更不可能做了。于是，为了避免以后人多地少、生活水平集体下降的厄运，该移民还是得移民，哪怕未来还是人满为患，但现在提前做了，就能让这个时间向后推移。
毕竟，指数级的人口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在基数还小的时候认为干涉一下，能大大延缓人满为患到来的时间。
百姓们当然不会很乐意，甚至多有怨言，方才路边的情形就是明证了——当然，你都把人赶走了，人家当然不爽，能有几个人站出来欢呼，已经是威望隆著了。
汝州百姓的去处主要是荆州。
这个地方曾经被蔡贼狠狠祸害过，荆州城内一度只剩十几户百姓。随后又经历了连续战乱，直到赵匡凝出任荆南节度使后，才稍稍消停了一些。
因此，即便到了现在，人口也是比较稀少的，正适合移民填补。
河南府、汝州离得这么近，正好当移民来源地，成本更低一些。
“说到钱粮之事。”住进汝州州衙的邵树德找来了秘书郎陈逖、徐寅二人，问道：“朕提及的财税改革，政事堂那边有回应了吗？”
“还没有。”两人很肯定地说道。
“赵光逢、萧蘧怎么说的？”
“赵相说‘分税制改革’，从国初开始，陛下提了不下五次，每次都因为用度甚大，且战事频繁而作罢。”陈逖说道：“而今与波斯大战连场，开支浩大，河西、陇右道又给复两年，陛下还要修宫城，移民始终未有停息……赵相建议，仍执行‘量出为入’的旧规，待一切尘埃落定后，再做计较。”
“赵光逢这是在向朕喊话呢。”邵树德听完后笑了，又问道：“萧蘧怎么说？”
“陛下。”徐寅抢先答道：“萧相觉得，还是等与波斯停战之后，再行改革。”
“两位宰相可真有意思，拼了命想多收点赋税。”邵树德说道。
安史之乱后，唐代财税改革有两大原则：一是以财产计税，不按人头来算；二是量出为入，即预估明年要花多少钱，然后制定征税计划。
夏朝继承了这个财税制度，因为太好用了。
按财产征税，可以从富人那多收钱，增加财政收入。
当年唐德宗在长安丈量达官贵人们的屋宇，估价征税，即便惹得满朝怨怼，也坚持执行了下去，因为这样真的能多收到钱，还不是搜刮农民——间架税，就是房产税，征税对象是住在城里的官员和市民阶层。
唐德宗收了不到一年，史载得了好几年禁军军赏，可能有所夸张，但仅长安一地，搞不好就弄了几十万缗钱。
随后泾原兵变爆发，称帝的朱泚表示废除间架税，唐德宗后来也被迫妥协，取消了间架税。
从此以后，间架税便不再是一个常设税种了。
历史上后唐末年，李从珂入洛阳后，为了犒赏军士，提前征收了好几年的“间架税”。
后晋石重贵为了筹措军费，又收间架税，不过他改名为“屋税”。
后周继之，一直到两宋，都没废除。
间架税只是财产税的一种。
就农村而言，按照田地多寡征税才是大头。
这么合理的收税方式，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明朝又变回去了，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摊丁入亩，才再一次按财产而不是人头收税。
夏朝与唐朝一样，财政收入一半左右来自榷税。
榷税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税种叫做“榷税”，它可细分为榷盐钱、榷茶钱、榷铁钱等。
榷税中最大一宗，来自榷盐钱。
前唐末年，每年可收三四百万缗，而在懿宗朝那会，则接近五百万。
夏朝刚建立那会，一年只有百余万缗榷盐钱，随着地盘的不断扩大，以及对逃税行为的打击，现在已经慢慢超过唐末，达到了六七百万的庞大数目。
榷盐钱之外，第二大宗则是榷茶钱。
这个税种的历史不长。
中唐以后，因为茶叶贸易的极大增长，这种商品渐渐变得引人注意。
唐德宗时期，首次征收榷茶钱。当时数额不大，税率“十分取一”（10%），弥补的也多是一些临时性的开支，比如补充某地常平仓，给百姓平价供粮等等。
唐德宗跑路后，与间架税一样，榷茶钱停征，因为这是“暴政”的象征——茶商与地方大族、官员公卿关系密切，自然阻力较大。
但严峻的形势摆在那里。
武夫们要军赏，平叛要军费，不收钱怎么办？难道一起等死？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官员士大夫阶级不得不妥协，同意割肉征税。
德宗朝，榷茶钱每年四十余万缗。
宣宗朝，增至六十多万。
至唐末，大概八九十万的样子。
夏朝每年征收的榷茶钱，则达到了百余万，是榷税的第二大来源。
这两项之外，还有榷漆钱、榷马钱等等，很多……
不过，前文也说了，中唐以后，便是“量出为入”这种操蛋的征税方式。
量出为入，意味着税率未必固定，征税对象也不一定就是那几个。缺钱的年景，以前不收税的东西，可能就要收了。财政稍稍宽裕一些，再停征。
比如榷酒钱，就有些年份收，大部分时候免税。
说来也挺神奇的，收税只有收得停不下来的。但唐代的一些税，却真的只是应急征收，今年收完，下一次收可能是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后，收个一两年，然后又停了，让人难以理解。
说量出为入，就量出为入，还他妈挺遵守财政纪律，开支控制得不错。
“罢了，明日回京，朕和他们细说。”邵树德想了一会后，道：“与波斯人也打不了几年了，而今四境太平，该厘清财政了。量出为入，朕不太喜欢，要改一改。”
邵树德记不清他几次想改革财税制度了，但总是有用钱的地方，逼得他不太敢改。到了现在，他算是想明白了，好时机是不存在的，永远都有用钱的时候，钱永远都不够用。
再等下去——没几年好等了。
三月十五日，回到京中的他召集政事堂、理蕃院及两衙枢密院官员问对，令其制定一个新的财政框架出来。
不仅仅包括税种、税率，还有各道承担的比例。
姑且算是大夏第一次正儿八经的财税改革吧。
第026章 财税改革之二
三月下半月和整个四月，朝廷主要职能部门都在紧锣密鼓地制定新的税收框架。
是的，仅仅只是“框架”而已，还不是细则。因为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长时间来完善。就目前而言，能整出大致框架就不错了。
四月底，户部尚书杜晓呈递了一份《税则》上来。
邵树德打开看了看，随后沉思良久。
“杜卿果有大格局。”邵树德突然展颜一笑，道：“你建议恢复宰相判三司的制度，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臣一心为公，不做他想。”杜晓答道。
邵树德微微颔首，他相信杜晓说的是真话。杜家兄弟也算老臣了，格局没那么低。
所谓宰相判三司，是唐代财政危机时出现的制度。
三司，即户部、盐铁、度支三个部门，前两者是来钱的，后者是花钱的。
唐中后期，因为叛乱多发，开支浩大，财政对于朝廷愈发生死攸关，于是令一位宰相“判三司”，专门理财。自此，这三个互不统属的部门由挂着“判三司”头衔的宰相直领，已经在事实上成了一个独立的财政收支机构。
唐末混战之时，朔方军的财政由供军使衙门管理，实行军事统制。
开国之后，逐渐移交回户部。
现在，作为户部尚书的杜晓建议，仿效唐代财政危机时的做法，专门建立一个征税、出纳机构，由宰相直领，提高其地位。
毫无疑问，这是把自己的权力往外剥离，不容易。
当然，话又说回来了。作为官场老油条，杜晓很清楚自己的权力来源是谁，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固然会被户部骂，但那又如何？圣人记着他的好就行了啊。
“租庸使这个名字不好，改成税务使吧。”邵树德又道：“两税法已历一百四十年，不是租庸调时代了。税务使之职攸关国计民生，可凭此职入政事堂为相。”
“陛下圣明。”杜晓赞道。
邵树德继续翻看《税则》。
朝廷税收，大概可分为田税、商税两大类。
田税顾名思义，面向农民征收，分户税、地税两大类，除少量现金外，大部分是实物，由地方官府负责征收。
田税中的大部分，如粮食，并不一定会解送至中央，因为长途转运消耗太大，如非必要，一般存于地方上的仓库内。
县有县库、州有州库、国有国库，户部会定期派人巡查、对账。
监察御史也有权力检查。
相对高价值或轻便的物事，如布匹、皮子、铜钱等，转运至中央的比例就高多了。战争频繁时，地方上甚至一点不能留，全部解送进京。
“前唐藩镇割据时期，定下了两税三分的原则，杜卿觉得如何？”邵树德的目光落在田税那一部分，问道。
两税三分的意思是收取到的户税、地税，三分之一留州，三分之一送使（节度使）、三分之一上供（解送朝廷），比例相当清楚。
“臣以为，诸道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杜晓说道。
这就是聪明人。
圣人提出分税制改革，不就是要厘定各道田税该怎么分润的问题么？
按照传统的两税三分的原则肯定是不行的了。
那样的话，留在地方上的田税将达到三分之二，朝廷只得三分之一。地方上有充足的资源搞建设，朝廷凭空少了一大笔收入，自然不开心。
说白了，就是中央与地方争抢资源的问题。
况且，诸道的情况确实不一样。
像安西、云南、辽东等道，就算将三分之二的田税留在地方上，也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