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有个很近的、大顺也很熟悉的例子，就是荷兰。富庶数倍南洋、航海术十倍南洋、远洋海战传统百倍南洋，但结果就是现在连一支战列舰舰队都凑不出来。
用刘钰的话讲，那叫在阿姆斯特丹看着岁数和他爹差不多的大的荷兰最年轻的战列舰，想着曾经荷兰纵横四海，当真有“黍离之悲”，叫人潸然泪下顺便忍俊不禁。
是以看起来，只要有一支舰队捏在天津卫、威海卫、旅顺卫这三处距离京城很近、陆军野战部队随时可以控制港口炮台的地方，倒也确实不用担心南洋会威胁到朝廷的漕米稳定。
不用担心造反、割据。
剩下的，便都好说了。
皇帝暗道，守常的手段果然异于常人，若说他聪明过人，倒也不是，如他所言，不过近水楼台先得月而已。接触多了那些西洋开拓殖民的手段，想法也就与朝中众人大为不同。
但怕的不是他聪明过人，若真是聪明过人，倒还好了。若韩白李岳、若周公武侯，皆非常人也，百年难遇，不可复刻。
怕的便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便可想出这样的手段。
这殖民扩张的手段，西洋人已用的纯熟，西洋人不需要近水楼台，只怕在殖民扩张之上他们便是水。若他们再有聪明之辈……便若朝中科举出身的状元们的才智，若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想出的方法怕也比守常想出来的要强，这西洋人中的顶尖聪明者本就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果然，大敌仍在大洋上，而非西北东北了。
无论如何，这海军还是要继续建的。
马六甲，当为山海关。而印度，当为东北地，隔绝罗刹与山海关。此事终是要做的。
既如此，他想“倒逼”朝廷继续维持造舰，以确保南洋漕米，倒也没什么问题，反正也要做。
这既没了问题，剩余种种，倒确实是良策，大为有利。
一石三鸟，一举多得。
“爱卿所言，确实耳目一新。”
“朕算一下。若养三十万厢军，月饷二两，加上吃饭……爱卿的要求又高，不但要求吃饭，还要求吃饱。这一年就得500万两白银。”
“每年再多支出500万两，而且还是年年如此。”
“这笔钱，以前是不走户政府的。当地地方官摊派和力役就能解决。但现在走户政府了，就得朝廷花钱。”
“户政府的摊子越铺越大，进项却没加多少。只怕户政府不会同意。若由朕内帑出，终究不是这么回事，还需制度化。”
既说制度化，那就是说钱要走户政府走国库太仓。
而走户政府国库太仓，有天下内外之分，这钱就还得从天朝内弄。
皇帝也是在询问刘钰对廖寒辉提出的“淮河加税”问题的看法。
刘钰本就对此不是十分热衷，他觉得不改变所有权这个根本问题，就是修修补补。
而且征税成本在那摆着，皇帝要征收倒是有手段：一大堆新学学生、手里还有武德宫良家子，以足够的人才储备空降两淮，清查田亩、安插足够的基层税吏，进行控制。
长期肯定也会发生“新学生堕落”问题，短期倒是确实能做到一个看似矛盾的巨大成果——加税的同时，减轻百姓负担。
这些东西，皇帝深谙平衡之法，自然不可能想不到。
于是刘钰便道：“户政府的事，陛下宜与朝廷合议。但淮河尚未治理之前，加税之事本就不可能，蠲免还差不多。臣以为，这钱，三五年内，还是内帑出为宜。天下非只两淮。户政府的钱，不可见底。”
“西南改土归流、西北移民，此二项，非臣所擅手段能做的。民间资本不可能往这边投钱的，商人趋利，西南西北事，还是要靠朝廷推动。”
“臣所擅者，也只有鲸海南洋，此等可以商人取利之处。”
“至于说一年多出五百万两，算不算冗兵之政……臣以为，有事做，就不是冗兵。”
“淮若能治，除大江大河之外，还有何处治不得？这倒是与海军异曲同工。”
“若不用，便是冗兵。若用，便不是。”
皇帝嗯了一声，心道海军是不是冗兵，朕心里是有数的。日后真要是得了南洋身毒之利，料想太子也未必愚钝至斯，这你倒不用担心过甚。
思虑一阵后，皇帝又问道：“若真将漕米寄于南洋台湾，爱卿觉得，每年可以迁走多少人？安置多少灾民？”
刘钰早就盘算过。
既然是民间资本参与的下南洋和“以工代赈”，那么其实按照奴隶贸易的思维来考虑数量就行。
南洋的香料其实已经差不多到顶了，人体四液学说在欧洲退潮之后，香料用的不是那么多了。
稻米种植园、靛草种植园、棉花种植园、咖啡种植园，这些东西，才是南洋将来发展的关键。
就南洋之前糖厂和甘蔗园的情况来看，即便有“居留许可证”的特殊情况，但只怕搞种植园之后，那些在种植园干活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奴隶贸易的航程很远，大顺从两淮下南洋也不近。
人口来源，要么就是灾民、要么就是欠了高利贷还不上的被人“卖”到南洋还债的。
当然大顺没有奴隶，只有可能一辈子都还不完债务的契约长工，从法律意义上讲确实不是奴隶。但……本质上到底是不是，刘钰心里还是有数的。
按照奴隶船一船装个千把人的效率来看，真要是朝廷将漕米寄于南洋，第一年安置个二三十万人是不成问题的。
死亡率高点，南洋的坏境黄淮地区必不适应，加上蚊虫疟疾热病之类，三十万去了，第二年能剩个十五六万活着的吧。
第一年三十万人，第二年开始每年还要补充大约十万左右，等着后续发展起来了，人口多了，贸易拓展了，肯定会逐渐增加的。
挖矿、种咖啡、种棉花、砍树等等这些，也得在四五年后才能发展起来。
盘算之后，刘钰道：“除第一年外，日后每年十万是可以保证的。日后逐渐增加。”
“这十万人，朝廷就不用出钱救济了。而且青壮多半被挑走了，剩下的老弱……呃，也就不太可能‘叛乱起事’。”
“算上朝廷出钱编入厢军的，废弃运河的这段转型阵痛，也应该可以把控得住。”
“虚说百万漕工，但若真能解决五六十万，也就差不多了。”
皇帝点点头，这些年他也算是稍微见识了一下“民间资本”的力量。
往西域移民，民间资本根本不参与，无利可图。朝廷花钱花的让皇帝都心慌。
仁慈一点，一个人迁徙的成本，得100两左右，甚至150两，才能到伊犁定居。
虽然伴随着定居点日多、粮食渐能自足，迁徙成本逐渐降低，可这钱也是花的心惊肉跳。
人少了没卵用，人多了花不起。
而之前的鲸海开发、虾夷开发，朝廷一毛钱都没出不说，还收了买扑费用。
结果就是因为有利可图，数年时间，鲸海虾夷等地，已有数万人不止。
究其根本，也就是船能方便地从虾夷跑到日本、跑到天津。而船不能从甘肃跑到伊犁。
现在刘钰开口就是保证一年十万左右，且朝廷不花一分钱——理论上，买漕米的钱，专款专用，就是不给南洋，也一样得花出去买米；或者直接征收大米，那么大米就不是钱了吗——这确实倒是解决了运河被废之后的诸多问题。
但皇帝还是问了一个关键问题。
“爱卿如何保证，每年这六百万的钱，都去开发南洋了？而不是被用来在江南买地？”
“朕担心，会不会本为了缓解人地问题、减缓兼并之害的钱，反倒是促成了兼并事？”
“商人求利，如何保证这笔钱用在朝廷想让用的地方？若是每年六百万钱不去洋南，反入苏南，以致买地囤地，又将如何？”
第556章 最终还是看天意（下）
皇帝这些年没少耳濡目染一些不是很新的、被刘钰从先秦故纸堆里翻出来胡诌曲改断章取义后的道理。
对资本的逐利性这个概念，有了一个简单的类似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理解。
针对这个问题，皇帝的担忧，是绝对有道理的。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中外都总会面临一个问题：国家放水发钱，希望钱流向的地方，然而钱总不往那边流。
大顺这边，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刘钰希望钱往工商业上流，但现实往往是钱往土地上流。
皇帝担心的就是一年五六百万两的白银，明明预想是开发南洋，解决粮食和人地矛盾。
结果呢，这些热钱，全都囤地，反倒使得人地矛盾更加严重。
刘钰设想过，逼着小农破产，逼着百姓下南洋。
但那说的是闽、粤地区，最多加上个松江府。
而真正需要下南洋的百姓，最难的一步，反而是怎么活着走到有船、有人收购人口下南洋的地方。
不管是南洋，还是南半球的新苦兀，大顺要面临的问题始终都是：有钱的不肯去、没钱的去不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有钱的认为那里能赚到钱，于是花钱让没钱的去给他们赚钱”。
所以，刘钰对南半球新苦兀的希望，寄托在金矿上，而不是寄托在那些可以开垦的上好土地上。这里面的逻辑也很简单，土地再好，粮食卖不了钱，只对穷人有吸引力。
卖不了钱的粮食只是粮食，对吃饱的富人而言毫无吸引力，除非这些粮食能换成钱。而南半球大洲能让粮食换成钱的唯一方法，就是当地的金矿需要矿工，矿工需要吃饭，种粮食是为了挖金子。
而对南洋的希望，寄托在豪商开发买卖奴工上，而不是自发移民去当自耕农上。
短期内刺激南洋开发最好的方法，就是国家从南洋收粮食。而能让国家层面收粮食的方向，也就只有京城和驻军所需的漕米。
大顺是个假的大政府，混到一年收入3000万两的程度，根本没太多的能力搞国家调控。漕米粮食算是为数不多能调控的东西。
但皇帝对现实有些了解，就不得不怀疑这么搞真的能如人所愿吗？
自从开阡陌、破井田之后，土地制度就是标准的私有制。土地是可以买卖的。
不想让钱流入到土地买卖上，就俩办法。
要么，土地不能买卖。
要么，土地收益率降低、其余行业收益率增加。
土地不能买卖，是不可能的。就大顺而言，做不到。
虽然北派大儒一直想要恢复井田，但他们给出的那办法，纯粹扯淡。而且他们是以井田为目的的井田，纯粹的反动。
刘钰不是不支持那些古儒一派提出的变种井田制，但他理解的变种井田制，不是为了井田而井田，而是为了防止小农在时代浪潮中破产无以为生导致出现天下大乱、全面反动。
变种井田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工商业，等到工商业发展到足以容纳每年百万级别的破产人口的时候，再把井田一脚踢开。
这就是纯粹的道路分歧。
以儒学的意识形态而言，井田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就像是一条奔流的大河，儒学的意识形态，就像是“三代之治说，河不对，应该是一片大湖”，于是筑坝堵水，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而刘钰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则是认为，把下游好好疏浚一下，让河奔流入海。但是，如同母亲河一样，大顺的特殊性，使得这条河太狂躁了，水流太大，不先把它筑坝堵起来，下面没法疏浚。所以筑坝是手段，目的是疏浚下游，确保下游能容纳足够的洪水之后，再把坝拆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意识形态传入之后，华夏被儒学浸润导致很多人本能地亲近、出自文化本能地理解。但在完成筑坝那一步同路之后，原来的同路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这不是一个人能办成的，需要一群人、数百万拥有类似意识形态的人组成群体，并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长远的规划。
现在肯定是不现实的。
既然不现实，那刘钰宁可发洪水，也绝对反对筑坝，搞反动。
皇帝的担心，是从大顺王朝的稳定性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