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毕竟法国号称小大明，全国40万贵族有优免，士绅并不一体纳粮当差，虽交血税但也就那么回事，税收比英国低得多但全压在底层，还要服徭役搞基建；英国加在一起也就200多五级贵族，窗户税这种明显的面向中产和贵族资产的税都能收的起来，类似大宋那种专营垄断盐、茶、糖税的高效搂钱能力也有，比法国强太多了。
大顺一堆臭毛病也一样不少，切掉江苏，使使劲儿，财政岁入已经被英国超越了。
但英国这种税收，此时真的是在赌国运。
现在的岁入，利息支出已经到51%了，这还是英国能借到3.8%的利的情况下——在大顺掺和欧洲的事之前，英国能借到3%，但大顺掺和借债、荷兰东印度公司换名重建后，已经拉到了3.8%，毕竟此时钱不是印出来的，而是真金白银总量就那么多。
固然，比法国求爷爷告奶奶只能借到6%；大顺基本上就算众人“爱国热情迸发”，在本土也只能借到8%强得多。
但，大顺毕竟之前的“国债”模式，都是从盐商那里“零存整取”，现在不太一样了，理论上已经有了发国债的资格了。
皇帝大阅舰队，在经历了二十多年变革的松苏地区，不是在宣扬“朝廷有赖账不还你们还无可奈何只能哭的能力”，而是在宣扬“朝廷有还账的能力”。
当然，其实这是一回事。
但商贾看待问题的角度，却和过去截然不同了。
即将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大顺皇帝对自己设想的“内外分治、皇权居中、中原出人、海外出钱、儒生入相而相九州承明制力求稳定、勋贵良家子出将而搏域外”的崭新帝国政府形态的全面检验。
反正输赢无所谓。
这不是西域，也不是辽东，输了，对面可能举旗入关。
打输了，最多缩回马六甲，马六甲、巽他等几个海峡把门一关，马六甲一口通商、朝廷全面官营对外出口，自己玩呗。
钱不用国库的，国库的钱，走正常的内阁流程，该治水治水、该赈灾赈灾。
这个判断的基础，就是大顺决策圈和枢密院，认为大顺最多对非洲地区，有五千人的投送能力。
那么，就算打输了，就算对面天赋异禀这么快就克服了之前骚扰吕宋还得请求大顺开放港口补充给养和水手的问题，就算对方能拿出五千人投送过来，有卵用？
我只能投送五千，你何德何能能投送超过五千？
既然打输了没有大后果，完全不会受到严重的战败惩罚，那为什么不搏一搏？
一旦成功，这对皇权可是极大利好。
即可以分而治之，把握平衡，制造对立，左右横跳，以外吓唬内、以内吓唬外。
而且一旦成功，将来的皇权，至少有三条路可以走。
第一条路，做自耕农、小生产者为支持支柱的皇帝。自耕农和小生产者，是最爱皇帝的，因为他们被上面欺负、被下面威胁。
第二条路，做财阀的主心骨，因为没人做主，旧势力能把新兴阶层的屎打出来、吃干抹净，新兴阶层只能依附皇权。
第三条路，与士大夫共天下，延续旧路。
刘钰当初的“赤子”之心、宇宙之悲，皇帝看看史书，也明白，世无四百年之王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旧路，也就是三百年国祚，顶天了。
第三条路的终点，皇帝已经可以看到。
所以，其实皇帝和程廷祚、权哲身等人是很像的，都是在“尝试寻找一条路”。
只不过，是谁的路，大有不同。
有人，是找民族富强的路。
有人，是找救亡图存的路。
有人，是找圣教天下的路。
有人，是找皇权永续的路。
这些路，有的重合、有的分叉、有的相悖、有的并行。
上一次皇帝南巡的时候，大顺仍旧是一潭死水，南巡的逻辑也是延续过去的一切，修淮河与修大运河之类的逻辑基本一致。
这一次皇帝南巡，则可以视为大顺这一潭死水，终于出现了巨大的涟漪波动。
皇帝不再乘龙舟走运河，也不再是主要在扬州淮安停留。
而是会在六月这个炎热但西洋商船云集的季节，直抵松苏。
上一次南巡，李淦的主要身份，是大顺天子。
而这一次南巡，李淦的主要身份，是大顺帝国的皇帝。
二者看似一样，实则在他没有叫停江苏改革、最终改革完成的那一刻，已经有了区别。
天子只有一个。
皇帝国王全世界一大堆。
程廷祚以为皇帝这一次南巡，还是以天子的身份，这是他的视野所决定的。
但模模糊糊中，他其实真正读懂了刘钰那封信的意思。
嘲笑他们在淮南搞这些没意义，说真想尝试改良，就去河南、陕西之类的地方，去那里弄清楚农村到底什么样、农民佃户和士绅的关系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这一套空想的天下第一仁政靠改良是否玩得转。
这是传统的天下意义。
鼓动他们派人去檀香山，让那里成为藩属，传播圣教。
这是旧天下观、和新天下观的混合意义。
孟松麓说的没错，去檀香山，不是去做班定远事的，而是以周行封建而扩诸夏的心态去的。是一种主动进行的朝鲜、日本皆以儒学为正统的尝试。
是在拓展旧的天下范围，因为之前的天下，其实只包括大顺、朝鲜、日本、琉球和越南。
打着“圣战”旗号在南洋劫船的苏禄海盗、号称东方阿尔及尔的那群“朝贡国”，真的是儒生认为的天下范畴内吗？
而最开始，说要提供贷款，帮助乡社转型的这些内容。
则是新的天下观的内容。
即世界贸易、新的市场和商业联系、国与国之间以垄断公司、战争、劫船、屠杀、占领、炮击、关税、贸易、工商等形式进行竞争的大争之世的新的天下。
乡社转型后生产的棉布，可能出现在关东换取大豆和高粱；可能出现在朝鲜换取纸张和人参；可能出现在日本换取白银和黄金；可能出现在南洋换取香料和蔗糖；可能出现在非洲换取象牙和异兽；可能出现在南美作为贿赂给西班牙都督；可能出现在欧洲进入走私市场。
旧天下，对乡社的影响，不大。
反倒是旧天下之外的地方，一场海战、一场陆战、一场围攻、一场科技的进步、一个纺织工偶然一脚踢翻的纺车、一个年轻赌徒压上全部的战争豪赌、一个偶然发现的金矿、一场孟加拉的大荒，都会对转型后的乡社产生极大的、远胜旧天下动荡的影响。
陕西、甚至更近一点的河南、安徽的大灾，对转型后的乡社，可能影响不大，甚至可能毫无影响。
反倒是地球另一面的英国若是议会宣布取消《棉布禁止令》，可能会让转型后的乡社，吃肉频率明显增加。当然，这是假如村社转型为纺织合作社，而不是接受包买制的前提下。
应该说，此时江苏从事纺织业的新兴阶层，可以读懂八万里之外笛福对《1721新棉布禁止令》那欢欣鼓舞的社评和对中国的极大仇恨；可以面对着大顺将来的对外扩张战争三呼皇帝万岁；对朝鲜国开放仁川和增收军布兴高采烈。
但，却恐怕很难读懂礼法教化了。
第828章 你的答案不在这
新旧天下观的分野，实质上也促成了松苏地区学术精英的再度分裂。
一部分精英，希望传统思想普遍化，走一种四海皆可的改良，定义天下的道德伦理、正确错误。
解构拆分，断章取义，吸取诸子百家，重构话语解释，提取出来世界大同、平等、博爱等等，力图做新时代的引领者。
此处可用，彼处亦可用。此处以为此为对，彼处亦以为此为对。
这不是要攀附别人，而是试图引领别人，以期对抗。确信先秦的那些东西，经过断章取义和解构拆分，是可以把外来的东西打碎的，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回教、佛教、甚至自己的儒教……
一部分儒生，宣告认输，转而防守，固守基本盘，致力于解决儒家文化圈内国家的共同问题，土地矛盾。
并且在禁教的那一刻，认定了圣教根本赢不了，也不太可能对外输出。守住基本盘，在儒家框架内，解决大顺自己和几大藩属的问题即可。
程廷祚，或者说整个颜李学派，在二十年前，是大顺最激进的学派。
但现在，他们毕竟老了。
即便程廷祚已经隐隐认识到了时代的变化，可他也隐隐觉得，在学术界，现在二三十岁的、开始解构儒学、把功利学更进一步的那些年轻人，将会扛起新的旗帜。
虽然他们学派反程朱很激进，但此时也不得不承认朱熹当年的判断：毁灭圣教的不可能是心学，必然是失控的事功学。
前者禅意入体，早晚迷途知返。
后者激情澎湃，却很容易失控，最终连内圣外王都不认。
程廷祚自己都明白，在明末神州混乱的大背景下出现的颜李学派，也终于走到了路口。
乱世时候，以功为先，余者皆可闲置，以后再议。
可现在，不是乱世，而是盛世。
一边，是水心先生的由外而内，但外功必复礼、言行举止皆合于礼而后入心的道学老路。
一边，则是一条作为儒生，在盛世之下根本不想走的路。
也因此，他虽然知道孟松麓要去檀香山的心态，终究还是张博望班定远的类似心思，可他还是希望自己最后收的弟子走出去。
如果有一天，学派湮灭，后浪推了前浪、亦或者学派最后成为了异端、亦或者学派最终走向道学老路的保守……
至少，远去檀香山的孟松麓，若能成功，可以给学派，在历史中留下一丝痕迹，一丝怎么也抹不去的痕迹。
“松麓啊，你随我学习多年，分斋学问也学了不少。虽说咱们的《三字经》里讲，四十出仕，你还远远不到，未到磨砺成熟的时候。”
“但兴国公既然在即将离开江苏之前，询问此事，我想了想，你既同意，那你就是最适合的人选了。”
“经费、人才、百工等，兴国公那边自会协调，你去到那边拜谒的时候，定会安排。”
“陛下不日出巡，你还是早早动身的好。不然只恐兴国公并无时间。”
孟松麓心中高兴，忙道：“先生，鹿庵自朝鲜国来，正要求实学正道。弟子以为……”
一旁的权哲身却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皇帝出巡”这件事上，心想，本国之困，先生说自兴国公伐日开埠始。
此事既非王道，只怕圣天子居于宫中，未必知藩属困苦。那些使者，又都是遣词造句之辈，恐也难说清楚这里面的事。
先生叫我来学救世救国救民之路，只是恐怕若开埠事不停，终难成功。
何不趁此天子南巡之机，肉身进言，诉藩属开埠之苦困？
只是料想上国天子出巡，必是警卫森严，自己恐无机会接近。
这孟松麓既有机会去见开埠一事的始作俑者刘某，我何不借此机会跟随？
届时，力陈彼非王道，更写千万文字。
他若不怒，以为有理，则可趁机面见天子。
他若怒，杀我，亦可趁机闹大。
天子南巡，他却杀人，轰动一时，晾他也没有一手遮天之能，天子闻之，必要质问，缘何藩属之民流落此地？竟到底有何冤屈？
若圣天子知藩属事，或许会停了开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