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区别无非就是一个在广东开门、一个在马六甲开门。都是等着人家上门提货，就多出来点香料的几百万两收入而已。
很简单的道理，拿茶叶举例：影响中国茶叶出口贸易额的，不在于一口通商还是五口通商，而在于伦敦的茶叶专营垄断交易所；在于伦敦议会的高额茶叶进口税；在于法国的本国替代优先、国家工业主义政策下的鼓励本国殖民地咖啡；在于荷兰瑞典丹麦的走私贩子能不能躲开英国舰队在北美的缉私巡航。
更不要说诸如英法的《棉布禁止令》、斯德哥尔摩这北极圈地区尝试养蚕、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丝织工厂、墨西哥桑蚕产业鼓励令等等这些奇葩且蛋疼的现实。
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本质，是福建的武夷红茶，终于从高关税清单上取消了。因为再不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合法”茶叶，就要被走私贩子逼死了。“合法”渠道的茶叶便宜了，走私贩子没活路了，所以要倾茶。
这茶叶既不是锡兰茶、也不是印度茶，因为那一年英国还没偷到茶种呢，倾的就是福建武夷的红茶。
当时的高关税政策，使得茶叶市场已经饱和，只能降税来扩大市场。
在一个饱和的市场里，不去考虑市场的问题，却去考虑是供货商那边不自由贸易，单纯从商业逻辑来考虑，那也说不通。
刘钰极端反对满清的十三行和一口通商，故而极端反对下南洋和开放贸易就一劳永逸什么都解决了的想法。
因为这两者本质上就是一回事，是完全不懂现实世界经济逻辑的臆想。
大顺面临的问题，或者说，中国在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不是自己是否开放贸易。
而是，欧洲是否开放贸易。
大顺也好，大明也罢，主观上是封闭的。
既没有政策鼓励、也没有退税保护、更没有什么配套的出口优惠。
但客观上，就像刘钰整天鼓吹自由贸易一样，一群主观上思想封闭僵化且根本不懂贸易的封建官僚，凭借劳动人民两千年的智慧和努力积累的底蕴，却可以随便喊自由贸易。
此时的欧洲国家有一个算一个，真搞自由贸易，有任何一个能在大顺搞成贸易顺差的，那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都得重写。
主观上的封闭、客观上的贸易优势地位，使得大顺的处境非常的别扭。
现在大顺需要的，不是自己开放贸易、反思自己。
而是要有足够的炮舰，去欧洲敲门：开门，自由贸易。
下南洋，拿到的是货源。
这和大顺原来的贸易模式一样，丝、茶、棉、瓷，都是货源。无非就是从出口五大件，变成出口六大件。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
这大顺想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想要破解对外交流的封闭、想要扭转全民族沉睡的窘态，这条路的开头确实是走的无比艰难。
从一开始的征西北，解决东北西北之陆地之患，使得大顺可以下南洋而无后顾之忧；再到让利于商人，将对日贸易公司的利润拿出，逐渐扭转社会的惯性意识，用了将近二十年时间让一些商人逐渐习惯了投资股份制公司；再到欧洲之行的纵横捭阖、机关算尽，最终下南洋……
这都是这条路的开头。
大顺现在只是在这条漫长之路的起点，花了将近二十年时间迈出了半只脚。
如今，即便只是半只脚，这半只脚还未落地。
因为，让这些新兴阶层能够投资、能够认识到权益和义务的统一、能够忍受自己花钱养军队来维护自己利益、能够将大量的金银从土地上转移到海上，这才算是这只脚真正落地。
迈出这条漫长的、逆天改命之路的第一步。
第475章 艰难的第一步（下）
在场的这些被刘钰视作大顺未来希望的这群人，此时并没有想这么多。
他们主观上，既不会关注天朝的未来，也不会关注下南洋对将来的影响，当然也不会在乎所谓的海外市场，以及由外而内诱发的改变天下的力量。
主观上毫不在乎。
他们只关心钱。能赚多少钱。
对于投资南洋贸易到底每年能分到多少年息，他们内心其实也没底。
这时候刘钰在那里看似淡然地喝着茶，这些人也和刘钰算是熟悉了，并不忌讳，一桌桌的人讨论起来。
刘钰按照土地的收益，来计算这些人内心能接受的回报率。
这些人却没有过多的考虑土地问题。
因为，大顺囤积土地确实赚钱。
但是……
大顺内部割裂的经济基础，使得囤地也不简单。
江南地区的土地兼并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但是土地一旦超过了二三百亩之后，想从这些拥有二三百亩土地的人手里买地，就很难了。
人家基本上不会卖。
而为数不多的小农，他们确实会破产、确实有时候缺钱不得不卖地。
然而，他们的地又不是连成一片的。这家卖个三分地、那家卖个五分地，一小块一小块的。
囤地也不是不能囤，但是东边一小块、西边一小块，管起来麻烦不说，只说手里这么多的银子是否能一次性买那么多银子的土地？
如果不能，这些银子本身就是死的。
大片的土地、田庄之类的，拥有者自己手里也并不缺钱，在土地回报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在大地主、大田庄所有者没有破产之虞的情况下，也很难买到手。
这就好比手里的一万两白银，理论上，全部买地，每年40%的回报率，能赚四千两。
可是，现实里，可能这一万两白银，却只有三千两银子的土地卖。剩下的七千两，只是理论上买地的回报率更高。
理论和现实的矛盾之下，使得他们并没有如刘钰所担忧的那样，准备张口就来个至少20%的回报率。
林允文更是和一桌上的人谈到了另一个问题。
“如今朝廷每年赈济救灾的钱，越发多了。朝廷手里有钱，这赈灾也就能多花了。”
“加之如今海运昌盛，从辽东到广东，船只往来，若走黑水洋，月内即到。”
“即便遇到天灾，倭国的米、辽东的麦、暹罗的米，皆可转运。这几年米价很是稳定，甚至一些地方的米价因着南洋米的进入而日贱。加之天灾朝廷以米赈灾，寻常人家若非万不得已，也难将土地售卖。”
“加之在这里买地不很好买，大部分土地都已阡陌相连轮不到我们了。剩下的，便是小块小块的，也不甚有什么滋味。”
“若是日后朝廷从南洋赚到了钱，我看若遭了灾，各地的蠲免怕也多起来。这倒是不可不考虑。”
他说的，也正是大顺南方的一些现实。
南洋是产米地，而且大米的价格还是很便宜的。
伴随着人口渐多，朝廷对大米多采取免税的政策。
加之松江等地的海关，管理日严，克扣勒索之类的事虽也有，但终究和以前相比少了许多。
海运的低成本、航海术的进步，使得大顺终于有了“河西荒、则移河东之粮”的能力。
虽然大顺这边赈灾，基本上就是上面拨十两，层层贪污、克扣之后，真正到饥民手里的，也就一两。
但是。
内地地区，交通运输不便；沿海地区，大顺海运逐渐进步。这就导致了同样是十两银子剩一两，但是内地地区要买高价米粮；而沿海地区，可以买便宜的暹罗米辽东麦。
同样的被克扣贪污只剩下一两的银子，赈灾效果可就差远去了。
再因着大顺特殊的“以史为鉴”，尤其是对明末之事的深刻记忆，使得大顺在赈灾上还是稍微舍得花钱的。
这几年也没什么大灾，自从刘钰去日本“雪中送炭”的那场波及日本和中国东部的大灾之后，大顺也没有出现过超大规模的饥荒。
基本上算是风调雨顺的几年，而且伴随着海外贸易的兴起，一些人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卖了经济作物再用钱买暹罗米、辽东麦吃。
即便仅限于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可这种状况一旦出现，就是不可逆转的。
加之那些施行海运漕米的省份，也省去了许多运输漕米的徭役。百姓不怕税，却怕役，税最多破产、役却能倾家荡产。
总的来看，大顺航海术的进步，海运兴起的现实，以及即将对南洋全面控制的局势，似乎让很多问题可以暂时压制住。
在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更特殊的情况，那就是松江等地的资本，也是过剩的。
不管是放高利贷、开当铺、买地等，其实早已经饱和。
不是不赚钱，而是放贷的、开当铺的、或者买地的，能干的早就干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扩容的空间了。
就类似于荷兰东印度公司，谁都知道，若能投股荷兰东印度公司，拿18%的年息，好得很。但问题是，你没机会挤进去。
大量富集的资本，在松江府，也处在这样一种微妙的过剩状态。
说松江的这些人，是新兴阶层，并不是说他们是大顺这个时代才出现的。
在大顺之前，这种做买卖的豪商、搞走私贸易的大商人，便有不少。
但明末时候，即便是海贼王郑芝龙，思维方式依旧是“招安、买地、囤地、衣锦还乡、子孙国子监读书、宗族兴盛”。
可这几年，伴随着各种股份制公司的兴起、伴随着对日贸易的高额利润、伴随着大顺朝廷对商人居然也表现出一种似乎要讲道理的样子。
这些身份和前朝那些豪商差不多的人，思维方式渐渐出现了变化。
他们也买地。
但一般就是买个千八百亩的，做一旦投资失败之后的子孙基业。
剩余的钱，则是尽可能找一些投资方向，赚取商业的股息。
人还是那群人，可随着经济基础的逐渐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也渐渐变动。就像是二百年前的荷兰、一百五十年前的英国，也有过这样的一个类似的阶段，行为惯性慢慢转变的阶段。
加之大量的资本富集，高回报率的诸如囤地放高利贷之类没有多少扩容空间，使得这些人对于此番下南洋的股息回报率期待，并没有刘钰担忧的那么高。
他们逐渐意识到了，钱动起来才是钱。不动起来，就是一堆放在库房、地窖里的银子，不会减少，但也不会增加。
这种意识，便是将手里的银子，逐渐看成资本的过程。
银子还是那些银子。
动起来后，便成了资产者手里的资本；不动起来，那就是地主家地窖里的银堆。
一众人讨论之后，有人便道：“鲸侯所言的回报率，自是扣除了驻军、缉私所需费用的。”
“只说这驻军的钱，该不该咱们花，这事儿虽值得讨论。但若是这回报率早已扣除，对咱们来说也就只能是值得嘴上论一论了，并无什么实际的用处。”
“既是这样，无非就是相当于咱们往外贷款。贷了款的人做什么用，和咱们无关。咱们只要能按时收回利息即可？”
这些人不少都是对日贸易公司的股东，对于这种股份制公司的责任、内部权利等，还是有所了解的。
他们当然知道这和往外放贷不是一回事，自己投了股，按理说也要有知情权、决策权才是。
然而，他们也认识到，南洋和日本不一样。
这里面还涉及到军队、舰队、政府、征税、垄断、统治等等事情。
若说按道理，出了钱，就该有决策权，以大顺这两千年的集权惯性来说，他们下意识地就觉得纯粹扯淡，怎么可能？
怎么敢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