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其一，因为淮南要煮盐。
所以，大片的土地，覆盖着草、树，尤其是一些荒滩，朝廷是有严格管控的。
禁止开垦。
目的就是为了淮南煮盐做燃料用。
而刘钰是双管齐下的策略，要直接把这些土地变成可以开垦。
四川盐把两湖地区抢到手，让淮南盐衰退，是一招；另一招就是晒盐法推广，晒盐法可以与盐票配合，但不容易与盐引配合，制度改革算是软件更新，为硬件更新做准备——这正是大顺的奇葩之处，先软后硬，很难做到先硬后软。
这两招一下，淮南盐区即便不废，但大量的草场、林区，存在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都可以开垦。
其二，小农区，和资本投入的大规模土地垦荒区，二者并不重合，互不影响。
很多荒滩，只能大规模的资本投入，才有利可图。
小农搞，三年就得撂荒跑路。
比如这些滩涂盐碱地，是可以种棉花的。但，不是小农的种法。
种一亩地的棉花，需要一亩地的草、一亩地的轮耕田、一亩地的养地田。
比如，甲地种棉花，乙地要种草，用乙地的草，覆盖甲地，防止太阳曝晒水分蒸腾出现盐碱现象。
丙地则种苜蓿、蚕豆、金花菜等，不要空着，防止土地反盐。
而丁地，则预备第二年要覆盖棉田的草。
这是淮北地区的老经验，但显然这不是小农玩得转的。
要小农种，最多三年，土地盐碱化、失去肥力，种啥也不会长的。
资本投入则不同了，人力又便宜，地也便宜都是荒滩，而苏南即将迎来一波对外出口的新高峰，正是急需棉花的时候，如何能不赚钱？
其三，还是蒸汽机的使用。
水利设施，也需要动力提水。
大规模的农田，才让拥有者有改良的动力，也有改良的资本。
哪怕是挖水渠呢，一户户小农是不可能挖水渠的。要么归集体所有，要么归资本所有。
伴随着苏北盐业和运河产业的瓦解，大量的失业人口，都可以提供廉价的劳动力。
要是不想去南洋的种植园，那就留在苏北摘棉花呗，或者去松江府当包身工去工厂干到死。
故而刘钰对这一次盐业改革的想法，就和别人大为不同。
比如朝中整天头疼的“川盐侵楚”问题，别人老想着怎么杜绝，刘钰的思路则是直接把楚划给川，在扬州收盐税，和在某种意义上另一个时空的大顺革命老区夔州收盐税，有何区别？
让楚地归川盐，那不就没有“侵”这个字了吗？类似于不给钱就不算卖的思路，这不问题就解决了吗？
原本不得不把两湖划给两淮，是因为运河和盐业之重，关系到大顺的财政。
现在运河被海运取代、紧急财政被对外贸易取代，这还非得把湘楚归两淮，这不就是标准的刻舟求剑思维？
让淮南烧木柴煮出来的盐，逆流而上到武汉；去和用天然气煮的盐、顺留而下的川盐去争。哪来的自信呢？
这种自信的先决物质基础，是一种冒着黑烟、逆流顶风也能运货的船。但显然，现在并没有这玩意儿。
只要没有冒着黑烟能逆流而上的这玩意儿，便不收盐税都争不过，这是明摆着的事。
大顺对准噶尔战争的结束和对俄勘定边界的完成，陕资入川就已是必然了。江南顶不过徽商，难道在陕西投资种树？不去四川去哪？这时候要推一把，而不是往回顶。
第680章 决胜千里之外（七）
这件事既需要朝廷内部的影响力推动，需要说服皇帝。
还需要的，就是借助这种资本流动的大势。
现如今的大顺，一共四大资本集团，每个资本集团的后面，都站着不同的势力。
如今资本实力最强，但根基最浅的，就是背后站着皇帝、刘钰和一众大顺的老兄弟勋贵们的松江府财阀集团。
通过股份制的垄断整合，以及朝廷将各国商馆迁徙到松江府的行政干涉举动，使得这个资本集团在二十年内异军突起。
利用封建王朝的朝堂力量，干掉了背后势力最弱的广东买办集团。迫使原本依靠澳门和广州的买办集团，要么转行去走私鸦片，要么北上松江府“投诚”，顺便逼出来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岭南大庾岭起义。
除此之外，还有三个资本集团。
以江南士绅为后台势力；以宗族关系和师生关系、门客体系为支柱；手里捏着盐与运河这两个摇钱树的两淮资本集团。
脱胎于两淮盐业，江南地区商业竞争的失败者、依靠大顺对准噶尔战争和移民西域而东山再起，背后站着西北军功新贵、西南改土归流和入藏军功新贵的陕西资本集团。
脱胎于前朝两淮盐业，经历过大顺开国拉锯战胜利后被大清洗的旧晋商集团的漏网之鱼，在大顺犁庭扫穴、收服漠北、与罗刹勘界之后重新崛起的，以山西人和京畿达官为后台的山西京畿资本集团。
如今这四大资本集团闹了出三国演义。
晋、京资本集团，全程看戏。
反正他们的主营业务，是蒙古的皮货、盐、碱、往罗刹国卖的大黄、茶叶，给蒙古贵族放高利贷、卖烟草、烈酒。
他们在国内的势力重心是山西、蒙古；国外的势力重心，是圣彼得堡；重要的交易口岸，是色楞格河、贝加尔一带。
南边的事，他们既不想插手，也没能力插手。强龙还不压地头蛇，猛龙还不过江呢，况且他们南下的话哪里算什么猛龙呢。
剩下三家，则就很有意思了。
大顺日后的战略重心，是南下。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战略变动，燧发枪配刺刀加棱堡，使得深入潜意识的北方威胁其实已经消失了。
罗刹人就算自古就是食草民族，现在都不能以五千人规模过西伯利亚，那得是食苔藓民族才能办到的奇迹。
以史为鉴已然制度化思维的大顺虽有隐约感觉到了这种变化，但很难这么快完成战略重心的重新调整。
整个战略布局的改变，包括运河、盐政种种，都要与这个大战略相配套。
南下的南，是以京城为中心点的南。
包括入藏、缅甸、西南改土归流、南洋、印度等等方向。
陕西资本集团的崛起，和大顺征准噶尔、移民西域、在蒙古高原修棱堡驿站，有直接关系。
北方战争结束之后，大顺又开始加强西南改土归流的强度，开始驻军雪山，开始对川西高原进行围剿。
调动的主要兵力，肯定还是西京军。
而西北边军和陕西资本集团的关系不言自明，伴随着西南改土归流政策的加剧，陕西资本凭着对置办后勤的熟悉，开始大规模入川。
他们背后的军中新贵阶层，和刘钰的关系都不错。
一方面西北边军里有不少青州军的老人，另一方面是刘钰主持的军改给了他们这么容易立功的机会。
刘钰不是权臣，皇帝让他死，他除非提前跑路否则必死的那种，最多算条看起来很老实的忠犬。
但不是权臣，并不代表他在西北这边没有威望和影响力。调动军队他肯定是调动不了，写封信让人帮个忙还是很容易的。
现在看南方的局面，就非常清晰了。
从资本的角度看，是松江府财团和陕西财团，想要合伙弄死两淮财团。
陕西资本集团非常想要湘、楚这两块大市场，河南占不了，但湘楚人口也足够让卖盐大赚一笔了。
松江府资本集团，非常支持废运河，也非常想要大量的资本流入，以便于他们对外扩张，攫取世界市场。想要大量资本流入，那就得干掉一拨人，吃他们的血肉，干谁？
反正是既不可能去干老死不相往来、全程看热闹的在蒙古放贷往罗刹卖茶的那群人。
也不可能去喝那些隔着八丈远，而且明显吃不饱的陕西资本集团，自然也就只能是琢磨着吃两淮资本集团了。
站在朝廷内部势力和路线斗争的角度看。
当年的榆林、延安老兄弟勋贵们，现在找到了新的发财路子，那就是海外扩张。
而这几年征准、西南改土归流、入藏崛起的新军功勋贵集团，他们极度渴望战争，他们是最能理解什么叫“独汉以强亡”真正意义的一群人，巴不得在边境地区整天打仗好刷军功——朝中喊着要郡县汉四郡静海军节度使胁迫缅甸等口号最响的一群人。
西南和入藏，四川都是最好的基地。那么，让四川发展起来、让四川的盐收到钱便于周转军费，他们肯定是支持的。
这就是路线斗争问题。
以刘钰为首的老勋贵集团、和以这几年战争爬上来的新军事贵族集团，是强烈要求对外扩张的。
而对外扩张的前提，是内部稳定，是内部能收的上来钱，是内部不要把钱花费在高额的修运河、赈济洪泽湖每年洪灾上。
要把钱用在造军舰、造大炮、买军装、发军饷上。
这群人，是油门。
而以两淮盐业、运河贸易为经济基础的士绅集团，他们则是帝国的刹车。
他们保守，因为他们的财富来源于地租，对外扩张的好处他们没看到，只看到刘钰打下南洋、大量稻米入境之后，他妈的原本卖一两银子的租子，现在只能卖八钱银子了。
对外扩张抽象上来讲，对帝国是有好处的。
但要考虑大顺的特殊性。
英国的保守派，包括土地贵族、乡绅集团，他们支持对外扩张。
因为，他们的地租和英国的呢绒出口息息相关：呢绒不是英国特产，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普鲁士奥地利，全都能搓呢绒。
不进则退。没有退路可言。
大顺的保守派，尤其是乡绅集团、土地主，他们为什么支持对外扩张？怎么可能支持对外扩张？
丝绸生丝，不是呢绒。
对不起，全世界最优秀的货就在我这，爱买不买。
不买？不买就学法国，搞国产替代，三年之内差点让高端丝织业崩盘，里昂的高端丝织工匠怒骂科尔贝尔的“遗毒”；或者，不买就学瑞典，拍拍脑袋，要在靠近北极圈的斯德哥尔摩养蚕。
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江南的生丝不愁卖。哪怕到太平洋铁路修好的年代，西海岸港口的生丝也是往东海岸的重要货物。
坐在家里也能收钱，拿着枪炮打出去也能收钱，而两者收的钱是一样多的，谁脑子有病啊往外打？
哪怕是松江府集团，那也是被刘钰用鞭子抽、顺便在棍子上绑个胡萝卜抽出来的进步。实际上，去大西洋夺取东方贸易主导权的效费比，现在看真的不怎么高，如果不提前考虑工业革命的市场问题的话。
毕竟当买办躺着赚钱多舒服啊，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也想躺着赚钱卖东方棉布嘛。
只是其国内的羊毛地主阶级势力大，不准他们躺着赚，用套上议会皮的封建铁拳教了教他们，让他们明白谁才是真正的统治阶级。
况且来说，对外扩张，需要税收，税改动的谁的利益？南洋物产的大米疯狂往国内运，稳定国内米价，动的又是谁的利益？
甚至于，刘钰整合了对外贸易的力量，动用各种手段快速完成了垄断，后果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