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这种情况下，欧洲的几大矛盾，什么都没解决。
扩军、备战、在休战期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的背景下，是不可能削减税收的。
国王，在忙着对付自己羽翼丰满的儿子。儿子成天喷他爹是“昏君”，这回战争以这种形式结束，这个昏君的名头可算是摘不掉了。
老国王已经六十多了，毕竟历史上他儿子打网球打出了肺栓塞死了这种奇葩情况属于“特别偶然的意外”，老国王觉得自己肯定熬不过儿子。
双方的对抗迅速升级。
内阁，一半人在忙着和世子党身边的那些“爱国者”们对抗。
另一半清醒的，则明白休战期要做的最要紧的事，就是在下一场战争开始前，营造一个良好的外交环境。
外交局势也非常不利，大顺拉了荷兰进武装中立同盟，反手在丹麦扬言要对丹麦加关税这明摆着在拉拢俄国和瑞典垄断波罗的海贸易权。法国不提，西班牙还打着呢。这要是外交打不开局面，下回可就要出大事了。
从国王到内阁，或是出于不在意、或是出于没办法、或是忙于真正的大局，总之，对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直航和鸦片案事件，并没有投入明面上的过多关注。
但大顺西洋贸易公司对英国的冲击，却实实在在的在民间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里面的背景很复杂。
既有大顺当背景板时代，英国因为之前“手工业自信”而产生的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之争。
有关于议会制、国王权力、传统与现代、帝制与虚君的争端。
还有就是“宗教”还是“理性”、“以德治国”还是“以教治国”的争端。
而这三个派别，无疑都会拿大顺当稻草人。
和伏尔泰所描绘的英国与中国一样，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立场。
关键是大顺太适合当这个稻草人了。
离得太远，货物却近，刘钰之前来欧洲就在那喊自由贸易，完后大顺又是帝制模板——当然是奇葩的模板，道德哲人王、绝对君主制、官僚内阁制这三个根本不搭边的东西，却可以随需要而在各路人马的嘴里自由变换。
真相到底如何，没人在意，重要的是借着中国说自己想说的。
好的是他。
坏的也是他。
关于“宗教”还是“理性”的争端，其高峰点，就是《格列夫游记》里指代“他们嘴里的中国”的慧骃国。
后世看来可能感觉不到这个慧骃国和中国的关系。
那是因为那时候的“中国”，不是真实的“中国”。
而是以威廉·坦普尔爵士为首的一群人所描绘的那个“已经超越了色诺芬的制度、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以及哈林顿的大洋国等一切想象的体制，是以最大的智慧和理性进行统治的”的那个中国。
只是把乌托邦、大洋国、理想国，批了层皮，找了个现实里真实存在、但又摸不着寻常人看不到的国家而已。
毕竟在大多数人不能出国游历的年代，一个真实存在的强大国家，可比那些明知道不存在的乌托邦、大洋国，听起来要更可信一些。
而现在大顺渐渐走出了背景板，也就将一直没有分出胜负的自由贸易还是重商主义、理性还是宗教、加强君主权力还是继续削弱君主权力的争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这一次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货船直航欧洲，对那些反对者来说，应该说，就是一场梦魇。
既是自身的梦魇。
也是英国的梦魇。
越真实、越近、越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这种梦魇也就越发可怕。
所谓自身的梦魇，是此时英国很多人对中国的一种很特殊的情绪。
这个情绪，很难说清楚。
不是简单的商品冲击。
可以用此时已经死掉的一个人做例子，来理解此时英国一些人的心态。
比如写《鲁宾逊漂流记》的笛福。
这里面，有一个类似于“门前两棵树、一课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来分析作者为什么这么写的段子。
就是笛福在他的各种小说里，总会提到各种“陶罐”。
意识流文学的女性代表人物、写过《达洛维夫人》的伍尔夫，曾经评价说：他反复将一个普通的陶罐，置于读者的关注中，让我们透过这个陶罐看到了遥远的荒岛，和人类的灵魂深处……
但实际上，为啥笛福老喜欢写陶罐、讽刺瓷器呢？真的是为了让读者看到人类的灵魂深处吗？
不，其实，因为笛福在写小说之前，和朋友开了家陶器厂。
然后，那几年中国瓷大量进入英国，他这个陶器厂就……
所以笛福这辈子都在狂喷中国瓷器，狂喷中国。
但凡他的小说，必有一段诸如“中国的技术其实很差，只不过因为他们的土好”、“瓷和茶就是吸血鬼”、“英国愚蠢的老百姓对中国那些傻里傻气微不足道的废物趋之若鹜”之类的话。
要不是就是描写中国人傻呵呵地用烧陶瓷的方法烧制房子之类的奇葩想象。
当然笛福死的早点，他死之前，大顺可能还在沉睡，被动当了波吸血鬼。
受冲击的产业，也限于英国的陶器业之类，不够太全面。
但这一次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货船直接开到了阿姆斯特丹，声势浩大的拍卖会连续上报纸的头条，这可就不只是干陶器厂的受到冲击了。
如果只是这样，这只叫冲击，还算不梦魇。
而梦魇，指的是大部分这些受冲击的产业从业者，利益相关人群，都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
包括笛福在内，他们都有一个近乎一致的观点：
中国不是一个奉行自由贸易的国家，所以导致我们的呢绒、陶器、羊毛等，无法在中国大规模销售。
而贸易，是普世性的、神圣性的，我们的货在欧洲这么好卖，却偏偏只能在中国用白银买货，肯定是中国不搞自由贸易的原因。
这才是他们梦魇的根源。
他们认为，一定是中国的贸易政策，导致了他们的呢绒、陶罐、羊毛等优势商品，无法在中国卖出。
这种自信，源于他们的羊毛呢绒在欧洲无往不利。
但在中国却遇到了只能花白银买货的、让他们无法理解的情况。
新教徒很难理解【因为我们不行，所以我们不行】这个逻辑。
而是天然地认为我们很行，如果我们不行，一定是对面出了问题。
新教徒是不能不行的，因为他们是神选之人，神不选废物，所以必须行。
他们在之前的对欧贸易中，他们自己赋予了自由贸易神圣性。
甚至已经成为一种他们信仰的、普便适用的神性。
而大顺的西洋贸易公司这一次来到阿姆斯特丹，实则是逼着他们在“信仰”和“现实”之间，做出抉择。
这才是梦魇的真正含义。
要只是行业受到冲击，那不叫梦魇，那顶多是现实问题，不涉及到精神层面。
第647章 撒旦与震旦
中国人想要理解英国的这种梦魇，是很难的。
哪怕历史上甲午年败给了从未想过会败给的小日本，国内精英阶层的心态也不是这种梦魇，而是全面转向了“变则通”。
基本上，大顺这边的人，很难有这么魔怔的“虔诚信仰”，所以根本无法理解。
就算是传统的那一套行不通了，最多也就是由过去的极端自信，转向为全面否定。
不是教徒，真的很难理解这种“虔诚的信仰”。
更很难理解，当虔诚的信仰，与残酷的现实发生矛盾的时候，这些虔诚的信仰者的行事逻辑。
要弄清楚这个，首先要明白一点。即在新教的“义利观”之下，贸易是一种信仰。
即【贸易，是我们称之为法律、自由和财产的基础，是世界真正的基石】。
这里的贸易，并不是广义上的贸易，而是狭义的“我赚钱的贸易才能称之为贸易”的贸易。
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就会产生诸多疑惑，觉得他们说的好像有道理啊，贸易确实能带来好处啊。
之所以觉得一些话他们说的有道理，是因为他们语境里的“贸易”，和后世国人所理解的“贸易”，并不是一个概念。
就像是大顺的佃农和英国的农业雇工，又或者如同大顺这边人均一亩地的“贫农”和俄国那边48亩地的“贫农”；亦或者只交血税且自治的哥萨克农民和村社农奴的农民……名字一样，实则根本不是一样的玩意儿，用自己理解的、或者身边熟悉的东西去套，就会套出许多奇葩的想象。
而放在英国这边，这种信仰与现实的冲突，也就产生了一种“无逻辑”的拙劣。
亚当·斯密的那套“英国资本控制中国航运，由英国在中西方贸易的中介人”、中国货卖给欧洲英国不要的这一套“自由贸易依旧可以解决中英贸易问题”的拙劣逻辑是如此。
更之前的笛福叫嚣着“俄国要不是忙于打大北方战争，完全可以用10000士兵征服中国；30000名英国或奥地利士兵，或者10000名法国士兵，也足以征服中国”。
为什么要征服中国呢？因为“中国贸易的闭塞，违反了上帝的安排，违背了贸易的神圣性”。
如果一直这么想，倒也没什么。
只要讲道理，有一条清晰的逻辑、一个普遍的一致性的理论，对与不对暂不提，至少也算是一种理念。
而不至于出现齐国公感叹的“鸡同鸭讲”的那种情况。
但现实是笛福刚叫嚣完“中国贸易闭塞”，当年就发表社论，要求全面禁止中国棉布、全面取缔中国瓷器，遏制奇怪的中国风园林对英国传统的影响。
并由他的影响力，间接推动了21年的第二加强版《东方棉布禁止令》。直接理由是中国商品导致英国工人失业，导致伦敦等地的毛纺工厂饿殍遍野……
他的建议站在英国的角度没错。
但前面刚高呼自由贸易，后脚就来这么一套，而且还是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地来，这就让大顺这边的人很难理解。
在松江府，刘钰和齐国公就探讨过这个“鸡同鸭讲”的问题。就是说中国人的脑子，无法理解新教国家的思维，也很难理解他们的逻辑。尤其无法理解“理所当然”的“理直气壮”。
这个根源出自其宗教传统的“神圣性”上。
因为神圣性，必须是普遍适用的，而不能是在这里有用、在那里就没有用的。不能说上帝在西方管事，到了东边就得让渡给玉皇菩萨河神山神之类。
这种“神圣性”，赋予了他们屠杀、侵略的“正义性”。
就笛福面临的这种情况，有没有一个单一的逻辑能说通？
当然能，舍弃神圣性，舍弃普遍适用性。
用和其宗教完全相悖的实用主义。
就挑明了说：穷则重商主义、达则自由贸易，我就是为了本国的利益着想，本国利益至高无上。
这样一来，不管是笛福，还是亚当·斯密的那一套中英贸易的拙劣解释，就都可以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