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南通地区的纺织业资本，也会沿着阜宁到南通的运河，一路北上，不断渗透瓦解，将更多的运河沿岸的男耕女织，变成现在这种奇怪的男耕女织模式。
当时乡约村社的尝试，就是复古制的。
是均田授田的，要靠程廷祚提倡的“泛爱”和儒家的家庭伦理为单位，靠乡贤乡约为基石，泰州学派当年的聚合会为模型，搞出来的一个四不像的东西。
如今到了这一步，下一步该怎么走，掺和进来的各个学派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分歧。
就拿现在权哲身看到的这个村落里的情况，没被赶走的，留在村子里的，还有四百多户，这是个大村。
全村涌进来六百多台铁轮织机，但这些织机都不是村民的，而是资本的。
靠村民自己买，猴年马月能买到？
程廷祚不是没考虑过，让乡约村社的各家出一笔钱，买几台织机。可这个想法有很大的问题。
织机买回来，归谁？
收入归谁？
布是内部用，还是去卖？
织布的人，得多少钱？
各家各户是独立的家庭，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出现诸多矛盾。
有部分复古派说，不如仿照明初模式，搞匠户制。乡约村社出人，做专门的匠户，每个月完成一定数量的织布量。
但这个想法提出来，在内部就被否了。
当初一激动，圈了24万亩土地搞尝试。
税照常缴。
水利工程的费用，照常出。运河挖掘，也是苏北圈地区按照圈地数出三分之二的钱，禁止商业资本投资防止日后收过水费。
激动之后，处处缺钱。
而且在阜宁到南通的运河修成、淮南圈地基本全面完成之前，松江的商业资本也压根不想给他们贷款。
抵押物是有的。
但是，这抵押物纯麻烦。
垦荒公司可以贷款，而且贷的很方便，因为地是垦荒公司的，上面干活的是雇工。
真要是收地的话，直接收地，自己经营就行。
而这个乡约村社，是授田于民，使得制民恒产的。
当初淮南圈地的时候，因为盐户产权问题，就惹了一堆骚。
资本之前是一点都不想把钱贷给这个麻烦的村社。
真要是还不上钱收地，稳固了小农生活的农夫，肯一无所有去做雇工？
到时候闹将起来，不够麻烦的。
又是穿着寿衣去县衙、又是割肉断指以明志的，这谁受得了？
别说不一样，当初盐户对草荡，还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的，但还不是一样闹了三五年，动了军队才镇压下去的？
然而，伴随着运河修通，淮南圈地基本完成，土地的价值激增。
资本考虑了一下将来收地的利润，考虑了一下收地可能造成的麻烦，利润战胜了麻烦，现在自然肯贷。
刘钰之前倒是给程廷祚提过意见，说你可以效仿淮南别处圈地的地方，搞成这种公司模式。
大不了，你对百姓好点，利润多发给百姓点，也比你现在搞成四不像这样强。
或者是，更激进一点，产皆共有。
搞成公司模式，最起码能把资本聚集起来，增肥土地、种植棉花、发展纺织，一点点积累资本，完成产业升级。
现在搞成这种四不像模式，当初早就说过，淮南盐垦搞小农模式，只会让土地退化，三五年就反盐，你们偏不信。
而且等着将来工业革命到来，又几乎是和基建完成同时的，你们到时候根本没有资本进行升级。
就算运河修通，资本沿河北上，广撒织机下乡。
可自己集资买织机得的利润，和用人家的织机、承人家发下来的纱线那点钱，能一样吗？
当初就那么搞，先从种粮升级到种棉，再从种棉升级到织布，至于搞的这么狼狈吗？
而且当时刘钰也说的很明白了，淮南圈地的那些人的资本，你们比不了。
那些资本是靠搜刮五省百姓的盐利、靠拿到了大顺伐日下南洋几战的红利完成的血腥积累。
你以为朝廷当年伐日本，真就是为了琉球那点事？还不是贪图日本的白银？
五省的老百姓从盐里，朝鲜日本南洋的百姓从布里，欧洲那边从瓷器丝绸茶叶里出了这笔钱，你们又没有这笔钱，这么搞肯定要完。
当然，这里面刘钰起到了一个不是很好的作用。
理论上，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权职，或者为了树立样板，减免淮南五年大基建这个乡约村社该出的钱，甚至给予低息贷款。
但这个样板，一点都不是刘钰所喜欢的。
本来就各种嘲讽，还嘲讽说他们是在玩复古演戏过瘾，自然是一个子儿都不肯减免。
一群人，五年之内，要从零开始积累各家的资本。
还要承受淮南的整体大基建。
还要承受伴随运河修通的纺织资本北伐，把运河区都拉进织机下乡区。
这要是能承受得住，那可真是要把经济学问都改写了。
反正这一套是刘钰乐于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对复古空想的胜利。
至于孟松麓因着权哲身看的南通周边的富庶区，也确实如权哲身所言：基建的事，当年汉高祖的侄儿、吴王刘濞的时候完成了。
反正是当年修运河的人都死快两千年了，之前朝廷的徭役修河也一直没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自不一样。
这地方的人自然是过的美滋滋。
而淮南基建的钱，用的也是五省盐利、海外他国百姓的钱，那些圈地种棉的大资本也不艰难。
挖河也不用他们出劳役，一大堆被从乡村赶出来的佃户、以及扬淮衰败之后的流民。
这件事，孟松麓等人只是觉得不公平，但可没有对刘钰有太多不满。
三五年大基建，在基本不伤民的情况下，愣生生搞出来一套平行的“范公堤”、一套从淮河到长江的新运河，这功绩陪祀淮南各地的范文正公祠，总是够了的。别处的范公祠肯定不够格，但淮南的范公祠主要还是泽被后世的范公堤的。
至于扬州衰败，他们学派的态度也只是略微惋惜。否则当初也不会因为盐改的事，程廷祚和吴敬梓因为大义、小义的事闹掰。
孟松麓可能自己都没注意到，他对经济的分析，已经在潜移默化间形成了一种和以往不同的分析模式。
他也没觉得这有啥不正常，而是试图把这种崭新的经济分析思路，和原本的儒学融合起来。
反正权哲身是要去乡约村社的，与其到了那之后慨叹“上国不过如此”。
还不如先看看这些繁荣地区，生出上国富庶的感慨，再打打预防针，说清楚乡约村社面临的特殊情况。
而且，这本身也是一种对权哲身的提醒：先富后教是夫子的理念，这是论语可证的。
而想要富，先挖河。
既通交通、亦为水利。
不过，这本身也是儒学的一个现实困境：以朝鲜国为例，假设，如果用轻重术聚敛钱财，然后修水利、挖运河、置灌溉。对，还是不对？
这就又涉及到了儒学从宋以来的学派纷争，或者说此时大顺儒学界的影射显学——“管仲”，到底仁不仁？
影射显学的那个“管仲”之外，真的那个管仲仁不仁，这还涉及到追述先王之道，追到哪？
是追到周孔？
还是追到孔孟？
还是追到孔荀？
第807章 上国心态（五）
当然，追道统，和影射显学，这都必须是经历了大顺开国和之后改革的儒生才能理解的东西。
权哲身还听不出来这种和百余年的历史相嵌套的东西。
对孟松麓所言的兴水利一事，倒是颇为赞许。
只是，两边的情况多有不同。
至少在淮南地区，大顺这边兴修水利的主力，已经是“闲民”了；而朝鲜国的土地制度摆在那，注定了兴修水利只能依靠奴婢和征发劳役。
而“闲民”，又意味着这本身就是星湖学派的梦魇——闲民都是农村破产的农民和退租逃荒的佃户。而星湖学派在左右分野之后，星湖左派一直试图致力解决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并且思路还是很明显的向后退的那种思路。
其实即便是大顺这边，在开国之初和明末思想激辩中，往后退回到明初那种固定身份的状态，也一度成为主流。
但最终，顶不住蜂拥而进的白银，也顶不住江南地区已经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这个退回到明初严格身份制的想法最终也没有立住脚。
至少从眼前看来，似乎大顺这边解决了土地兼并带来的“闲民”问题。
持有往回退和复古想法的人，都是激进的改革派。只是，改革的方向，是往前还是往后的问题，但肯定不是保守派。蹲在原地前后小幅摆动一下的，才是保守派。
权哲身这种激进派，未必真的想要全面复古，只是因为自己找不到往前走的方向，心里又对社会不公极为不满，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往回退，从先儒的学问中寻找解决方法。
他们和大顺这边的人是不一样的。
作为文化圈的次生成员，他们身上不用背负道统这个负担。
是以，他们的想法往往是不怎么“正规”的。原本历史上的基督教问题，就能看出端倪——平壤成为东方梵蒂冈的源头，就很奇葩。权哲身这些接触到基督教书籍的士大夫，不是“加入”天主教，而是自创了一个朝鲜教区。不管是牧师还是教区主教，都是压根没有天主教廷参与，自己照着基本翻译成汉文的书，自己创出来的，全程自封。
这也算是后世那边邪教泛滥的一个历史渊源吧。
如今权哲身看到江苏的改革成果后，内心其实已经有所动摇，心想是不是能走这条路呢？
出于这个想法，权哲身问了一下孟松麓。
“孟兄，你对闲民如何看？兴国公的改革，在这里造出了海量的闲民。可现在看来，闲民似也无甚大害？先儒以为，闲民乃天下第一大患，此中分歧，孟兄如何看待？”
孟松麓对这个问题，其实也真的是不好回答。
因为，这里面的根本问题，就是江苏的模式，是否是可以在天下推广的？
亦或者，江苏的改革，只适用于江苏一地？
如果是前者，那学派还折腾什么呢？不管是富民，还是制度，甚至实学，都不用他们管了，那他们存在的价值只剩下道德教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