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疯神狂想
在此基础上，还有两个关键问题。
在商周考古的报告中常有商周之际、商末周初、商代晚期、西周早期等年代表述，是由于商周交替的界限难以判别导致的。
就文献记载来说，商周交替的标志，是武王灭商这一历史事件。
但这个分界点，通过考古学是很难确定的。
因为王朝更替是一个瞬时的历史事件，而考古学文化却无法在短时间内发生明显变化。
这片墓地的年代，就处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
因此仅靠墓葬出土的考古材料，是无法确定其具体年代的。
考古学的年代问题，分为器物的年代、遗迹单位的年代，以及考古学文化的年代三个方面。
所以，千万不能简单地从器物的年代，来判断遗址单位乃至整个考古学文化的年代。
要解决这片墓地的年代问题，必须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两条线索。
这一点要先从陶器入手，先前看到那件陶埙的时候，陈文哲就知道，这一片古墓之中，肯定出土过大批陶器。
也不知道是摊主的先人们不重视陶器，或者是百年下来都处理了，反正他是没有在照片之中看到多少。
当然，一些好的东西，就算是陶器，也会被重视，所以影集之中或多或少的有几件陶器。
这一点跟唐宋之后的情况不同，唐宋之前的瓷器都不太行，陶器又太容易坏，不容易保存。
所以，唐宋之前的陶瓷作品，留存到现在的比较少。
当然，这是相比后世瓷器来说的。
所以，影集之中一些特殊的器型，还是有的。
比如之前的陶埙，还有一些陶制的鬲、鼎、簋等等。
除此之外最多的反而是制作青铜器使用的陶范，这些东西堆积在一起，也被发掘了出来。
陈文哲翻出一件出土的高领袋足鬲，就是袋足鬲谱系中最晚出现的一类。
其在关中地区有着大量分布，从宝鸡到长安一带，存在若干墓例。
如凤翔南指挥西村M42、岐山贺家M1、长安丰西毛纺厂M1等。
这些墓葬均带有壁龛和周系统的乳钉纹簋，年代集中在商代后期左右。
这也就是陈文哲的记忆力超强，还对考古方面的知识十分感兴趣，要不然，别人看到这些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
就更不要说找出相同点、不同点了。
不过，总归照片上还是铜器多，所以要分析年代、墓主身份，还是要看铜器。
从铜器来看，出土的铜器年代特征十分明显。
而且陈文哲还知道，这一批铜器与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器高度重合。
所以，其年代大致为殷墟四期晚段。
这批铜器很可能是武王灭商后，周人从安阳带回的战利品。
他的依据有二：其一是文献。
《史记·周本纪》与利簋的铭文上，都有武王于甲子日灭商的记载。
《周本纪》还记载武王灭商后“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
可见武王灭商，这一历史事件是真实存在的。
其灭商后，还以商的器物作为“宗彝”用以分封诸侯。
此外，通过历史文献可以看出，“封建”这一行为，还包括人口的再分配。
大量的殷商移民进入到周王朝，其必然也会将许多商文化因素一并带入；
其二是安阳孝民屯，铸铜作坊遗址的发现。
这个作坊中出土了一批陶范，包括垂珥簋、直棱乳丁纹簋、多齿冠凤鸟纹卣、直棱夔龙纹器座范等。
但是用这批陶范制作的铜器，在安阳却从未发现，反而在关中地区广有分布。
其中就包括石鼓山墓地，过去此类陶范制作的铜器，年代常被定作西周早期。
发掘者则根据这批陶范的出土，提出其年代或许应当提前到商末。
这意味着这批铜器的铸造，可能正好碰上了牧野之战。
导致其尚未使用，就被周人当作战利品带走了。
此外，此类带有单个族徽和日铭的铜器，在各地的西周早期遗存中均有发现。
这反映出西周初年商晚期的铜器，曾在短时间内遍及周王朝的版图。
这不可能是偶然现象，而是这批铜器为周人所掠的另一条证据。
所以，陈文哲看到的这批铜器当中，有一部分，或者是一大部分是来自安阳的可能性最大。
具体年代，或可收窄至武王灭商不久。
在确定了墓地的年代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其一，这片西周墓葬或可作为西周考古的年代标尺中，用以判定西周初年的刻度。
这对重新探讨西周初年的聚落分布与政治格局的变动，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二，这片墓地和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的发现，为解决安阳殷墟商代铜器作坊的年代下限问题，及商、周铜器的分界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
其三，通过梳理全国各地的考古材料发现，关中地区乃至整个西周文化分布区，在西周初年出现了大量商代青铜器。
其分布范围比安阳时期还大，这证明这片墓地和石鼓山墓地出土的铜器，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普遍中的典型。
这一现象是周人通过分封对商人财富再分配的结果，可以看做是商周政体更替之表现。
这样一来，这片墓地墓主人的族属与身份，也就可以稍作推测。
第1712章 民族融合
考古学上常以墓葬的葬俗和随葬品，来判断墓主人的族属和身份。
但仅凭这两条证据还不够，还需要结合器物铭文等信息，才能对其形成一个相对准确的判断。
具体到这片墓地，目前陈文哲对于墓主人的族属和身份问题，推测还是比较多的。
比如主要有姜戎族“户”氏家族墓地、姜姓族群、虢仲、冉、有扈氏、当地土著部落等。
之所以有这么多推测，很显然是根据出土的东西和墓葬的制度太推测出来的。
比如姜氏，肯定是根据出土器物铭文来的。
再就是虢仲，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因为陈文哲看到的很多青铜器，跟虢氏的青铜器风格很像，甚至就是一样，也就是铭文不同。
以上观点虽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对于墓主可能属羌戎一族和虢氏这一观点争议不大。
因为发掘这批青铜器的人，也有着同样的认识。
比如M3和M4的两个墓坑，形制十分特殊，均在墓壁上开凿有多个壁龛。
这一葬俗不见于早期中原地区，而在辛店、寺洼等早期遗址常有发现，最早可追至马家窑时期。
此外，墓葬出土的高领袋足鬲也是判断墓主族属的重要依据。
高领袋足鬲集中分布在关中西部、甘省的天水和平凉地区。
它自身有早晚的发展过程，结束的时间应该在西周初年，与周式乳钉纹簋的结束时间基本相同。
目前，对于高领袋足鬲的来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来自甘省东部地区。
即辛店、寺洼文化分布区。
这与带壁龛的墓葬的分布，也大致吻合。
同时，带壁龛的墓葬中，多随葬高领袋足鬲。
两者似有极为密切的关联性，且此类墓葬和以联裆鬲为代表的姬周墓葬，有着显著的区别。
当然，这也不同于带“腰坑”的殷遗民墓葬。
综上所述，陈文哲认为这种葬俗，是起源于甘省地区的一种更早期的传统。
而这一带恰好也是文献中，羌戎族群的分布范围，因此墓主为羌戎一说也应无误。
另外，文献中也有很多对羌戎的记载。
《尚书·牧誓》中记载，武王灭商的部落联军中，就有羌人一族。
商人的甲骨卜辞中，也有跟羌人冲突的内容。
甚至周人的起源神话中，羌女姜嫄就是其始祖后稷之母。
由此看来，羌（姜）戎不但是周人灭商的重要同盟族群，还是长期与姬姓周人通婚的婚姻集团。
他们在关中地区，理应有着广泛和长久的分布。
在此基础上，陈文哲认为照片中的墓地，就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证明。
而关中地区后期墓葬高领袋足鬲的消失，可能是姜人的物质文化被同化的结果。
这种观点当然也不止是陈文哲的，那发掘者也根据这片墓地出土铜器的铭文，判断其为姜戎族之“户”氏家族墓地。
只不过，陈文哲认为这个观点不错，但是还有不同意见。
比如三号墓坑出土铜器，共有族徽者15件12种。
四号墓坑出土铜器，有族徽者8件7种。
其中有些曾见于安阳，及其他地区出土或传世铜器。
这些多属商器，与周人族裔无关。
同时，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周人少有确证用族徽之例。
另外，禁及“户”卣不能证明和墓主人有必然的联系。
尤其是在若干族徽，同时出现于同一墓葬的时候。
从孝民屯遗址出土的陶范看，这批铜器的铸造地也应该在安阳，属商人所有。
此外，之前发现的随葬高领袋足鬲，并伴出青铜器的墓葬中多无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