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疯神狂想
这是一种波纹，或者说是蛟龙纹。
西周中期以后，逐渐抽象化，形成一种新的主导性的纹饰，就是窃曲纹。
其名称也是据《吕氏春秋》：“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
《离俗览》记载，窃曲纹的基本特征是一个横置的S形，正符合于“上下皆曲”的特点。
这是一种适应装饰部位要求，而变形的动物纹样，是动物的简化和抽象化。
周代打破了商代以来，以直线为主的装饰特点，也打破了对称格式。
一般由两端回钩的或“S”形的线条构成扁长形图案，中间常填以目形纹。
但又未完全摆脱直线的雏形，因而形成直中有圆、圆中有方的特点。
窃曲纹由鸟纹、龙纹衍化而来的痕迹是很明显的。
试将一部分鸟纹加以排比，可以推测出它向窃曲纹衍化的具体过程。
较早的鸟纹在翅膀后边，接连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后来这个尾巴与躯体分离开来，成为一个弯卷的抽象纹饰。
再后，鸟身部分也抽象化了，却保留着原先的一根长长的羽毛。
最后，这根羽毛也消失了，形成了典型的窃曲纹。
著名的大克鼎上，就有窃曲纹。
这一点知道的人肯定不多，也许有不少人见过大克鼎，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其上的纹饰是什么，叫什么名字。
第1710章 盠驹尊
窃曲纹适应性很强，可以随机变化，装饰于器物各种不同的部位，以窃曲纹构成的装饰，一般不刻云雷纹的地纹。
与窃曲纹同时流行的抽象纹饰，还有重环纹、垂鳞纹等。
重环纹多以长圆和圆形图像，连续排作为装饰带，施加于器物口沿或圈足部分。
垂鳞纹像水族动物身上的鳞片，作交错排列饰于水器之上。
这种纹饰始见于西周，盛行于西周中、后期，春秋战国时仍见沿用。
所以，通过这种纹饰的衍化过程，就可以大体推断出作品是哪个时代的产物。
照片中的这件窃曲纹铜簠，长28.5厘米，宽24厘米，通高16厘米，重4.66千克。
整体为长方形，直口外侈，腹壁斜直，器身、器盖呈长方形斗状，深腹，有四个兽首半环耳，长方形圈足。
器盖顶部和圈足皆装饰窃曲纹，盖身、器身装饰夔龙纹，口沿处装饰变形云纹。
器盖、器身大小相同，上下对称，可扣合一体，也可将器盖翻过来倒置，为两个器皿。
西周时期，源于商代的一些传统酒器大为减少。
与此同时，各类食器无论从数量或形制上，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
这些食器器型规整、花纹细腻，铸造技术相当成熟。
《礼记·乐记》载：“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
所以这种窃曲纹铜簠的出现，不仅增加了西周时期青铜器的种类，而且对于研究两周时期的历史、礼制以及社会生活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边翻看照片，陈文哲一边感慨。
能够上照片的器型，都不简单！
比如一只小马驹，看着器型很简洁，但是陈文哲却是知道，这是一件盠驹尊。
既然是尊，那大概率是一件盛酒器。
看器型，应该是西周中期的作品。
它高32.4厘米，长34厘米，有盖，腹侧饰圆涡纹，胸部有94字，盖内有铭文11字。
没想到，这一次铭文拍的这么清晰，而且好像还翻译过？
看着照片，翻译过来，铭文大意是：周王某年十月甲申日，周王在[厈攵]（地名）初行执驹之礼。
周王亲赐盠两匹马驹，盠拜赐后，称颂周王不忘旧宗小子，使自己享受到如此大的荣誉。
称赞周先王奠定了伟大基业，万年永保万代宗族。
盠为颂扬周王之美德，因作其文考大中（太仲）彝，以纪念这一宠赐。
与盠方彝等器同时出土，都是同属于盠的器物，时间也十分接近。
器铭中的“执驹”，当是一种典礼。
古时候王者有考牧简畜的制度，驹尊铭文言周王亲自参加执驹之礼，可见古代重视马政。
古时马的价格十分高昂，舀鼎铭文中记载。
奴隶五人始抵“匹马束丝”，即使到了汉初，据《史记·货殖列传》，马的价格亦高于人的价格。
马在当时如此珍贵，无怪乎周王如此重视。
《周礼·校人》记载：“春祭马祖执驹”。
据此是行执驹之礼在春天，但驹尊铭文执驹之礼却在秋末冬初，证明周人春秋均行执驹之礼。
盠驹尊无疑是研究西周马政，及我国古代畜牧史的一篇重要文献。
当然，这是历史价值，除了历史价值，单说这件作品的艺术价值，也肯定不低。
盠驹尊除腹部一侧饰以圆涡纹外，全器完全用写实的手法，刻划了一匹马驹生动逼真的形象。
它的稚气的双眼，好奇地观察着周围的世界。
竖起的双耳，似乎正用心谛听着什么。
由驹尊盖内的铭文，及在驹尊腹内发现的另一件驹尊盖可知，原来盠所作驹尊共有两件。
这和驹尊铭文中所述周王赐与盠的马数正合，因赐驹而铸驹尊，盖取名器相应之义。
驹尊的形象，应该就是按照周王所赐的马驹的真实形象。
其用意和唐太宗在昭陵前刻“昭陵六骏”的用意是相同的。
像盠驹尊如此写实和生动的作品，在商周青铜器中是十分罕见的，因此弥足珍贵。
“这个只有这一件？”陈文哲忍不住问道。
那位摊主没有多少什么，就再次送上了一部影集。
陈文哲有点无语，难道他们一家就能支撑起一座庞大的博物馆，而且等级还绝对不低？
接过影集一看，这一次不是单纯的器物，而像是一座座墓坑。
不对，这就是一座座墓坑，而且人家的考古现场做的还真正规，甚至在相片上都标注了序号。
比如刚打开的第一页，就是发掘的第一座墓坑。
从周边的人来看，年代确实有点久远，看来他们家说是在百年前发掘的，应该是没问题的。
稍微一翻，陈文哲就发现，他们发现的大墓不少，但是其中以3号墓与4号墓最为重要。
3号墓与4号墓位于遗址北部，两墓相邻分布，形制结构类似。
墓壁的东、西、北三面布有若干壁龛，其内放置大量青铜容器。
这种在墓壁上大量开凿壁龛，以放置青铜器的现象，十分特殊。
与过去发掘的商代和西周墓葬，多将青铜器置于二层台上的葬俗完全不同。
此外，这两座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青铜器。
从这些器物的摆放情况看，它们是被有意识的，成组合的放在不同的龛内的，这或许跟其原来的使用方式有关。
从随葬品上看，3号墓中铜礼器31件，4号墓则有50件，但3号墓随葬铜礼器种类较4号墓丰富。
这两座墓葬最大的差别，在于3号墓随葬有大量兵器、车马器和工具。
而4号墓坑之中，却完全不见此类器物。
陈文哲毕竟也有着很丰富的古墓方面知识，所以他很清楚，这跟墓主性别有关。
据此他可以判断出，3号墓墓主应为男性，4号墓墓主应为女性。
只是稍微查看，陈文哲就确定，这是一片西周墓葬群。
既然墓葬成群，说明这里有一群传承有序，存在时间很长的古王国。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他们核心的族属和年代问题。
翻看着一张一张的照片，陈文哲发现出土的青铜器分为两个系统。
一个是商系统，一个是本地系统，即周系统。
第1711章 作分殷之器物
商系统的铜器铸造技术都非常高超，有着十分精美的纹样，尤其是铭文。
商系统的青铜器主要有两种铭文，一是用来表示族属的族徽文字，二是用天干来表示的日名。
这一片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中，共有十多种族徽文字。
其中“户”出现最多，共有三件，故发掘者认为墓主即为户氏。
当然，此说也不确定。
这两座墓葬中出土的族徽文字种类过多，张懋镕先生曾提出周人不用日名、族徽，故以其确定墓主身份似有不妥。
周系统的铜器铸造比较粗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簋。
西周的簋器底很薄，纹样模糊，与商代铜器完全不同，具有很高的辨识度。
此外，3号墓中还出土了銮铃、当卢等车马器。
而这些都是在西周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当属周系统铜器。
此外，这两个墓葬中均随葬有一个高领袋足鬲，这是典型的姜炎文化因素。
关于这片墓地的年代和族属问题，其年代为西周初年，墓主应为当时的姜戎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