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疯神狂想
还有一点，在西陕那边，陈文哲看到了三星堆标志的东西。
那是在三星堆出土过的两种金面具，出自圆顶金面青铜人像，及平顶金面青铜人像。
圆顶人像通高42.5厘米、宽19.6厘；
平顶人像通高45.8厘米，宽22.4厘米。
这两种人像上的金面罩，均为金皮捶拓而成，眼眉部镂空，制作精致。
据推测这种金面造像，代表当时社会最高层的贵族。
他们不仅掌握生杀大权，还垄断了与神交流的权力。
在战争开始之前，带着这种金面罩的祭祀在跳舞？
这应该是给军队以祝福，在当时那个年代，应该算是很正常的活动。
也是看到了这一点，陈文哲才确定牧野之战中有蜀人参战。
所以就算是移民到西陕的“川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还是“川军”。
或许户口迁了、籍贯变了，但是文化习俗不是那么轻易改变的。
三千年前的“西陕籍川军”，作为周武王伐商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灭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为后世留下了一个美好的神话。
青铜三角援戈，在西陕这边，是出土商代晚期的大墓。
现在通过回溯，陈文哲能够确定，这很可能是《尚书·牧誓》提到过和周武王一起征伐殷商的“蜀”人所用。
而这些友军跟三星堆文明有关，但是却不是来自三星堆文明的创造者古蜀国。
因为三星堆的历史要更早，而等到了武王伐纣那个时期，三星堆文明的主人，古蜀国已经分裂，或者说已经扩张出川省。
这样一来，说武王伐纣里面，有蜀人的参与，也没什么不对。
“武王伐纣”一事，在后世被赋予浓重的神圣色彩。
这一场战争，成为解决天命更易、朝代更迭，这一重大历史难题的满分标准答案。
一场神圣的战争，自然会有一些不同于一般战争的神奇现象。
这里面神神怪怪的场景，就必不可少。
比如带着金面罩在战场上跳舞，这很显然就是当时必不可少的祭祀活动。
所以，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典籍，都记载了武王伐纣时“前歌后舞”。
陈文哲怎么能知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些舞蹈。
这舞蹈实在是太奇怪了，那些人不止是在战争之前跳舞，就算正在打仗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在跳舞。
这就跟坟头蹦迪差不多了，这么奇怪的现象，不管是谁看到了，都会感觉这群人疯了吧？
这么异常奇奇怪怪的战争，让人想起来很容易。
所以，陈文哲很容易就想到，这有可能就是牧野之战。
因为这在很多典级之中，都有记载，上面有着这场疯狂战争的详细记载。
嗯，说详细有点夸张，但是其坟头蹦迪的特征，却记录的十分清楚。
结合年代，战争规模，发生战争的场地，再结合看到的疯狂舞蹈，陈文哲自然而然的就跟牧野之战适配成功了。
毕竟这场战争，实在是太出名了。
只要怀疑，还是很轻易就能找到证据的，毕竟记载这场战争的典籍众多。
第1455章 武王伐纣，前歌后舞
如屈原的《天问》载：“武王三军，人人乐战，并载驱载驰，赴敌争先，前歌后舞，凫噪欢呼”；
《尚书大传》载：“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歌舞以待旦”，“惟丙午，王还师，师乃鼓躁，师乃慆，前歌后舞”；
《白虎通·礼乐》载：“武王起兵，前歌后舞……”
综合这些记载可知，周武王出兵时，就伴随着舞蹈和歌曲；
到了牧野，在大战的前一天晚上，士兵也通宵歌舞以等待拂晓；
在大战冲锋之时，仍然是歌舞不止，欢呼雀跃。
舞蹈和歌曲，一般意味着快乐和轻松。
一场从始至终伴随着舞蹈和歌曲的战争，如果不是印三电影里的艺术表现，那一定是一场圣洁无比的正义之战。
可如果我们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去看历史，就会发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是很不合乎常理的。
脱去后人赋予的神圣光环，牧野之战本质上就是一场两军主力的野战。
以“前歌后舞”的姿态进行战斗，而且还打赢了，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对方实在弱得不堪一击。
但周武王大军面对的商朝军队，绝不是乌合之众。
《诗经·大雅·大明》记载：“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
连周人在其史诗中都不得不承认，在牧野之战时，殷商的军队，像密林一样陈列在原野之上，是一支严整强大的劲旅。
这就否决了，殷商是弱鸡的这种可能性。
要知道，武王伐纣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革命”这个词最早的运用，就是用于形容商汤灭夏和武王灭商，这就是著名的“汤武革命”。
我国开国领导曾经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是万古不易的真理。
即使是三千年前的革命工作，也是要流血牺牲、奋勇战斗，革命者也必须谨慎筹谋、小心行事，怎么会在大战之际载歌载舞呢？
试想，两军对阵，一方又唱歌又跳舞，另一方趁此机会冲将过去，岂不是狼入羊群、摧枯拉朽？
用“得民心”“士气高涨”等理由做解释，恐怕很难说服人。
即使再得民心，士气再高涨，也绝不能在大战之际，做出如此轻浮草率的行为。
毕竟是“小邦周”去打“大邑商”，是一场以小搏大、以弱击强的战争。
慎之又慎还嫌不够，把文艺工作做到两军阵前也过孟浪了。
所以，历来学者对“前歌后舞”这个记载充满了怀疑。
而如果我们看另一些史料，会发现牧野之战的主导者周武王，并无载歌载舞的心情，而是极其持重谨慎的。
《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前，对部队的训话：“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勖哉夫子！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
周武王要求他的士兵，在战阵之中，不要错乱步伐，走几步、打几个回合，就要与周边的人对齐，不能乱了行列阵型。
如此严谨整齐的阵型，连步法、击打都有严格的要求，可见周武王对此战的谨慎态度。
既如此，他又怎么可能派文工团，去两军对阵的战场上又唱又跳呢？
这个问题的解决，要归功于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汪宁生。
汪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了一篇很短的文章。
这篇文章就是《释“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他只用了大约两三页的篇幅，就对此疑难问题做出了解答。
这里就牵扯到了蜀民，周武王的联军中有移民至西陕的“川军”。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
“凌”有侵犯、进犯的意思。
“歌舞以凌”，说明武王联军中的巴人军队，以歌舞的方式冲锋陷阵。
这种歌舞，是一种鼓噪夸张、类似歌舞的战斗方式，而非以艺术和审美为目的的歌舞。
到汉高祖刘邦时，巴人仍有此习俗，曾作为汉军前锋，“锐气喜舞”，还得到了舞蹈爱好者刘邦的赞赏。
汪先生通过观察近代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习俗，得出了解释“武王伐纣，前歌后舞”的思路。
南云那边的德宏地区的景颇族，和川省凉山地区的彝族，均有在战前“歌舞以凌”的习俗。
在战斗开始前，他们的先锋一手持刀，一手持色彩显现、图案可怖的盾牌。
他们一边舞刀弄枪，一边发出吼叫，制造出紧张恐怖的气氛，然后率领部队向敌军战阵中冲去。
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激励士气、恫吓敌人的战前准备。
只是动作较为夸张，声音较为喧嚣。
所以不熟悉这种习俗和文化的人，就会认为这是在战阵前歌舞。
就好像华夏民族在战斗之前擂鼓，其作用也是为了振奋士气、统一步调，但鼓也可以作为乐器。
试想，如果一个完全不熟悉华夏民族习俗的人，看到了这种战争习俗，他很可能会认为我们的祖先，在战斗之前要演奏一曲鼓点。
“前歌后舞”的疑窦，不能说至此已完全解决。
但汪宁生另辟蹊径做出的解释，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相当有说服力的一种观点。
汤武革命确实不是请客吃饭，牧野之战也不是穿插着大型乐舞的印三电影。
如果能回到三千年前的那个甲子日，我们看到的应当是相当紧张、恐怖、残酷的一幕画面。
反正刚开始十分轻松的看电影的陈文哲，很快就紧张了起来，因为他看到了大雨滂沱，也看到了血流漂杵。
这样场景，对于他这个现代人来说，哪里有一点请客吃饭的样子？
之前的歌舞画面有多么喜庆、滑稽，此时的战争场面就有多么的残酷。
牧野之战有多残酷，或者说牧野之战有多和谐，这是一个困扰我国人千百年的问题。
很长时间里，因为人们愿意相信武王伐纣是一场正义的、神圣的革命，所以牧野之战也被描述为一场近乎兵不血刃的战斗。
如《史记·周本纪》载：“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
第1456章 大雨滂沱，血流漂杵
两军交战，根本没有进行多少缠斗，殷商军队就倒戈了。
周武王长驱直入，商纣王众叛亲离。
这似乎合乎我们对于一场圣洁之战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