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孟松麓却觉得，这句话并不可笑，完全是个解决的办法，为什么在这些人说来，仿佛是个笑话一般？
“诸位，这并不可笑。这个办法也不是不行吧？在下愚钝，实在不知有何可笑之处？”
孟铁柱看了一眼孟松麓，问道：“你知道这个办法最难的在哪吗？”
“在哪？”
“在均田啊。你要先把田均了，然后才能收上足够的税，然后才能供养这种大规模的迁徙垦荒。问题在于，第一步的均田都办不了，后面的不就是痴人说梦吗？”
孟松麓皱了皱眉，忍不住道：“阜宁县如今不是有如均田手段了吗？”
孟铁柱忍不住笑道：“你是正儿八经的读书人，我且问你，你对均田一事怎么看？”
对这个问题，孟松麓有他们学派的正统解读，而且是绝对符合儒家大义的解读。
“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明之险亡天下，皆因民无恒产。”
“是以，制民恒产为王政之本，民无恒产则无恒心。非均田，不能人人有恒产。”
“故，均田为天下第一仁政也。”
“井者，均之托古也。”
他回答的滴水不漏，而且内在逻辑也好、三观也罢，也都是标准且正统的儒家三观。
制民恒产嘛。
孟铁柱直接反问道：“均田为天下第一仁政？”
“然！均田为天下第一仁政！”孟松麓回答的掷地有声。
孟铁柱忍不住笑道：“那我问你个问题，若有得罪，勿怪。”
“请讲。”
“假设，若在开国时候，你剃了发，做了汉奸与虏带路，我一刀捅死你，你觉得如何？”
孟松麓愣了瞬间，觉得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回答吧？
“这何必问？大义加身，杀的好！”
“但问题是，有这个大义，却必须要另找你别的毛病，说你道德败坏、强取豪夺、为祸一方、欺男霸女、你是混蛋、你不是好人等等，才能砍死你，否则别人要我说残暴。那这个大义，有个屁用啊？”孟铁柱脸上挂着那种贱兮兮的笑，再度反问。
这个比喻很简单，孟松麓一下子愣在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很明显的，说的是阜宁均田的事。
既然，按照儒家大义，制民恒产、均田为天下第一仁政。
且，大顺是以儒家治国的。
那么，有此大义，还扯什么别的？直接均不就得了？
朝廷这边要均田都不敢，都不敢说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以仁政为由，强制均田。却只能遮遮掩掩，非要找些乱七八糟的理由。
既然朝廷根本不敢用这个大义，证明要么全天下并不认为这是大义；要么是朝廷根本不想行此大义。
那么，由此引申出来的一切，也就如孟铁柱之前所说的那般了——都是扯王八犊子。
如果，天下儒学的主流，并不认为制民恒产引申出的均田是大义，那么谈这个大义本身就是异端扯淡。
如果，辩经之下，认为从制民恒产出发，引申出的均田，是为天下第一仁政。但朝廷有此大义却不敢用，证明朝廷根本不敢或者说不想行此大义。
那么，颜、李、王、程等人设想的，指望朝廷主持均田，那不就是扯王八犊子吗？
朝中人、读书人看阜宁事件，想到的还是“郑伯克段于鄢”，明知其为鱼、为兽，却饵之、阱之，这么做是不是阴险、狡诈？
算是整个大顺最激进的颜李学派的正统的第三代传人孟松麓，没去考虑这件事正义与否，只是去考虑均田该怎么实施，才能彻底杜绝兼并之患。
然而这些学新学的，看这件事，潜移默化地影响之下，根本觉得完全是在看一场闹剧、一场笑话。
明明可以直接大义加身的事，却畏畏缩缩非要再找别的理由，甚至这样依旧导致天下震动，这可真是笑话。
内心都不认为这是大义，却在面对制民恒产之类的辩经问题是，不得不承认这是大义。
其可笑程度，直逼当年感叹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的后人，剃发上表；衮衮诸公，饱读华夷之辩，联虏平寇了。
就像孟铁柱说的那个笑话，杀个汉奸，不能用大义理由，还得找私人道德问题甚至来下三路，否则要说你残暴，这本身不是笑话。万一有些地方的三观，以此为荣呢。
真正可笑的，是汉奸该杀这个大义是全天下读书人嘴上普遍认可的，但嘴上都说对，心里却全都不信这个三观是对的，这种不自信才导致需要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加上。
某种程度上，这和刘钰面临的困境一样。
刘钰希望均田。
儒家改良派也希望均田。
但两者的逻辑、大义不同。
刘钰搞均田的大义，是降低地租、降低利息、提振内需、促进工商业发展。此即为第一大义也。
我有此大义加身，均田就均田，和道德无关。
只不过，他所认为的大义，不是天下主流三观的大义。
而儒家改良派的均田大义，源于孟子的制民恒产为王政之本，恒产则要均田，均田就是第一仁政。
问题在于，这个看似主流的大义，其实只是假装是主流，实则根本不是主流。
嘴上都说是，心里全不是。
儒家想要在新时代有所作为，或者古儒学派想要真的开宗立派，确实要破而后立，把一整套体系给立起来。
谈政治抱负，就不能不谈经济基础、底层建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工商业制度，否则就是空谈扯淡，和袖手谈心性区别不大。
某种程度上来说，儒家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的上一次实践，失败于王莽新朝地皇四年。
现在高喊着复古的那一派，至少现在看来，很多想法都是空想的扯犊子，完全没有实践性。
因为时代变了，古儒学派不但要解决农的问题，还要解决士、工、商的问题。并且伴随着大顺的发展，工、商的问题，越发重要。
过去的框架，装得下这些东西吗？还是把这些新东西，死命塞到过去的旧框架里？这个框架，连王莽时代的生产力都塞不进去，在不动底层架构的前提下，怎么把蒸汽机都出来了的生产力塞进去？
孟铁柱的嘲讽，倒是没嘲讽到这种地步，他只是嘲讽一下这些人的想法过于扯淡空谈。
孟松麓心里虽然不平，一时间却也真找不出什么好的理由，来反驳这个脸上挂着贱兮兮总是仿佛在嘲讽一般的年轻人。
第723章 割裂（五）
许久，无可言语的孟松麓长叹一声，苦笑连连。
在他来海州之前，程廷祚曾和他们这些弟子谈过一件事，那就是儒家现在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危机。
大顺开国时候，又是降衍圣公为奉祀侯，又是搞实学良家子，摆明了对儒家不是太信任。
然而这在程廷祚看来，实则这都是在救儒家，理论上还有自救的机会。
大明亡天下，大顺给拉回来了，这个锅不是太大。
所以这个不算太大、但肯定也不小的黑锅，“宋明理学”完全背得动。
儒家没错，错的是有人唱歪经啦，只要我们扭转一下宋儒瞎鸡脖儿解读经典，还是可以的啦。
但程廷祚在大顺下南洋二十年前，就写诗认为所谓“岛夷”，必然是将来的大敌，要提防西方侵略，防止重演吕宋的故事。
这既是年轻时候的激进，也是一种见识到西方文化之后的警惕。
伴随着松江开埠，程廷祚接触的越多，内心越是恐惧，恐慌。
当年，佛教逼着儒学不得不进行全面反击，无数大儒出手，才完善了世界观，挡住了佛教，这其中也包括直接动用了朝廷的行政力量和暴力机器。
这也导致程廷祚不以阳明学为正统，因为他们普遍觉得“虽力推阳明，却不以其为宗，何也？以其杂禅也”。
而现在，大顺禁教之风日紧，可依旧不断曝出私下传教的事，而且往往爆出来的都叫人瞠目结舌。
有宁死不说出传教者藏身地的、有被棍棒打断骨头依旧保持礼拜之姿的。
这些，都让程廷祚深深震撼，到底是什么让这些人这样死硬？
到底是什么，让这些底层百姓能够以肉体对抗朝廷堪比当年日本的禁教令？
苏州教案爆发之后，他去看过，凭借自己在江南的文名，打听到很多审讯的消息，也知道了那些苏州的女性为什么会这样坚决。
他得出的结论倒不一定正确，只觉这是因为百姓太苦、生不如死、故易被蛊，宁盼死后天堂。
震撼之余，他到了松江府之后，也知道了刘钰在卖茶问题上的那番纯粹是部分真相鼓动大顺资本向西扩张的“英国‘佃’农雇工，平均月薪32先令，折合五两银子”的话。
这话，不同的人听来，是有不同含义的。
刘钰是说部分真相，故意借用大顺“佃农”和英国农业雇工的差异假装不知，而刻意翻译成非常刺激人的“佃农”二字，也不谈具体背景。
在大顺的新兴阶层听来，这是一个广阔的市场，这个广阔的市场，使得他们愿意不惜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战，夺取其中的利润。
而在程廷祚的那个人听来，这是一种深深的震撼。
如果他是刘钰的嫡系那群人，他们会分析两边因为物价革命的传播而导致的粮价差异、分析两边的土地情况、人均亩税、过去的封建传统税、对外扩张、羊毛贸易等等问题。
但他不是。
所以这种震撼，对程廷祚来说，只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危机。
配合上禁教问题出现的种种让他震惊的教众表现，他内心的这种震撼很快转化为了一种危机。
大明亡天下，大顺给拉回来了，这个锅不是太大，所以这个不算太大、但肯定也不小的黑锅，“宋明理学”完全背得动。
如果将来岛夷入侵，西夷势大，那“宋明理学”已经背了锅了。且不说已经背了，就算不背，将来真出事了，加在一起，背得动吗？
如果他们背不动了，这个大锅得让谁来背？
谁能背得动？
谁有这个威望背得起？
他的老师那一辈，是极端的激进派，也就最多喊着“破一分程朱、近一分孔孟”，要把宋明理学一扫而空。
可要是他恐惧的事情发生了，如他老师那样的激进派，会破谁？
大顺如程廷祚这样的儒生，经历过太多的波折，他们经历过最残酷的大顺反击保天下，也经历过全体一致的对程朱理学的反思，更经历了之前所没有的对等文明的冲击。
然后，他们自己的内心，就不得不有一个绕不出去的圈。
如果说。
儒说自己只是讲修身养性道德的，那么是否要剃发上表、联虏平寇背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