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原本只是儒家科举内部卷。
大顺又有特色的武德宫、良家子的实学体系内，也可劲儿卷。
现在再加上了这一波新学学子，卷上加卷。
一群有学问、有知识，而且有的还不是扯淡谈心性的学问，而是张口阶级闭口地租抬头测纬度低头算三角学识的人，却被排除在体制之外，正统科举内完全没有做官的上升通道，那么这些人会干啥？
现在大顺已经被特殊的传统和体制所绑架，不得不对外扩张。
这和资本发展起来需要市场的对外扩张，不一样。
而是内部科举已经占满了上升通道，只有外部、边疆地区，才能用这些实学出身的人，给他们一些上升通道。
要靠海军、工兵、炮兵、工商业、殖民地，来容纳这些人，把他们吸入体制内，哪怕是体制内的边缘。
科举本身，李淦是不敢动的，也动不了。
且不说废科举必要出大事不提。
单单是一个科举改革，就闹出过多少魔幻的事？
之前那个“以科举之名、行孝廉之实”的科举改革，初衷是好的，太宗皇帝自觉八股文章约束人的思想，要改。
然后呢？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当年山西的考试。
出的题目，乍看上去，引题的内容绝对没啥问题。
曰：有菽粟者或不足乎禽鱼，有禽鱼者或不足乎菽粟，罄者无所取，积者无所散，则利不布、养不均矣，故市。
易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前朝中，西夷葡萄牙人据澳门为市，舶来……
大意就是说，《易》说，因为社会分工的出现导致了交换，交换出现了市场，以实现有菽粟者或不足乎禽鱼，有禽鱼者或不足乎菽粟，交换之后各得其利。
那么，试分析一下葡萄牙人在澳门的贸易、以及对本朝的影响。
看上去，这题目没啥问题，而且凸显了大顺的开放意识。
然后，一群小乡村、小县城里的读书人，知道澳门在哪啊？知道这澳门和大顺都贸易什么啊？
倒是大城市里的大族、豪绅，官员圈子里的人，自有钱交际，圈子里每天都要讨论千里之外的事。有的爷爷是京官、有的亲爹是府尹，有的做生意天南海北的跑。
一群读书都得靠借书的穷孩子，怎么进这个圈子？怎么知道这些事？官学里也不教啊。
这事爆出来之后，朝中本就反对科举搞成举孝廉的官员专门写了文章辱骂：说你这么选材多麻烦呀，你不如直接在纸上画上椰子、荔枝和龙眼，问问这些山西村里娃，哪个是椰子、哪个是荔枝呢。
由这件事，也引出了北方古儒派、颜李学派等最声势浩大的一次舆论请愿，希望复上古学校制度。
古儒学派公开宣称：朝廷，政之本也；学校，人才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矣！人才为政事之本，而学校尤为人才之本也。
要求朝廷广办官学，借用王荆公之三舍法，反正本朝的良家子已有先例，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层层选拔。
最终搞“分斋教学”。
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武备斋：课黄帝、太公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经史斋：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
想法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李家想了想，心说我这边搞这种学校教育，养老五营兄弟基本盘和良家子，搞武德宫的三舍法选拔体系，已经弄得财政都要撑不住了。
一年就他妈收个3000万两银子，军费扔出去三分之一、运河黄河扔出去三分之一、保证基本盘搞变种三舍法和学校制选拔，已经快要撑不住了。
你让我搞全国性的学校教育，还要搞分斋……
钱呢？你出？你知道朝廷现在一年才能收几个吊钱吗？
皇帝直接怼回来，颜李学派也直接怼回去。
没钱，土改啊！
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
不但农村也井、均，连城市土地也一并收归官有。
颜习斋的关门弟子王昆绳，更是激进到提出了三个方案。
一是：井田、均田，土地收归官有，按亩纳税，不让中间商赚差价。十五岁授田、六十岁收田。
二是：城市土地收归官有，朝廷收房屋税租。
三是：商人按资纳税。缴税额在2400两，即可封个登仕郎，赐予九品冠带，以荣其身，以报其功。2400两税款往上，逐渐增加，从登仕郎一路封到六品、五品的通直郎、承议郎。
大顺朝廷看了看颜李学派的建议，心说我还想多活几年呢，算了吧……这不是扯犊子吗？
谁家自上而下的改革能这么改？这能改的动？
改革下科举都能改出来诸多魔幻，还要改土地？
你要有本事你自己拉杆子起队伍干吧，反正朝廷是干不了。
本来颜李学派名声还好，这个激进想法一出，又立刻陷入了舆论危机。
有人仔细翻了颜李学派的文章，说颜李学派既明鬼，且重利，而且还明确说过博爱、泛爱之类的话，这可不是儒家。
我们儒家批判宋明理学，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事，可轮不到外人来掺和。
再加上颜习斋的嘴，也确实……臭。
说儒生现在都是一群娘炮，自宋之后，儒家就去雄化了，都学成妇女态了。能做到“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那就是娘炮中的上品、极品了，怎么能苛求他们能干正事呢？
白面书生、白面书生，以白面为美，却无经天纬地之略、兵农礼乐之才，率柔脆弱如妇人女子，豪爽倜傥之气全无，阉人耳……
可想而知，这要是不被攻讦，那就见鬼了。
颜李学派在这事之后，主要精力就都放在一件事上了：着力论证我们也是儒家，我们绝不是某先秦显学趁着批判宋明理学反攻倒算，我们真的也是儒家。
其后续弟子的主要精力，也都是补完学派的世界观，剔除明鬼、重利等成分。
如程廷祚等，便忙于将兼爱改头换面成泛爱、补足世界观等。
类似的故事，就是牛顿一辈子都不敢公开宣布自己反对三位一体，一直到死后一些手稿才能发表。
总的来说，这些古儒派的想法都是空想的，而且是最标准的空想小资社，因为与他们这些设想的听起来很美好的政策所配套的，都是彻底反动的。
很多东西听起来很美好，但细究起来，就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简言之，农业中的宗法经济、工业中的行会制度。
大顺朝廷倒是不可能有这等理论基础，去否定这个学派的建议。
只是单纯地从行政角度，认为这个想法纯粹扯犊子。
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根本不可能改成这样的，这么改必要天下大乱。
这是生怕自己当不成王莽。
而这个风波过后，大顺这边的科举改革也就成了一块不敢轻易触动的疤痕。
到这二十年实学兴起，皇帝现在自认自己完全压得住、把握得住，却也不得不考虑自己死后，下一辈的儿子们该怎么办了。
大顺没钱搞全国性的学校制改革，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要么全面改、要么不改。
刘钰这种民间力量搞得实学推广，就没有这个桎梏，因为明确说了，学这玩意儿不能科举，朝廷不承认这是学问。
要么进海军、要么去殖民地，总归已有的蛋糕不能切，之前上车的人已经把门焊死了。
有本事，去外面，做大蛋糕。
摆在皇帝面前的选择，也就只剩下对外扩张，提供更多的非原本蛋糕的上升通道，否则肯定是要出事的。
大顺整天慕李唐、慕李唐。
慕他，就会得到他的一切。
军内上升通道，被算不上关陇贵族的老五营良家子垄断。
科举上升通道，基本上被大族所垄断，尤其是之前的科举改革，使得寒门出贵子实在是太难了。
本来就处处是独木桥了，桥上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又多出来一门学问，而且这学问可是重实学，是真有杀伤力的。
大唐弄成最后，底层没有上升通道，安史之乱的时候聚集了多少人才跑叛军那边？
最后埋了大唐的也是个这辈子没希望的秀才。
现在大顺的很多政策，完全就是饮鸩止渴。
比如科举没有年龄限制，一群三四十岁的人，考了那么久，也只能适当给他们一些“学位”，给点希望。
但这根本还是饮鸩止渴，有学历的人越来越多，官缺哪有那么多？
而这些年的对外扩张，看上去也像是饮鸩止渴，但也确实解决了很多问题。
一流人才去科学院；二流人才去海军、炮兵、工兵；三流人才去工商业、殖民地；四五流人才还可以接牛痘、学农学、量地亩，总归是有点事干。
就像是眼前趴着的这俩人，这几年窜起来的，基本都是这种研究过新学问的人。
他们倒还好说，出身都是原本旧蛋糕体系里的，只是研究了一些新学问而已。
刘钰以前就常和皇帝谦虚，说自己中人之姿，只是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三流的水平也一样碾压过去旧的二流人才，皇帝原本只当这是谦虚。
可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发现这根本不是谦虚，而是一个事实。
虽然这个事实本质上，是资本的力量：
凡这几年窜起来的，无一不是在资本已经流动起来的地方。而要做出政绩，就不得不接触一些新学问，来理解怎么才能最大程度提振自己的政绩。
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是个很难的技术，至少于现在来说，很难。
皇帝看到的现象，就是这几年窜起来的能吏，政绩亮眼的，无一不是精通实学，了解新学学问里的种种说法和逻辑，包括资本、地租、利息这些。
这些现象，让皇帝敏感地感觉到了危机。
但危机之外，还有机遇。
皇帝把握住了机遇，想到的，是怎么平衡、怎么控制、怎么借势加强皇权。
他要依靠皇权的制约，制造两个政府。
通过皇权，将这两个政府融合起来。
他要搞内廷延伸。
一个政府，是传统的六政府内阁，管的也是畿内传统的事情。
另一个政府，则是逐渐搭起来的，不占畿内的名额，不归六政府内阁管，由皇帝手把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