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这种不是小打小闹、而是要造大反的想法，若是说出来，简直就是特大反贼这四个字写脸上了。
他不想把这个四字写在脸上，故而这种想法是压根不能说的。
东方西方一起亮，殖民地就这么大，世界市场就这么大。
如果第二次工业革命能在亚欧美同时发生，东西方同时崛起两大工业体，巨量的生产力激增，爆炸一样的生产相对过剩，毁灭先发吸后发血的机会，大家卷起来。
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二次工业革命时候，是可以爆发的。
而于大顺，只能说，萌芽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想要成事，该怎么办。
他们想成事，只能宁可少赚钱、加成本，也要拼了命了往外打，不能盯着国内。
工业化的痛，是在外货冲击下，地主都要活不下去、普遍破产劣绅化的那种剧痛。
痛不欲生的那种痛。
但有句话讲，叫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你说你打不过乡绅地主、小农佃户，你还打不过洋人夷狄天竺土邦南洋酋长吗？
是李自成刘宗敏百万起义军可怕？
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印度各土邦可怕？
哪个能惹得起哪个根本惹不起，这是心里完全没数啊。
他们心里没数，刘钰就得约束他们，逼着他们别惹那些惹不起的人：就这小身板，两下就被人锤爆狗头，全挂路灯了。
这几年松江府港口建设的不错，从荷兰那边学来了路灯建设模板，加之新城区可以规划建设，反正路灯是早早准备好了。
如今刘钰也真是没什么太多的办法了。
英国圈地运动的目的，不是圈地，两目的：一是养羊，搓羊毛；二是制造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大顺圈地的目的，也不是圈地，而是种棉花，搓棉花。至于圈出来一群廉价劳动力，最好是没有，这玩意儿不圈都动辄十万百万——英国圈地法令配套的，是失地农民入城必须进工场做工，否则割耳朵，不准琢磨着当农民、掘地垦耕；而对大顺灾民流民来说，则是做工管饭还给钱，还有这样的好事？
棉花这玩意，尤其是墨西哥长绒棉，又奇葩地适合轻微盐碱地，所谓“无盐不见棉”。
除了前朝大明留下的苏北这片民不聊生的好地方，也真就没更好的地方了。而且距离苏南又这么近，水运海运都发达，简直是完美的原材料产区与工厂配套。
连改种能配套将来机械纺织的长绒棉，都步履维艰，要非有此国运，怕也极难。当真是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悬于一线。
每一步都走的过于奇葩，刘钰看看林敏，心道昨日的同路人，指不定哪天就彻底决裂意见相左了。
前一秒还是同路人，下一刻就是死敌的事，以后不知道还要发生多少。
……
在刘钰还在返京的途中，京城里关于变法这件事，倒是基本很安静。
皇帝明确地划分了变法的边界之后，虽然每天都有各种各弹劾奏章上来，但不管是皇帝还是写奏章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个日常罢了。
弹劾总得有。
办不办那又是另一回事。
或是叙州府强行立土地永佃契约降低井盐开发成本、或是淮北盐改导致许多盐户破产沦为无产赤贫、亦或者苏北垦荒的一些关于圈地补偿出现的人身伤亡……
不管怎么说，弹劾这个流程都要走一遍的。
只是，既沦为了日常，暂时看意义倒也不大。
反倒是，另一件大事落在了京城朝堂之中——这个此时全世界儒学学术水平最高的、通过科举考试而选出的儒学最高圈子，在改元之后，不得不开始构建意识形态了。
永嘉、永康学问，产生于特殊年代，是有点霸道的学问，是试图发展工商业、夺回故土复燕云十六州的学问。
换言之，这是危急存亡之际好用的。
但是，现在的大顺处在一个看起来烈火烹油的盛世，军改之后，不管是陆军还是海军，都有了与世界其余列强一战的实力。
这本身也不难。
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可以说，蒸汽机的使用并没有带来军事上的革命性改变。
沙俄靠着手工业工匠搓火枪大炮，凭着自身体量，依旧搓出来个欧洲宪兵、欧洲压路机的身板。
大顺的体量，搓一个前装枪时代的压路机身板，单纯技术上的考虑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但正如刘钰之前和那些人讨论过的，所谓“奢侈的盛世的绝望”，对儒生来说，这才是这次改元惟新的最大问题。
对刘钰来说，不是。因为他压根就不对这个古旧学问充满希望，既无希望，也就不存在绝望。
但对儒学来说，这个问题很严峻。
这边意识形态构建的基础，是血缘，是家庭，是国家，是社稷，是天下。
在刘钰派舰队出访瑞典、在英国舰队在广州补给去攻打菲律宾之前。
国家、社稷、天下，是一个基本算是一致的概念。
儒学，是普遍的、世界性的、万世的，或者说，是一种自认为是普遍性的学问。
因为，在此之前，世界、天下，就在九州这个圈子的范围之内不远。
但在刘钰派舰队出访瑞典、在英国舰队在广州补给去攻打菲律宾之后。
国家、社稷、天下不再是基本一致的。
世界、地球，才是地理范围上的天下概念。
大顺改元惟新，不同的人看到的意义是不同的。
对于天底下顶尖的儒学大师而言，这一次改元，意味着他们必须要推出一个说的过去的意识形态了。
面对着欧洲的发展、交流的增加、宗教的入侵等等，包括大顺禁教在内的很多问题，因着基础的改变，意义也就不同了。
满清禁教，是关上门继续当天朝。
大顺禁教，是打开门，想要继续在世界这个圈子里混，出台手段打了一场宗教自卫战，为以后走出去做准备。
这个不是嘴一张就能定性的，而在于大顺在禁教的几乎同时，派出了庞大的访欧使节团。
并且下南洋是非常主观、且主动地利用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并且在战后参与和会。
虽然基本上算是去打了个酱油，“诸侯会盟”连个执牛耳的地位都没捞着，但齐国公日后确实可以说：当初亚琛合约签订的时候，我就坐在那。
因为有油画。
这种类似的区别，引申到大顺改元，并且内帑海贸财政收入能够和盐税、甚至一部分亩税抗衡的，且开始主动参与世界贸易的时候，摆在现在大顺的顶尖儒学大师面前的问题，就非常严峻了。
儒学，是万世的、普遍的、世界适用的？
儒学，是地方性的、中华文化圈适用的、和别的学问平起平坐的？
儒学，是仅适用于特殊地域、特殊社会的知识？
儒学，是世界性的、普遍适用的、无需考虑地域社会特殊性的知识？
想清楚了这对儒学意味着什么，也就明白什么叫“盛世下的绝望”了。当然也就明白刘钰为什么压根不绝望了。
也就明白为什么大顺改元惟新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两淮盐改、苏北垦荒这些事，只能作为每日的日常扯淡，却不是儒学真正的大危机了。
科举出身的真正儒学大手子，要是连这个危机都看不出来，只怕也根本不可能从科举中脱颖而出。
虽然好像听起来，感觉又成了空谈、扯淡了。
实则对儒学来说，真的不是。
相反，于此时，对儒学来说，这是个非常大、非常大、大到天的事。
因为现在大顺正值“盛世”，既不是明末那种即将亡天下的危险，也没有原本历史上被外人楞砸开大门的救亡急迫。
盛世之下的绝望、危机感，是一种奢侈而强大衍生出的意识形态危机。
也是一种盛世之下，很强、但又没那么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对立的无奈。
伴随着西洋国家地理介绍的文章在大顺传播，渐渐让这些专门搞上层建筑的儒学大师发现，现在仿若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候，儒学式微。大一统之后，才逐渐发力。这种大争之世本身就是一个危机。
大顺只要不关门，而是继续要走争霸路线，搞激烈对抗，那么就越发给那些富国强兵派机会。而春秋战国时候的富国强兵派，和儒家的关系……一般都不咋好。
再一个危机，就是儒学本身的圣学地位。天下越小、越封闭，这个圣学地位越高；越开放，越交流，圣学地位的危机就越大。
尤其是伴随耶教的传教士封禁事件，既然耶教认为自己的这一套是普遍适用的、他们认为的天下是整个地球；那么儒学想要对抗，必须也要自己先相信，自己的这一套东西是普遍适用的、天下就是整个地球。
在他们看来，改元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意识形态层面，构建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得通的、大顺不关门继续往外走的、儒学是万世法且是整个天下普遍适用的圣学学问。
而非是地方性的、地域性的、局部的、适用于特定社会的、拿到欧洲那边根本没法用的东西。
这不是道德。诸如爱父母、爱家人、忠君之类的道德。
如果仅仅是道德，那儒家就直接宣布，爱父母是儒家专有理念，谁爱父母谁就是儒生，宣布自己胜利就完事了，那倒是简单了。
而是有礼、仁、义、忠孝、家族、血缘、纲常等等一系列，构成的一整套政治的、国家建构的、法律的、包括国际法的、道德的、是非标准的、解释得通的体系。
并且这个体系，一定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适用的。
并且是可以指导世界运行的。
这不是自大，而是最基本的东西。哪怕耶教那样的宗教，哪个传教士会认为，这破玩意儿只在欧洲适用，根本不是世界都能用的？
往小了说。
伴随着明末开始的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反思，不要空谈义理，要事儿上见的思潮，直接导致刘钰为鼓动大顺新兴阶层对外开展而鼓吹的西方富裕论，在这里有了不同的含义。
刘钰鼓吹的西方富裕论，目的简直是司马昭之心了，摆明了是在鼓吹只要打过去、开了关，就能卖更多的茶叶丝绸棉布，他们的白银大大的有。
但在大顺这边不要空谈义理的思潮之下，这种鼓吹也就早就了儒学的危机。既然不能广扯淡，要事儿上见，那怎么才能解释，西方富裕是因为真的践行了儒学思想而导致的？
以前是真不用解释，周边夷狄，有一个算一个，穷的一批。
甭管是蒙古、东南亚等方向，真的是穷的一批，所以无需解释，理所当然的可以认定，中原富庶是因为用了儒学。
现在不解释不行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一种衰败的、悲观下的防守。
是已经默认了，儒学不是天下性的、普遍性的，把天下和国家概念做了切割的一种防守。
也就是，诸夏自有国情在此，儒学在此很适用，别处未必适用。但他们的技术，是可以拿来用的，只要用了技术，我们也一样变强了。
而现在，大顺是一种进攻姿态的、盛世下的出击。
是绝对不能默认，儒学不是普遍性的、而是地域性的。
必须要拿出来一整套体系，得出一个结论：即西洋的富庶，不是因为不用儒学，恰恰是因为他们在内核上用了儒学的缘故。你们不知道，我来告诉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