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御炎
在尚书省没有高层关系和讯息渠道，以至于让他没有及时的抓住机会向苏咏霖做出解释。
最后赵作良都主动请罪了，他才刚刚知道这个消息。
失了先机、落于人后的苦楚孔拯是吃够了，当初若是能够早点知道赵作良的动向和苏咏霖进行沟通，说不定还能挽回局面，减少损失，也不至于现在一口气失去二十个职权职位。
他现在特别希望可以在尚书省的决策层内拉到一些关系，乃至于推动某些人进入尚书省中高层担任职位，力求之前的错误不再犯。
但是尚书省高层充斥着苏咏霖的元从系、燕云系还有外族系的人手，这三个派系或多或少都对山东系有些抗拒。
当然不得不说，在明帝国中央政府之中，虽然高级官员的数量上山东系略显不足，但是中层官吏方面，山东系一点也不逊色其他三个系。
山东系的人数优势和素质优势使得中层行政办事官员层面上，燕云系和外族系的官员加在一起还不到山东系的数量。
而苏咏霖元从系的数量优势主要体现在基层跑腿小官小吏层面上，在中层官员的层面上也不能和山东系打擂台。
孔拯认为苏咏霖清楚山东系的人数优势和素质优势，所以在高层上刻意打压山东系，但是在中层办事官员方面却不得不仰仗山东系官员，这样做倒也算是一种平衡之策。
所以孔拯认为当前山东系要做的不是在力量不足的高层层面上和其他几组势力打擂台，强硬的展现山东系的政治底蕴，而是夯实基础，发挥身段柔软的优势，拉拢高层关系，伺机向高层运动。
尤其是尚书省，这个苏咏霖的直属办事机构往往会第一时间知道很多事情，等他们商议完了把消息传播出去，连底下的办事部门都要等一段时间。
就是这么一段时间，足以决定很多事情的发生。
政治上的运动可以分两种形式，一种是讨好，一种是构陷。
构陷这种事情孔拯暂时办不到，那么唯一剩下的就是讨好。
讨好谁呢？
霍建白就别说了，死对头，和孔拯属于互相想要搞死的范畴，除非天塌地陷，否则不可能和解。
耶律成辉也别说了，山东系官员素来对外族系没什么好感，关系之差仅次于燕云系，跟他们合作还不如自杀。
那么剩下来的选择只有一个了。
那个同样眼观鼻鼻观心、好像对此完全不在乎的平章政事——赵作良。
身份极为特殊的甚至可以不算做元从系当中一份子的高级官员——赵作良。
苏咏霖和刘永贞讨论事情的时候，赵作良默不作声。
等林景春站起来就当前明帝国财政支出问题对苏咏霖作报告的时候，赵作良也是默不作声，还偷偷打了个哈欠。
当初，刚刚知道赵作良要做平章政事的时候，孔拯身边的人都在流传着赵作良一个老泰山靠上真泰山的事情，不仅是羡慕，也是在嘲讽赵作良狐假虎威，靠着苏咏霖上位。
但是赵作良在他运动之前就向皇帝请罪、通过让自己定罪然后直接把山东系的反抗行为定义为罪过的手法让孔拯心有戚戚。
不管这是苏咏霖授意的还是赵作良自主的，都足以说明赵作良对局势是有相当影响力的。
而如果这是赵作良自己想出来的办法，那就更能说明问题了——赵作良心思深沉，不是外界谣传的苏咏霖的提线木偶、托塔天王。
人家有真本事，可以很好地执掌属于平章政事的权势。
至于本事有多真，那就不好说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孔拯都觉得自己有必要和赵作良拉一拉关系。
虽然说这样做比较功利吧，但是谁不喜欢有人巴结的感觉呢？
之前，孔拯听说很多中层官员和底层官员都在想方设法的和高层官员们拉关系，赵作良则是重中之重。
一开始，孔拯对此颇为不屑，觉得自己也是值得巴结的高级官员，但是经过这一轮打击，他意识到自己在高层政治斗争之中根本不算什么。
要不是苏咏霖不想拿下他，他早就没了。
要有靠山，关键时刻，要有人能帮得上忙说得上话啊。
孔拯开始默默的思量该用什么方式去接近赵作良，并且取得他的欢心。
而国务会议也进入了尾声。
苏咏霖给朝臣们定下了工作内容。
教育改革，科举改革，中央的定策和地方的全面实施，从洪武元年开始办理，争取在洪武二年科举考试之前把工作基本完成，到洪武五年的时候，争取看到科举改革和教育改革的成果。
就这么些工作，孔拯感觉包括礼部在内，吏部和财政部就别想有个安生日子，多如牛毛的问题会让他们陷入无穷无尽的工作地狱当中。
升官发财？
政治斗争？
那要先把事情做完了再说。
怀着浓重的惆怅，孔拯带着礼部职官们离开了会议堂。
但是这根本就不是完结，或者说压根儿就没有完结。
苏咏霖十分勤政，这边解决完教育会议，那边把礼部和吏部弄走，留下财政部，又拉来了工部，继续国务会议。
这一回国务会议的内容变成了治理黄河的话题。
黄河，自打北宋三易回河之后就大大摧毁了河北的农业生产力，黄河成为了悬在河北人民头上的一把利刃，也拉开了北方经济凋敝、南方经济繁荣的百年大变局的序幕。
北宋末年，东京留守杜充这个神级人物更是毁掉了黄河大堤试图阻挡金兵，结果酿成惨剧。
金兵没被黄河淹死几个，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的人们遭殃遭罪——直接死亡二十余万，间接死亡数倍之，综合死亡百万人以上，遭遇水灾无家可归者千万人。
而这个奸贼后来还投降了金国，还做到了燕京行台右丞相，在金国留下了后人。
所以苏咏霖攻克中都之后就派人找杜充的墓，把杜充的尸体挖了出来，鞭尸，将其挫骨扬灰。
接着又把他留在金国的家人后代全部逮捕，押到了黄河边上，将他们全部斩首，尸体推入黄河之中，然后设祭坛祭祀因为杜充掘黄河而直接间接死亡的一百多万人。
最后，苏咏霖于开封城黄河边上用生铁浇筑杜充跪像，又设【奸贼杜充掘黄河大堤碑】，详细记录了杜充掘黄河大堤的前后事迹，向因此死难的百多万人表达哀悼，向因此而受难的千万两淮居民表达愧疚。
当然，苏咏霖也没忘记给南宋上眼药。
第0628章 治理黄河
苏咏霖认为北宋三代君臣在黄河问题上造的孽不比杜充小，他们是半斤八两的水平，所以在杜充碑边上又设了【宋君臣三易回河碑】。
这座碑上详细记述了杜充掘黄河大堤之前北宋三代君臣三次折腾黄河的事迹，记述了宋君臣人菜瘾大的弱智行为，记述了宋君臣为什么执意要让黄河改道以及之后一系列脑瘫操作的内容。
他要让一切大白于天下，让时人后人都知道宋君臣这一波操作到底有多么的祸国殃民。
总而言之，冤有头债有主，有仇报仇，有冤报冤，谁都不会被落下。
黄河是经过了北宋君臣四次的折腾，才有了今日这般“辉煌”的“盛况”。
这份“功劳”，若不能算在他们头上，那么因此而死的百万人就真的是白死了。
两座碑的碑文都是苏咏霖亲自写的，当时碑落成之后，苏咏霖还亲自去开封黄河边上主持了公祭典礼，向殉难者献上哀思，为大明朝整治黄河奠定舆论基础。
虽然说从中唐以后因为种种原因导致黄河逐渐失控，但是经过北宋君臣四次“神级操作”，黄河从看咱不顺眼的后妈被快速折腾成祭出家法彰显威严的大妇，动辄咆哮怒吼出手伤人。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真真切切的彻底治理一番，中原永无宁日，华北、河北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也将陷入停滞，无法进一步发展，甚至不能恢复原有的状态，华北平原、两淮地区巨大的农业生产力也将被极大地限制。
南方和北方的经济发展差距将越拉越大，失去的数百年将进一步降低北方对于中国的经济重要性，方方面面影响到中原之地的发展，且将极大地拖累苏咏霖的工业发展计划。
这一点，是苏咏霖不能容忍的。
还好，苏咏霖面对的黄河虽然遭到了北宋君臣四次摧残，却还没有遭到常大队长决堤花园口的那一波摧残，所以面对的局面较之后世还要好上一些。
此时的黄河虽然已经很难控制，但是情况并没有坏到难以挽回的地步。
杜充之后，一直到苏咏霖覆灭金国期间，金国对黄河只有小打小闹，没有大规模治理，也没有大规模摧残。
原因很简单。
一来，此时的黄河状况虽然已经很差，尚且没有频繁决口，且前几代金国皇帝还没有放弃攻灭南宋，一直都想着覆灭南宋，当然集中全力攻打南宋，无暇治河。
一直到完颜亮死后、完颜雍登基时，金国才彻底放弃攻灭南宋，转而选择与南宋共存，此时此刻，正好黄河的状况也不断变差，多次决口，于是治理黄河才上了金国的议程。
所以此时此刻苏咏霖面对的黄河基本上就是自杜充决口之后的原生态黄河，最多进行了一些修修补补小打小闹。
也算是他们运气好，这段时间黄河没有大规模决口发生，但是河水泛滥时常有之，只能说规模不大。
赵开山统治期间，山东南部发生两次河水泛滥。
苏咏霖统治至今，黄河稍微老实一些，还没有出现泛滥或者决口的情况。
黄河大堤虽然踉踉跄跄，倒也能够一路走过来，勉强维系了两岸的平稳。
但是这种平稳能维系到什么时候，苏咏霖可完全不敢保证。
万一什么时候下大雨，黄河水暴涨，大堤扛不住，一旦崩溃，则黄河下游又将是千里泽国，百姓罹难，所有的建设投入都会打了水漂——字面意义上的打水漂。
所以立国之前，苏咏霖就多次提出要治理黄河。
甚至在和完颜亮决战之前，苏咏霖还提出以复兴会为专门的全权治河部门，由他亲自统领，集合朝廷各部门的力量发起治理黄河大决战。
以至于苏咏霖光明正大设置复兴会之后，很多人还单纯的人为苏咏霖只是设置了一个全权负责治理黄河水患的综合性临时部门，事毕即撤的那一种。
这一次，苏咏霖决定把复兴会放到明面上，光明正大的公开一部分复兴会的组织，让田珪子出来亮亮相。
然后以他作为治理黄河的实际负责人。
在这场正式会议上，苏咏霖做了一些宣布。
“之前我设立了复兴会这一组织，就是为了在治理黄河的时候统筹所有朝廷部门，复兴会虽然不是正式朝廷部门，但是在治理黄河的问题上，复兴会对任何相关部门都是高一级的。”
一些不明所以的官员这才知道复兴会是个什么组织。
说白了，就是一个专司黄河治理的事权组织，在黄河治理问题上，任何相关官署见面自动低一级别，必须要乖乖站好接受调遣。
而且苏咏霖还宣布了都察院左都御史田珪子为复兴会的负责人，全权负责治理黄河之事，这就给很多官员复兴会惹不得的印象。
开玩笑，都察院的老大提领治理黄河之事，你稍有不法行为他直接动用职权收拾你，你还要不要当官了？
狠，那是真的狠。
但是说真的，苏咏霖设立复兴会固然不单单是为了治理黄河，可是治理黄河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
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是必要的先决条件，清明的吏治更为重要。
否则历史上很多次治理黄河，提出的方案都是切实可行且符合自然规律的，但是落到实践层面上，就出了大问题，把原先好好的方案搞得一塌糊涂，最后功败垂成。
最典型的莫过于贾鲁治河。
腐败到极点的元廷说是支持贾鲁治河，但是底下那些负责办事的贪官污吏也不知道把工程经费、用料贪污到了什么地方去。
使用的材料不是最好的。
使用的工具也不是最好的。
甚至给劳工吃的东西都是最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