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这也就不难预见，后世可能会有诸如英国的议会制度，其实就是三代之治的一种体系；选区制度，就是复古学校论政的变种；仁与社主义；孟子与民主等等言论。这本身就是彻底输了的体现，分明是阿Q找赵太爷说自己也姓赵嘛。
但现在，对儒生来说，还没到彻底服气，争都不敢争、而是拼命那那些后世的所谓普世的一些东西上靠的地步呢。
因为，儒生觉得，自己这一套东西，才是普世的。
往大了说。
齐国公出访欧洲，参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的和会，解决荷兰和中国的南洋争端，搞武装中立同盟，提出反海盗和反私掠船公约等等。
这是好事啊？
还是坏事？
放着好好的天子不当，掺和到那边去当诸侯了？
就算是五霸盟会，连个执牛耳的霸主都没当上，丢不丢人？
放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不用，非得去签什么国际法的条约，让人认可对南洋的控制？
就算不谈这个，只说实际的，反正之前也承认各国的帝号、王号了，天下体系已经松了。
那么，国际法是不是“礼”？
以后的国际法，要按照什么制定？
既然没有周天子，儒学要不要拿出一个五霸制礼的意识形态解释？
以后的国际法，公约法等等，如果和儒学伦理出现了冲突，是否承认？
如果承认，是否意味着儒学不是普遍适用的？
儒学这一套，是否要比万国约法、国际公约、普遍认知之类的东西一级？
如果不承认，或者说，想要使之符合儒学解释，是否要搞出一个意识形态，能够把世界作为新的天下观，并且确保日后的国际法、人的权利、主权概念这些东西，要能和儒学融会贯通？
这不是发展工商业和技术进步的问题，如果只是学技术，那只需要关上门自己加装还是天下，在家里使劲儿憋就行，师夷长技。
这是天下观拓展之下，在大顺主动出击之下，“世界”、“国际法”、“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些东西，大顺不再是被人塑造好了之后被逼着认可，而是想要主动掺和进去参与制定和完成的必然。
原本的历史，是一群人研究了一下，定出来了个规矩，然后跑到这边一通狂殴，一边打一边问：你认不认？认不认？被打的那个是捏着鼻子认的，但认了之后发愤图强，还成为这个规矩的保护者。
现在的历史，则是世界的规矩还没真正确定。大顺这边也跑来，说这个规矩，大家一起坐下研究研究，咱们一起定个规矩吧。这个规矩呢，既得符合你们的传统认知，也得符合我们的传统认知。
主动融入，和全面被动接受，自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态，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势。
连洪秀全这样的穷秀才，在成事之后，都知道要研究尼西亚公会议，拿着阿里乌斯派的一套东西狂怼传教士，质问他们懂个屁的三位一体？
如今大顺科举出身的儒家顶尖人才，自然是明白天下的概念拓展之后，儒学的普遍适应性受到了威胁这个事实。
能不能搞成另说，但要是连这点脑子都没有，那士大夫也真的是没救了，很明显，再不搞出来，很快就会被一堆显学打的再次式微。
天下概念的变化、富庶强盛的“新的且有自己一整套解释世界理论的新蛮夷”的出现，就是儒学的大危机。
第740章 新危机（下）
这等儒学学术危机的大问题，皇帝也是不宜参与过深，主要是他也没那水平。
刘钰等人已经抵达天津的消息，伴随着快马到了京城。
一并来的，还有天津府府尹的一封定期汇报。
自从废弃了运河漕运，天津卫的地位也就水涨船高，更快升格为了天津府。
还驻扎着各路衙门，管漕米的、管仓库的、管运输的、管长芦盐的，外加管驻军的管炮台的。
天津府尹给皇帝的奏折上，提到了这几年天津府周边出现的一项新产业。
说是每年秋收之后，以往那些堆积在地里只能焚烧的秸秆，如今伴随着海外贸易，竟也渐渐成了一项产业。
西洋贸易公司的人在这边订货，而乡间妇女则收集麦秆，编织成草帽辫。
天津港口附近，如今建立了几家作坊，专门就是将收购上来的草帽辫，编织成女式草帽的。
这些作坊只是不编草帽辫，而从草帽辫变为女式草帽的全过程，都在作坊内做。包括编织、定型、漂白、染色等等。
成型的草帽，则装箱打包，运往欧洲售卖。
草帽辫，就是用麦秆编制的。
若用来做劳作用的防雨草帽子，肯定不值钱。
但欧洲女性常用的那种大檐草帽，则就可以换白银。
欧洲人种不种麦子呢？显然是种的。
欧洲人会不会编草帽辫、做草帽呢？
显然也是会的，否则这草帽就不可能在欧洲流行而不是在大顺流行了。本身这种草帽也是欧洲女性带起来的风潮，女人的钱总是比男人的钱好赚一些。
总的来说，就是凭借着极低的人力成本，极低的农村手工业妇女编织草帽辫，再由商贩收购运到天津，在天津根本欧洲人的订单需求，制造成女式草帽。
装箱，运到欧洲，居然比欧洲本土自己用麦秆编织的帽子还便宜。
再加上“神秘的东方韵味”和“中国热”加成，以及现在大顺在手工业、尤其是编织纺织业上的优势，大顺真的是肉也吃、汤也喝，愣生生击败了中欧地区的草帽编织业，彻底占领了欧洲女性的头顶，主动带动起一股草帽风潮。
大顺这边的封建糟粕，和欧洲那边不一样。
欧洲女人的头发，这时候和别的地方的毛差不多，最好不要露出来。
是以销量很是不错。
历史上巅峰时候，只做低级的草帽辫，并不编织成成品，都拿到过一年100多万两白银的贸易额。
这还是一些“聪明”的商人，发现欧洲商船来回一趟要一二年，遂买通验货的改变尺码，将0.95码篡改成1码尺，导致差一点整个产业崩盘被隔壁人力成本同样低的日本抢走的情况下。
如今靠着这一顶顶原本根本一文钱都不值的麦秆编织的帽子，在天津周边已经形成了一个崭新的产业，而且是绝对外贸出口型的产业。
古人云，尝一脔肉，知一镬之味；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见一叶而知秋将至也。
也就是这年月没有从天津到张家口的方便交通，不管是铁路还是运河都没有，使得这边只能运送一些最上等的骆驼绒、羊绒等。
这要是交通物流体系发达了，想想连麦秆这样的产业都能把欧洲卷的失业，只怕到时候连欧洲的呢绒也要被卷的没活路。
天津府尹给皇帝的这封奏折，肯定不只是单纯诉说一下这个现象，而是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疑惑。
天津府尹研究过这几年搞翻译运动而传进来的欧洲书籍，当然也看了不少刘钰派系的人出版的关于经济学的小册子。
天津府尹还专门找人问了，确定欧洲也有麦秆，而且这种编草帽的技术就是从欧洲那边挖来的工匠传授的，否则两边的审美根本不同，怎么知道欧洲女性的审美喜欢戴什么款式的草帽？
所以，天津府尹明显感觉到了一种危机。
在给皇帝的奏折上，算是开眼看世界派的天津府尹给皇帝分析了一番，说“物美价廉，并不是别人一定会买的理由。兴国公的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设想，正因为做不到所以才好时时提及与西洋人听”。
现如今，天津作为京城门户，肯定是不准直接沟通西洋的。但即便不准直接沟通西洋，也使得天津的不少产业，完全是依托松江府的海外贸易存在的。
就拿这草帽产业来说，如果西洋人一旦像棉布、茶叶一样加税了，草帽卖不出了怎么办？
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会有不同的解决思路。
如果是封闭保守派，面对这种事，多半要一了百了最简单。直接下令，查封草帽产业，趁着还没有发展壮大之前，直接毁了，这将来人家要是不买草帽了，不久不会造成失业流民了吗？
而天津府尹不是封闭保守派，面对同样的事，他的奏折上，则是建议朝廷最好还是要多造一些军舰，万一将来人家不买，就去敲门自由贸易。
当然天津府尹不能写的这么直白，而是用了“效日本开关故事”这个在大顺已经可以算作典故的典故了。
主要是虽然漕运全部改革，是最近才完成的。但在这之前，天津已经开始尝试时接收江苏的漕米海运了，试行成功之后才有了全面海运的基础。
而伴随着海运的发展，天津港也逐渐有了商业味儿。
比如附近几个县，开始大量种植花生，这玩意儿比种粮食更赚钱。而辽东麦、虾夷米等，又保证了这里的粮价波动很小。
花生运到天津，再往南方运。
以京城市场为目标的蒸汽动力的磨坊、榨油，原始简陋的火柴作坊、卷烟厂等；为欧洲出口准备的乌枣加工等，也都逐渐发展起来，甚至花生也开始出现期货了。
这种逐渐改变的经济基础，使得天津府尹认识到贸易的巨大价值。加上本身天津也压根不是个好的农业府，纯粹是因为漕米海运而兴起的，本质上也就是个类似于淮安那样的商业城市。
天津府尹想要当好，就不得不去了解这些东西。
而了解的多了，也就不可能拍脑袋拍出来个直接全面禁止草帽编织业这样的想法。
不想禁止。
买不买的权力、加关税的权力，还在别人手里。
这咋整？
答案也就呼之欲出。
提醒朝廷，应该继续扩大海军，保持海上优势，否则将来可能出大乱子。
这是天津府尹的危机意识。
皇帝对这封奏章颇为满意，批了个有出息、有见地。
但心里对这件事，还是有些难言滋味的视角。
心想本朝的百姓怎么就穷成了这样？要说丝、茶、瓷大量出口也就罢了。
可欧洲是种麦子又不是种水稻的地方，麦秆编织的东西，居然能在漂洋过海之后，比欧洲本地编织的还便宜，且有不错的利润？
他倒是听刘钰说过，美洲金银、物价革命的事。
但麦秆实在是太常见、太寻常、甚至太卑贱了，这玩意居然也能漂洋过海去卖钱，着实是把皇帝有点惊到了。
看过天津府尹的这封奏折之后，皇帝又拿起来另一封关于危机感的奏折。
这是一封来自南洋的奏折。
事倒是也简单。
南洋海军在巡查过程中，抓到了一艘英国走私船。叫“Neptune”，翻译过来要是按希腊神话叫波塞冬，或者叫海神号。
这艘走私船上装着鸦片，船长手里拿着的是明古鲁副总督签署的执照，但又不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
审问之后，倒是可以确定，这船不是前往中国的，而且船上还有公司特别警告不准往中国贩卖鸦片的文书，以免再出事。
船是去往婆罗洲马辰的，那里之前就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栈。
南洋这边，皇帝派去的负责香料贸易的，就上奏皇帝，说抓的英国的这艘海神号，该怎么处置？
东印度公司不承认这是他们的船，只是说他们签署了执照，允许他们去往明古鲁贸易。
审问之后也确实没证据，说这艘船上的鸦片还是往大顺国内卖的。
英国东印度公的明古鲁总督，希望大顺方面保护英国公民的合法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