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疯神狂想
瓮直口，广肩，鼓腹，平底。
底中部刻楷书“酒瓮壹口并盖鏁（suǒ，同‘锁’）子等共重贰佰陆拾肆两柒钱”。
“鏁子”是指衔接盖之链。
唐代每两合今37.3克，银酒瓮实重9873.31克。
此器自名为酒瓮，《安禄山事迹》载唐玄宗赐安禄山物品中也有“八斗金镀银酒瓮”，当为贮酒器。
白居易《咏家酿十韵》曰：“瓮揭开时香酷烈，瓶封贮后味甘辛。”
如果说酒瓮这种酒器，还不算太过特别，那么其他酒具就很特别了。
像是银鎏金龟趺“论语玉烛”酒令筒、酒令筹、酒旗、酒纛（dào）等酒具，就很少有人能够见到了。
银鎏金龟趺“论语玉烛”酒令筒，高34.2厘米，龟长24.6厘米，筒深22厘米。
由上下两部分组成，底座为鎏金银龟，托负圆形酒令筒，筒盖一圈以鱼子纹衬底。
上刻鸿雁两对，间以卷草、流云纹，并有银链与盖相连。
筒身以鱼子纹衬底，上刻一对龙凤，间以卷草纹，正面长方形框内双钩“论语玉烛”四字。
依唐人皇甫松《醉乡日月》之说，通常是把行令用具的筹、旗、纛置于一器。
器以银制，名作“笼台”。
“凡笼台，以白金为之，其中实以二十筹、二十旗、二十纛。”
“论语玉烛”当为笼台之属。
银鎏金酒令筹50枚，筹长20.4厘米，宽1.4厘米，厚0.05厘米。
出土时装置酒令筒内，大小基本相同。
酒令筹正面刻有酒令文字，上半段选自《论语》语句，下半段为酒令内容，可归纳为6种饮酒方法。
“自饮”“伴饮”“劝饮”“指定人饮”“放”“处”；
6种饮酒数量：“五分”（半杯）“七分”“十分”“四十分”（四杯）“随意饮”“放”。
酒旗共8支，长28厘米，宽2.3厘米。
一支上端矛形，下为圆球，长柄圆杆细长，柄上刻“力士”二字。
此外7支制成竹节形，其中一支上端接焊竹叶。
酒纛长26.2厘米，顶端呈曲刃矛形，有缨饰，缨下设曲边旗，旗面上刻线环圈，柄为细长圆杆，柄上刻“力士”二字。
旗、纛为行令的“执法工具”。
第1755章 力士名牌
酒令是我国特有的一种酒文化，此“论语玉烛”酒令筹中，写有觥录事、律录事、录事和玉烛录事，这些当为酒宴上的执事人。
酒宴席次坐定，众人公推觥录事，由觥录事决定抽筹次序，指定律录事、录事和玉烛录事共同担任酒宴的执事人。
觥录事掌管酒令旗和纛，负责决定对违规者的惩戒。
这组宴集行令专用器具，在出土唐代文物中尚属首次发现。
唐代酒令制度记载不详，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中就有“今人不复晓其法矣”的感慨。
特殊的酒具都有了，那么自然不能却酒杯。
像是银高足杯素面，高14.8厘米，口径14.5厘米，圈足8.6厘米。
五曲形，深腹，圈足，足内刻有“力士”二字。
腹外饰突棱一周。
据现在一些专家考证，此种杯是酒器中与酒筹配合使用的“觥盏”，其形制独特，迄今为止仍属孤例。
除了酒杯之外，这座窖藏还有银盆3件。
一件鎏金，高7.3厘米，口径34.5厘米，底径24厘米。
两件素面，其一高7.5厘米，另一件高6.8厘米。
鎏金摩羯戏珠纹银盆，腹部五曲。
底面为小波纹地，錾刻一对翘尾展翅、睁目张口的摩羯，嘴前各有一颗火焰宝珠，衬以莲花、荷叶和游鱼。
底腹及腹沿之间，饰破式草叶纹与卷草纹带，腹内五曲区间内刻珍禽，衬以涡轮状卷草纹和鱼子纹。
外底镌刻有“力士”二字，刻花处皆鎏金。
素面银盆，敞口，平底，口沿内刻“力士”二字，出土时覆于银酒瓮之上。
3件银盆当为酒樽，是筵席盛酒之器的古称。
唐代筵席上的盛酒之器多为盆，口径一般在30厘米以上。
盆子、杯子都有了，自然也不缺少碗。
鎏金鹦鹉衔枝纹五曲银碗，碗为海棠形，内底刻一对鹦鹉，间以缠枝莲花和鱼子纹，圈足边缘饰连珠纹一周，圈足内刻“力士”二字，刻花处鎏金。
此器大于酒碗，当为酒海，白居易有诗句“就花枝，移酒海，今朝不醉明朝悔”。
不管这些是酒具还是餐具，整个一套宴席用具，自然也不会缺少了盘子。
此时陈文哲也看出来了，这座窖藏，没有金器，只有银器，最多也就是有点鎏金器。
盘子当中，最好的是一对鎏金压花双凤菱形银盘。
除此之外，其他银盘还有二十多件，但是都没有那一对鎏金压花双凤菱形盘好。
这种银盘，高4.8厘米，长21厘米，宽15.3厘米。
盘底中心线刻火焰宝珠一颗，一对鸾鸟饰于两边。
盘沿面压出8只飞鸟并以缠枝花、鱼子纹衬底。
花鸟纹饰及凸起边缘处皆鎏金，另一件素面银盘，形制相同，内刻“力士”二字。
在盘子边上，还有一摞小盘子，也就是碟子，也是银制品。
像是素面菱形银盘，这种素面银碟就有六十多件。
这种小碟子高5厘米，口径15.2厘米，底径8.2厘米。
五出莲瓣形，圈足内刻“力士”二字。
盘与碟的区别在于，盘大碟小。
盘多用于盛放各式果品或面点，陈设于酒宴席上；
碟多用于盛放干果，置放于宾客面前。
看完了这些，剩下的一些全是鎏金器具。
其中有鎏金蝴蝶纹银盒，鎏金鱼纹银盒等。
鎏金蝴蝶纹银盒高4.8厘米，口径5.8～8.9厘米，底径4.2～5.7厘米。
整个银盒为变形蝴蝶，盖面微隆。
子口，圈足。
盒顶锤刻蝴蝶纹样，盖、底腹部同饰连续纹样。
鎏金鱼纹银盒高4厘米，口径5.2～7厘米，底径4～4.9厘米。
呈海棠形，盖面微隆。
器直腹，子口，圈足。
盒顶部刻出4条小鱼，制作精美，别出心裁。
盒子的主要用途是盛放化妆品，大的也可用于盛放茶饼和茶末。
最后是鎏金人物银瓶，这只瓶子也是残损的，实在是可惜。
这件鎏金人物银瓶残高7厘米，口径3.8厘米，腹径6.6厘米。
此人物瓶应有三足，出土时已佚。
颈部分别刻有连珠纹、摺带纹及蔓草纹带。
腹部以鱼子纹为地，以串枝花为隔，用华丽的卷叶纹构成3个莲瓣形开光。
开光内以针状扇式纹，和草叶纹为点缀。
刻划三组人物图：一幅是三童表演胡旋舞，一幅是二童对坐斗草，一幅是三童表演杂剧，底外还刻十二重瓣花一朵。
西陕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鎏金春秋人物三足银罐、西陕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素面三足银罐与此件相似。
在西陕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有银石榴罐，同出有大量的丹砂。
由此推测，鎏金人物银瓶可能为盛放丹药之器。
唐代有很多著名的时间，比如“安史之乱”，就是在这场动乱之后，南方成为金银器制作中心。
此时的器类增多，工艺高超，纹样华美，民族色彩浓厚。
其中，尤以镇江（时称润州）为著。
据现在考古发现，整个南方出土唐代金银器的总数达1100余件，而镇江占九成左右。
润州炉火纯青的金银器制作工艺，使其成为南方的中心产地。
制品多供奉皇室，并錾刻“力士”名牌商标。
其对宋元金银器的制作工艺，有着深远的影响。
所以，陈文哲知道，大批量出现带有“力士”名牌的器物，还真不算稀奇。
但是，数量多，并不意味着不珍贵，毕竟这些制品多供奉皇室，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也算是皇家之物，自然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经济价值。
陈文哲知道的唐代窖藏出土金银器，总数量也不过是一千多件。
而在这处被盗墓分子隐藏起来的窖藏之中，就有数量多大一千七百多件的银器。
这还这只是银器，还只是只是唐代的窖藏，既然唐代有窖藏，那么宋代呢？只能是更多啊！
现在留下来的窖藏，最多的就是宋代之时，特别是南宋时期的一些战乱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