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显学派的想法过于激进，而且不好控制。一旦成事，又容易抱成团，尾大不掉，所以李欗不可能接受显学一派的“激进改革，借助阶级属性和内地地主不同的知识分子、识字人口，搞均田改革”的想法——一旦搞成，上上下下，天下举目，全是实学这几界的“同乡”、“同学”、“同窗”，他这皇帝或还能压得住，他一死儿孙辈不直接被人玩死？
而甩手派，亦即意图将内地做殖民地，朝廷只保留商税关税，把内地的麻烦事交给内地半自治的，李欗更不可能接受。
故而，这才催生了他要搞科举改革、要兴办学堂，试图解决这件事，从根上把这种可能把好好的大一统王朝，混成个偏安一方的殖民地母国的可能给灭杀。
天下一统，其实一共九个字。
【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
甭管科举考试到底考什么内容，到底是哪一派的儒学、亦或者哪一派的百家学说，总归要天下都一样的学问，否则这天下早晚要出事。
这也就是李欗认为显学一派的想法有可取之处、但不可用的原因：显学一派，也是讲【尚同】、讲【六合同风】的，这最起码是个“有天下气度的学说”——显学一派是站在天下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而且是坚决反对搞成这种殷商以经济和军队做天下共主的模式的——只是站在皇权的角度，认为显学的手段过于激进，虽然天下保住了，但皇权可能没了。
简单来说，李欗所谓的“除旧布新、天下一统”，是既要天下、又要皇权。
因为现在毕竟盛世，这不是说李欗这皇帝就觉悟高，而是大盛世之下没听说要主动在天下和皇权中二选一的，总归还是琢磨着要两个都要。真要是混成了某种衰亡在即的局面，李欗也未必不会只要皇权、只想当皇帝而不管天下，甚至干出一些借兵、当儿皇帝、给人当守土官长的事。
至少，他觉得，使使劲儿，抓住那一线生机，还能“我全都要”。
当然，也实在是到了不“除旧布新”不行的时候了。
再不继续变法，李欗担心他死之后，真混成了依靠先发省份搞对内殖民、让内地自治不管内地贫困灾祸只要当商品倾销地即可的模样。
这也不是他心怀天下苍生，而是知道这么搞，非要把显学一派中有“天下”、“苍生”这等大情怀的人，逼成反贼，最后真容易把他家祖坟都给刨了，自己甚至要混个遗臭万年的名声。
他现在要当“进步的皇帝”，要谈天下、谈苍生，为的就是为了让那些心怀天下的时代英豪，还能跟着他走、至少还存着改良的幻想。真把这群人给逼得彻底失望，那真是要出大事的，尤其是经历了刘钰改革几乎全程他，似乎竟以一人之力而至这几十年间天下大变的现实，让他心有余悸——万一出几个这样的人物，彻底失望，放弃改良变法而去当反贼，那得什么样？
伴随实学兴起，对未来的憧憬不再是空泛的三代之治的模样，而有了更具体的期待。
那么，这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又不可能全都是为求功名利禄之辈、为当官可以随意把卵割掉之人，一旦这些掌握了先进知识而又有天下之大志的人，发现朝廷和他们的理想越来越远，这群人彻底失望之后，万一真的去内地的贫困地区发动起义，那事可就大了。
这群人，李欗很清楚，和过去大不相同。因为他们有纲领、又明确的对未来的构想、并且更可怕的是在这些纲领中均田只是个手段而不是当成最终目的。
这就和过去大为不同。
是以，显学一派的激进改革，未必要用，但至少要做出改变，示意不是不进步也不是不想着未来，而是方法方式可以再商量。
但是，要真是玩成放弃内地治理只把内地做商品倾销地的模式，那很大一群本还可以“跟着兴国公去修黄河”的人，多半发现朝廷压根没有修黄河的意思，那他妈的还修个屁，先把这腐朽王朝埋了再修吧。
鉴于此，李欗怕皇子还是不能掌握精髓，遂又问道：
“朕问问你，若行科举改革，兴办学堂。你说这兴办学堂、发给教师先生的钱，是地方如过去火耗事自行加助学捐？还是应由朝廷国库出资？”
“朕再问问你，若为兴实学，是直接废弃科举选拔，只用先发各处之实学人才？还是废科举之旧学，而保留科举考试选拔、朝廷编制人才、同乡回避为官压制绅权之旧法？”
皇子很自然地先避开了第一个关于钱从何来的问题，先从第二个问题回答。
“儿臣以为，若为兴实学，自然还是只改科举之内容、而留科举之形式。分科为科举、八股为科举、三舍亦为科举。无非‘勤勉好学，学而优则仕’而已。”
“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实学将不劝自兴；而若科举与实学分途，则学校必有名无实。”
“何者？利禄之途，人之所趋；繁重之业，人所畏阻。”
“若学实学可通利禄，则实学必兴。即便昔日兴国公办实学，亦是因为海军、殖民、商贸、工场等等，无中生有，造出许多过去没有的利禄之途，于是实学方才兴起。”
“若是只为兴实学，考试选拔之法，万不可废。”
“至于朝廷网罗人才、同乡回避、官压绅权等等旧法……儿臣以为，正合父皇所问‘钱从何出’的本意。”
“如办学堂，若是地方征收助学捐，则一来必如前朝三饷之旧事；而来绅权必日膨胀。若无地方支持，便办不出学堂；而学堂之教师等等，又皆赖地方乡绅存活，日后怕不是要如复古儒生所谓‘学校议地方政’之臆想，竟真再封建。”
李欗点头赞许，笑道：“吾儿终不是那等迂腐空谈之辈。”
“朕所谓，除旧布新、天下一统，这就是帝王之精义。”
“除旧布新，乃防革命。”
“天下一统，乃防封建。”
“二者缺一，则帝为不帝、皇不为皇。”
“显学一派，激进过甚，无君无父。”
“乡绅旧古，畅谈三代，实欲封建。”
“然而。”
“显学一派，囿于兴国公之旧刻痕，欲办成事，必要强大的国家机器，是以他们不到万不得已、全然绝望时候，多半还是会如兴国公一样最后跑去修黄河河道。”
“是以，他们是可以利用的。但面上总要做出一副‘进步的天子’的模样。”
“如兴办学堂。”
“于大义，此进步也。”
“于小利，多招教师，国库给饷，若过去养几十万废物生员无二，他们也多支持。”
“这件事，便可从‘守旧、进步’之争，变为‘进步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之争。”
“是先兴实学？”
“还是先均田迁民垦殖东进？”
“虽然，实质上，两者并不矛盾。均田征税垦殖东进，一样可以兴办学堂。”
“但，这便叫无中生有。把两件明明不矛盾的事，强行对立起来，如此便可分化显学各派。”
“韩非言：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
“此谓之，分显学也。”
“显学者，变革之学也。”
“凡变革之学，无限可分。”
“为人君者，万不可一听‘变革、进步’等字眼，便觉可怕。而是应该因势利导，分显学若儒墨八分三离，而扶一支为正学。”
“昔日儒分为八，而最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尊的又是哪一支？哪一支才是正学呢？那一支正儒，若孔丘复生，认吗？”
“始皇帝焚书坑儒，最后还不是儒家独霸？但独尊之儒，和先秦之儒，难道一样吗？”
“大禹治水，言堵不如疏。但可不是说，堵不如大水漫灌。而是说，要顺势而为，叫河水走大禹想让它走的河道，这才叫堵不如疏。”
“既不是如其父鲧，死保原来的河道，最终身死。”
“亦不是任凭大水漫灌，冲个三五十年，自然也就有新河道了。”
“如今天下事，非要做到这一点，方能从寻得那一线生机。”
“难矣、难矣。勉之、勉之。”
“若如大禹治水，其道为何？其道，似乎很简单，不过水往低处流而已。以道衍术，方能成事。不知此道，万事休矣。”
“是以，朕还是叫你多读读书，尤其是一些伪托兴国公之名而大谈阶级、生产、资本之类的书。”
实际上，皇子这样的书还真没少读。
既是读过，皇子便道：“父皇教诲，儿臣牢记。只是，若读这些书，显学一派的那些政策，似就大有道理。”
“昔日，徐光启谈《几何原本》，言：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易生于简，简生于明，综其妙在明而已。”
“而类《几何》之逻辑，则必要两个条件。”
“其一，假设必须以基本公理为前提；其二，以此前提推理运算，严丝合缝、逻辑分明。”
“以此而论，显学一派的均田、迁民、垦殖、工业等政策，便不是因为圣人说过，而是通过推理运算得出的严丝合缝的结论。”
“以此而论，此势不可免。实学既兴，显学之策也必大兴……”
李欗闻言仍旧一笑，道：“此言得之。但朕问你，本朝制度，不比日本朝鲜，土地买卖皆由地契、王朝更替亦不过改正朔易服色。便是之前均田，那么只是均了田，可改了土地所有制？均田可以，但改土地所有制不行，其中区别，你可清楚？”
这其中的区别，皇子当然分得清。因为之前儒家复古派争论的问题，以及王莽改制等一系列历史上的操作，不是均田这么简单，而是要动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大顺是非常容易分出区别的。
见皇子点头，李欗又道：“那么，继续推演下去，你就会发现问题之所在。”
“按他们的推论，以及所谓新生产、旧生产之别，按他们所言，新生产体系，必要不断侵蚀旧生产体系，方能不断维系；而若全然是新的生产体系，是不能维系的，是要崩解的，因为最后算了算去，推演出去的结果，就是生产的东西肯定卖不出去，所以要么对外扩张、要么创造一批在新体系之外的生产者。”
“然而伴随着均田之后的兼并、伴随着南洋印度等地旧体系的瓦解，旧体系逐渐消亡，岂不是说，最后这也是条死路？”
“但显学一派，只推到大工业这一步，戛然而止。你道缘何？”
“因为到此戛然而止，方还能维系一个显学之合。继续往下推，必要八分三离。”
“可即便如此，即便说只推到大工业这一步，其内部仍旧争论不休。”
“均田？不均？日后即便迁徙垦殖，兼并可乎？”
“钞关、内税，是放是开？”
“是靠自然秩序？还是靠盐铁之术？”
“铁路运河等，官营、私有？”
“是继续兴国公那种以资本逐利为动力的东进扶桑？还是官营资本以盈利而已利投资垦殖迁民的东进扶桑？”
“单单只推到大工业这一步，内部分歧已颇多。”
“你谈显学一派的想法，实则认可的是其‘术’。”
“何谓术？”
“显学中的激进派，无非是说，如今新学中的多数人，既有文化、又有学识，而且关键是他们和内地的地主乡绅并无瓜葛。若如前朝之改革不可成，而太祖起义兵方能行均田事一样。”
“所以他们觉得，现在时机正好。可以靠这数十万和地主乡绅并无瓜葛的新读书人、靠着朝廷手里的军队和国家机器、靠着朝廷哪怕现在不收亩税也能养得起兵的形势，激进行事，一举解决均田、征税、东进、垦殖、创造出一个以交换货币为目的的农业环境而发展工业而已。”
“何谓道？”
“均田、东进、垦殖、创造出一个以交换货币为目的的农业环境而发展工业，这是道。”
“这个，难道你不认可吗？认可的话，那便在最终目的上，并无分歧，分歧的只是怎么走。”
“譬如说，修黄河，都认可改道向北。而分歧在于，是夺大清河，还是夺小清河，亦或者继续向北走京畿古旧河道的分歧。”
皇子沉吟片刻，低声道：“儿臣以为，显学一派的想法，还是有道理的。若是将来科举改革之后，实学人才，亦多为地主乡绅，家里靠的也是地租过活，这要均田改革，实难矣。”
皇帝甚至皇子，大谈什么均田、限田之类的话，其实很正常。
这是传统的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正确，事可以不办，但话不能不说。
但凡正常点的传统王朝，在这种话上，不但可以随便说而不会被枪毙，甚至是可以直接上奏皇帝。
皇帝最多不办，或者嘀咕几句什么小丈夫之论、什么富民何辜之类的话，可绝对不会因为这些话就把人抓起来枪决——包括说满清那吊样的，在限田问题上也只能说“此虽正言，然……”，大顺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连满清都不如。
而至于一些真在均田问题上连满清都不如的政权，实实在在连基本的大一统王朝都算不上，那属于是政权之屑。王安石，都很可能因为那首《兼并》诗，被挂个“通匪”的罪名给枪毙了。
皇子的意思倒是很明确。
要变法改革，得需要人才、官吏，这就需要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