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最容易处理的关系，是一群外来人，该杀的杀、该抓的抓，简单粗暴。
地方官是科举或者武德宫出身的，来到这一看，认得这万丹的这些豪绅贵族是谁呀？
找关系都找不到。
自小的儒学教育，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在内地只能喊喊口号，跑到这总算是有机会尝试了。
大量新学出身的年轻人如今也都成年了，一个个又识字，又不能参加科举。
妥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皇帝巴不得都滚蛋去南洋当小吏，给个活干。
应该说，大顺朝廷眼里的西爪哇模式，在他们的视角看来，是一种儒学意义上的、变种的复古西周封建制。
大量的实学年轻人，是士，脱产。
城市及城市周边的华人，是国人。
本地土著，是野人。
只不过，不能井，而是均。
税收上去给政府，政府再发下来给这些“士”做俸禄，保证他们脱产。
国人是统治的基本盘，随时可以武装起来编入军队，而且也有大量的家庭从军，获得减免赋税的特权。
士，取代原本当地人的贵族、教士、地主等，对“野人”进行管辖，主要是收税、处置纠纷、劝农教耕。
诡异的是，这种模式出奇的好。
不但万丹地区的税收，足以保证多出来的这些“士”小吏的俸禄开支，而且征税效率远高于内地。
百姓也颇为拥戴。
连做买卖的小商人也非常开心，因为土改后的万丹地区的货物销售量，远高于其余地方。
朝廷也非常开心，因为不但保证了收支平衡，甚至还有许多盈余。
当然肯定也有不开心不高兴的，但不开心不高兴的，比如原本的当地贵族。
只是，要么死了，要么被送去虾夷做苦工了。
但这种模式也吓坏了国内那些叶公好龙的、喊着复古真儒，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的士绅。
皇帝也不得不出面公开表示：南洋与畿内不同，南洋模式绝对不会用于畿内。
新学出身的人，也只能在南洋做官为吏，或者去公司谋事做，绝对不会新开诸科，不会占原有官缺。
但既然万丹这边的尝试取得了成功，那么便可在大顺接盘的荷兰统治的西爪哇地区进行推广。
以土地税，代替强迫种植制。
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租。
以一条鞭税率，取消劳役，募役钱算在亩税中。
应该说，万丹模式，就是宋朝王安石改革开始的、到明中期一条鞭法、再到大顺立国之后的诸多改革的完全体模式。
没有士绅掣肘。
没有本地官僚士绅，导致作为外来者可以使用开国时候的极端暴力手段。
足够的非本地人和非土地拥有者出身的“边缘化”的读书人。
良好的海运条件和市场使得租税货币化。
大顺自身极佳的手工业基础，使得直接瓦解了这里小农的家庭副业。
土地足够肥沃、气候足够好、人均土地数量足够多。
极端迅速地推行政策，同时货币税收取纸币。
等等因素，都使得这里成为了大顺、大明甚至大宋想做但没做到的、完全体的小农经济示范改革区。
这种改革的隐含前提，自然是土地是归国家的，不是归村社的、贵族的，否则为啥向政府纳税呢？
而这个前提，实质上也就是一夜之间以暴力手段瓦解了万丹地区的旧土地制度，也为大顺这边出租土地建种植园等，打下了基础。
这个一夜之间，实则是荷兰人之前打下的基础。
荷兰人的商业活动，使得这里的村社土地经济已经到了瓦解的边缘。
只是荷兰人非要反动地走强迫种植制、而大顺则以本国的统治惯性往前推了一下。
而这，又是必然的。
因为大顺不可能把南洋，给某家公司，所以南洋是朝廷的。
朝廷的统治手段，就不可能出强迫种植制，朝廷根本不习惯这种方式，而更习惯分田之后收土地税。这是统治术惯性。
荷兰人在这里的人口不足，不可能搞这种垂直的直接统治，只能间接统治。
大顺在这里的人口相当充足，多余的边缘化的识字人口也被刘钰提前十几年搞得非常充足，完全可以直接统治。
殊途同归地讲，大顺在万丹的改革，既是理想化的北方儒学的均田派的设想。
也是历史上英国在七十年后试图在爪哇推行、但最终被董事会否决的爪哇改革的提前版。
最大的区别，就是英国构想的改革中，本地村社村长，作为政府的代言人。
而大顺，则是由大量不能科举的新学学生，作为政府的代言人，直接取消了本地村社村长存在的意义。
从指导思想上来看，二者都是以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来进行的。
究其本质，终究还是大顺自己的手工业生产能力，是此时全世界唯一一个有资格用这种指导思想指导殖民地建设的。
大顺有足够的信心，用北方的铁器、苏南的棉布、广东的杂货、江西的瓷器、江浙的丝绸，换取西爪哇的剩余产品，并且获得足够的利润。
同时，大顺在国内，经历过普遍性的改稻为桑、改田种烟之类的情况，地方官因为担心粮食问题，多次上疏，力求朝廷重视。
大顺经历过，所以明白，这里不需要管，农民自然会种植利润最高的产品，不但不会影响南洋的贸易品产出，反而会相对于强迫种植制增大产出。
不管是大明还是大顺，都是一个最“优秀”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模板——因为土地和放贷收益率高，所以从大明开始流入到中国的欧美加日本的大约9万吨白银，都流向了土地。
完全符合自由放任的理论，看不见的手把钱都导向土地和金融放贷了嘛。
土地绝对的自由买卖，配上白银每年内流，再配上三十税一的奇葩低税率，连国家干涉的平粜法均输法市易法都扔了，再来个激进的“外币作为本国国币”的白银税改革，简直绝配级别的自由放任主义模板。
故而经历过地方官不断上疏要求注意严防“改稻为桑”、“改田种烟”等事情的大顺朝廷，虽然不懂这些经济学术语，但其实对西爪哇改革的前景非常清楚。
如果咖啡靛草足够赚钱，这些人自然会种咖啡靛草。
如果不赚钱，证明大顺在欧洲市场的开拓失败了。
反正，如果赚钱的话，大顺自然一点也不缺能把这些东西换到手的手工业品。
而且，对VOC来说，南洋是公司的财产，尽可能榨取就行。
对大顺来说，南洋是朝廷的，国朝那些做手工业的百姓也是朝廷的，当然希望南洋也能利于这些做手工业的百姓。
既如此，为什么不这么改呢？
我大顺自有国情在此，岂能沿用荷兰公司之旧制？
第641章 南洋印度贸易区（下）
这种大顺自有国情在此的情况，不只是在南洋表现出和之前的巨大差异，更是在锡兰印度这边表现得与众不同。
锡兰不属于南洋的范畴，也不是南洋贸易公司可以直接干预贸易的地方。
锡兰的宝石、肉桂、槟榔，实则算是皇帝的小金库。
大顺皇帝不算贸易公司的股份，还有两个小金库。
一个是高级的官窑瓷。
这些高级瓷，由外国的高级贵族提供图样，由实则是皇家垄断的官窑生产。
这里的高级贵族，指的不是那些中世纪就有的名门望族，如今是谁有钱谁高级。
这些专门外销的高级官窑瓷，为皇帝带来的不菲的收入。
西洋贸易公司也不可能去问皇帝收运费，实则皇帝就是白赚了这其中的差价。
再一个，就是锡兰了。
南洋的香料比较杂，商品比较乱。而锡兰，既是大顺前出印度的基地，也因为其出产的商品比较单一，而且还有一个“正统”的朝贡国。
大顺的传统藩属国理念，使得大顺和僧伽罗人的康提王国的关系，远胜于荷兰人与他们的关系。
康提的国王作为一个南印度来的外来户，可以想象，本地贵族的权势有多大。
国王选择振兴佛法，拉拢佛教僧侣，以教权压制贵族势力。
大顺这个非基督文明且和佛教关系还不错的国家的出现，以及大顺朝贡国体系内的“礼法”问题，使得僧伽罗国王找到了一个良好的外援。
大顺朝贡国体系内的礼法问题，是“天下”这个概念延伸。天下，说白了，就是说大顺的道德观，在“天下”这个范围内，是普适的。出了天下未必管用，但天下之内肯定要管用。
贵族分权国王？这在大顺天下内的道理观里，肯定是不对的。
于是，一个要出于对天下概念的维护、一个正好需要一个强力外援。
一个是取代了荷兰人的新“殖民者”、一个是南印度来的根基不稳的王族。
一个是高举着反基督大旗的东方宗教守护者、一个是需要重振佛法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始佛教国家。
亦算是一种天作之合。
至于所谓的民族主义反抗？更是没影的事。
历史上，僧伽罗民族的民族意识，恰恰产生于宗教。
是佛教与基督教的对抗，催生了僧伽罗人的民族主义。
是英国人要种茶叶，要拍卖僧侣的田产，使得僧侣阶层联合一致保卫自己的利益，反对西方的基督教势力。
而在这之前，很难说僧伽罗人有自己的觉醒的民族意识。
毕竟，之前有国王，是被贵族以“不能够善待外国人”、“和海边的外国人发生冲突”等理由推翻的。
指望着一群融合了原始佛教、特色种姓制度的人，觉醒民族主义，也确实是难。
至于说本地贵族对外来者的态度，实际上他们当初“邀请”荷兰人来对抗葡萄牙人的重要原因，就是荷兰人当初给的香料报价更高。
直到等着荷兰人真正站稳了脚跟之后，这些贵族才发现他妈的葡萄牙人、荷兰人都一个鸟样。
才感叹：“送走了生姜、迎来了辣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