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只是个真实存在的死物。
徐亨很难理解这些老商人“恍若隔世”的感叹。
但他脑子里却想到了另一件事。
那就是，祖国，这个新学里出现的词汇，好像真的是有意义的。
也或许，之前新学里学的那些东西，只是灌输性的教育，和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忠君为义之类的话，区别不是很大。
大概就类似于“为什么要孝顺父母？因为要孝顺父母。”
而现在，看过荷兰香料的定价问题后，再联想到大顺暂扣东印度公司、给丹麦亚洲公司加税的事，对“祖国”这个概念，徐亨有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为什么要孝顺父母、因为要孝顺父母”的利益相关的感触。
他不是搞工业的，不是搞纺织之类的。
而且就算搞，现在大顺的工业资本家，也很难从利益的角度去理解祖国这个概念，因为大顺真的没有机会用加关税的方式来保护本国工业。
使得他们完全没有机会感受，这种不同于以往的华夷之辩的帝国主义扩张式的爱国主义教育。
徐亨学的那一套，把爱国作为一种“所不虑而知”的“良知”。
此时良知的含义，和后世不同。
如同孝顺父母理所当然，徐亨接受的新式灌输里，爱国也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不虑而知”的良知。
但这种良知，需要一个契机，让他们将这种良知和自身利益结合起来，这种良知才是长久的、坚挺的。
虽然徐亨不能理解老海商的那种恍若隔世的感触。
但这些年新学教育种下的种子，却在这一刻渐渐萌发。
国家是什么，他渐渐有了一个有些清晰的认知。
国家是什么？
国家，在他眼里，就是当海商们只能走私的时候，国家出兵打开日本国门，使得走私成为合法。
国家，就是当荷兰人垄断香料的时候，国家出兵攻下南洋，让本国商人垄断香料。
国家，就是当西洋贸易公司要打开欧洲市场的时候，国家出面搞了鸦片案、不敬案，查封了英国商馆、给丹麦商馆加了高关税。
国家，最好就是他们赚取更大利益、保证他们得利的一个工具。只可惜国家不完全是他们的，因为国家现在不准他们在国内趁着灾年买地，也不准他们放高利贷。
今天这个小册子上，写着荷兰人拿到了丁香垄断之后，惧怕英国人觊觎，主动降价一件事，更让徐亨渐渐明白，国家对他们这些大商人的意义。
其实刘钰一直瞧不上这些海商，觉得他们都是潜在的买办阶层。他心里始终带着偏见。
一旦外国货能够在国内赚钱的时候，这些人一定是最先当走私贩子、买办、给外国人带路的。
不只是他们如此，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也一样吗？逼的英国纺织业多年面临着印度和中国棉布的打压，甚至造就了一波大失业。
荷兰商人，生生逼死了本国的工业，最终毁灭了荷兰，拍拍屁股去伦敦了。
然而，现实又是如此的讽刺。
在大顺，最先觉醒了帝国扩张式爱国主义的，既不是手工业者，也不是小市民，更不是工业资本，而是这群刘钰眼里的潜在买办阶层。
大顺极为特殊的入超贸易地位，极为发达的手工业，极为特色的垄断产品，使得这群人走向了一条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都不同的路。
英国东印度公司赚得是本国的钱，卖的是印度和中国的货。
而大顺的这些海商，欲当“买办”而无机会，他们甚至找不到几种商品，能够赚本国的钱。
即便能赚的，如西洋参、貂皮，那也是本国真的没有替代品，丝毫不与本国的手工业冲突。
欧洲的扩张式爱国主义觉醒，最早的参与者，是小市民、行会手工业者、工业资本，甚至贵族。因为他们面临着邻国的巨大竞争，包括贵族种的粮食，养的羊，都要和他国竞争。
而大顺，先觉醒的，却是这些被刘钰视作买办后备军的海商集团。
因为……英国的贵族，要面临普鲁士贵族、法国贵族、波兰贵族的羊毛、粮食竞争。英国东印度公司，却要面对本国工业资本、羊毛纺织业的竞争。
然而，大顺海商，要面临的，则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航海条例、丹麦亚洲公司的竞争。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能引发他们和本国手工业、工业竞争的外来商品。
他们是大顺最早直面这种国际竞争的，也是最早切身感受到这种竞争的。
春江水暖鸭先知。
而反倒是本该是爱国主力的工业资本、手工业，却依旧没有感受过这种竞争。
对他们来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买他们的货，还是大顺西洋公司买他们的货，并无区别。
甚至茶商们最怀念的日子，反倒恰就是跑南洋的海商们最痛苦的那段日子——奥斯坦德公司挑战荷英茶叶垄断事件，以及巴达维亚扣茶船事件，是在同一年。也是那一年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开始了直航贸易——而那一年，茶叶生产者赚的盆满钵满。
士绅们最怀念的日子，恰恰是大顺没有全面下南洋的日子，因为那时候的米价能让他们的租子更值钱。
这种近乎魔幻的阶层觉醒顺序，甚至是魔幻到家的买办后备军成为了最先觉醒扩张式爱国主义的，也算是一种时代的幽默吧。
一群买办后备军，被本国勤劳的百姓、两千年积累的强势手工业，愣生生逼成了最先觉醒了爱国扩张主义的一群人。
刘钰给他们的评价，一点都没错。一旦外国货反压了本国货，这些人就会使最先带路来毁灭本国工业的一群人。
荷兰人证明过了、英国人证明过了，甚至于另一个时空鸦片百年的历史也证明过了。
不过刘钰倒是很善于把握，觉得这些买办后备军历史上对国内能有多狠，如今情况特殊，对国外就会有多激进强硬。
第637章 自觉（下）
或许是一万次说教不如一次现实做事；亦或许千百年来重农抑商为商必要联官的传统导致的。
让刘钰有些始料未及的，如“考察市场、根据消费人群定价、扩大贸易额”这样的“商业正途”，这些人着实是差了许多，缺乏意识。
但是，“勾结官府”、“国家干涉”、“朝廷支持”之类的“歪门邪道”，竟是一点就通，甚至不点就通。
其实想想倒也是，就像是当年的琉球封贡的“刻舟求剑”事件一样。
那么多随贡使去的商人，之前就没考察过政策对贸易的影响、也没考虑过解除海禁导致琉球特殊中转地位消失，不去思考供需关系，于是带了一波琉球王根本吃不下去的货。
但是，在首里城作乱放火，给封贡大臣贿赂，借天朝威势去逼琉球王，让琉球王把货吃下，那可是顺手就来的本能，不需要有人教。
现在这种情况，也几乎类似。
对欧洲市场的需求考察、定价考察，需要刘钰教他们，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
但在香料问题的小册子上，隐晦地点了点国家对贸易的干涉、如今实则各国都是武力为后盾决定贸易是否兴盛的道理，这些人竟不需要刘钰解读，一个个全都了然。
真的是传统的官商关系，使得这些道理，不点就通。
等着讨论的时间一过，刘钰刚要借着荷兰国香料定价的事，说说如今这时代，国家的实力是贸易“自由”的支柱、国家没有实力连垄断涨价都要前怕狼后怕虎时。
不想这些商人一个个自觉地慷慨陈词。
“国公，这些道理我们如何不懂？”
“就是，谁家做大生意，不要和官府打交道？这在国内，我是本州的，便要靠着本州本府的关系；他是外州的，便要靠着外州外府的关系。”
“算到国际上，这官府便是各国的朝廷，没啥区别嘛。”
不但能够理解到这种程度，而且还现身说法。
有说当年对日走私事的，有说当年在琉球首里城逼着琉球王吃下全部货物壮举的，有说去巴达维亚被扣船被迫降价惨剧的。
当真是听取帝国主义叫声一片，琉球国弱，遂被人欺负；荷兰国强，遂能欺负别人；日本国之前尚能自主关税，遂有贸易信牌之制；大顺打下了南洋、合作了瑞荷，故可给丹麦商馆加税。
这些道理，可比昨日去研究什么市场、供需、定价、利润之类的道理，简单多了。
之前谁还不是这么过来的？之前合作垄断之前，哪一场内部商战不是都要找朝廷官员站台帮忙？
听着这些商人们自觉的陈词，刘钰竟是一时语塞，愣在那半天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他本以为难点在于让这些商人明白，自由贸易此时就是个空想，各国贸易实际上都是国家力量的竞争。
而至于一些商业逻辑、市场考察、定价决策，反倒是实打实的道理，普遍适用的真理，这些人接受起来更简单。
哪曾想彻底反过来了。
“呃……本官要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这香料定价，若只以在商言商来算，倒好说。我主要是想说……不过，我看这不必说了，你们竟都明白。倒是省了许多口舌。”
“看来，你们是太多衙门的力量了。稍微把衙门变换成国家，倒也完全说得通。”
下面的商人都在那笑，有人道：“国公这话说的，这外国的衙门就不是衙门了？那当年我们在长崎，不也得给长崎奉行送礼吗？再比如这英国衙门，就国公说的棉布禁令的事，我看就是给的钱不够。给的钱够了，这也一样可以改。”
“衙门的道理，难道竟还有别国商人比我们更明白的吗？”
说罢，又有人笑道：“是啊，就国公说的这荷兰香料不敢涨价的事，我们可是见的多了。有些买卖，就真不敢露出太多的利，否则王大人、李大人的亲戚就要来夺这产业。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王大人、李大人换成英国，那得利太多担惊受怕的换成荷兰，无甚区别。官府靠的是啥？还不是靠衙役、靠军队？”
刘钰愕然许久，无奈笑道：“好吧，是我少虑了。竟是不知道本朝自有国情在此，这种事你们倒是门清。”
“既如此，我也便说了。如今香料已经在手，涨价还是降价，我们说的算。但我们说的算的前提，就是朝廷在南洋的驻军足够强。”
“之前我就说，要花钱造舰。而股息，除了留足明年收货的钱，还要多出一些做积累。包括驻军、要塞、军舰、海军。当然，也不至于竭泽而渔，只是不可能把总毛利，减去运货成本、减去进货成本，就全做股息。”
“这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本朝与荷兰国、英国也大不相同。”
“这荷兰国、英国的公司，若是缺钱了，可以借债、可以发债券，给个5%的年息便可。本朝是无法如此的，因为5%的年息，一文钱都借不到。”
“所以，本朝的公司，要么扩大融资，增发新股。”
“要么，就只能从股息中增加积累，否则资本终究不足。”
“二选一，你们选一个吧。”
商人们这一次当真是连思考都没思考，纷纷嚷道：“自然是选第二个。”
“就是，我们选第二个，不要增发新股。若是缺钱，股息里多投入一些便是了。再说了，别处的人哪有这么多钱呢？”
甚至还有人喊道：“国公不妨到朝廷里说说，朝廷每给丹麦公司加一年关税，这一年借荷兰人的淮河水利债的利息，便我们出！若是朝廷能封闭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收回澳门、封闭各国商馆，或给他们加重税，这朝廷的关税损失，我们出两倍！”
“一年满打满算7%的利，一年也就还40万两的利息。单单是关闭丹麦商馆，不说别的，但说这锌块黄铜贸易的利，一年就不止这些。还有茶叶瓷器呢？你们说是不是？”
这样“离谱”的、仿佛是和朝廷政策做权钱交易的想法，也是让周边叫好声一片。
刘钰赶忙说了几句场面话，说朝廷给丹麦商馆加税，实是因为丹麦有不敬之言语，莫要乱说。之前查封英国商馆，也着实是因为英国商馆走私鸦片，天朝是讲道理的，公事公办，非是你们想的这样是为了公司的利益。
场面话说了一堆，懂得都懂，心想这事儿谁不明白是咋回事呢？
但场面话之后，确确实实这么干了，朝廷也算是第一次为对外的贸易竞争出力了，这让这些海商和金融资本的联合体，还是可以感受到朝廷对他们的重视的。
按说这个时候，刘钰该趁热打铁，谈谈什么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之类。
最起码，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的道理，用在大顺的贸易重心改变上也是个说得过去的道理。
岭南传统商路改变，导致的大约15失业、近百万劳动力家庭人口受影响，按说也该是松江府这些获利的人出这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