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这里的件，不是一件衣服的件，而是类似于一包、一箱这样的计量单位。
按照1759年的数据，这么一件的价格，大约是2.03英镑。
换言之，1794年，东印度公司从印度进口的棉纺织品，一共450万件，约合900万英镑。
这个数据很关键，意义很大。
不理解这个数据，也就不明白工业革命的真正伟大之处。正因为工业革命的伟大、因为老马说的商业资本统治下的劫夺制度的狠毒，才能在短短40年后，彻底摧毁了印度的手工纺织业。
相反。
曲解这个数据，不会得出工业革命的恐怖与伟大，反倒会产生一种“英国的生产力一直这么强大”的错觉，工业革命的伟大让位于欧洲人的一直强大了。
仿佛，英国就是这么强，远胜亚洲，于是只要来到了亚洲，瞬间就能冲击亚洲的手工业。
甚至于，很多数据都不会告诉你，在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第一收入，是【亩税】。
亩税收了1531万7911英镑，折合库平银4500万两白银，排在公司总收入的第一位。
于是，隐瞒了这些数据，便很容易得出许多的奇葩的结论。
你以为它是个工业时代的大托拉斯，伟大的工业垄断集团，利润暴杀农业国。
实际上，它是个变种的“海上游牧包税蒙古”，靠着一年4500万两的农业税，维系着公司的运转。
理解了这个数据，也就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载着刘钰灵柩的船队，压根不想在苏拉特逗留。
因为……大顺的纺织业，正在迅速摧毁印度的纺织业。
此时是1793年，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顺拿的却是历史上1870年的英国生产力剧本，而不是1793年的英国生产力剧本。
而苏拉特的棉纺织从业者，拿的也是历史上1870年的印度人民的心态，而不是1793年的心态。
什么意思？
历史上1793年的英国纺织业，中国这边海关零关税，也是卵用没有，反而会闹出来1842年的笑话：江南买英国布当包装，包生丝。
而1869年11月17日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及工业革命三十年如过去三百年的生产力发展，松苏地区的棉纺织业，已经开始有点顶不住了。
这，就是老马说的：【商业霸权才能带来工业发展，而商业霸权大部分又是依靠舰队决战获得的】。
没有舰队，没有商业霸权，没有刺刀，你纵然物美价廉，但你没有霸权，你就没有市场。人家不买你的，人家反手出个棉布禁止令，你能如何？
刘钰逆练，一战获胜，从大顺到印度也不需要绕好望角。
而大顺想要棉花和棉纱，不想要印度棉布。
并且，正如李欗当初琢磨的“边疆铁路”的配套政策，是摧毁印度的制糖业。他既懂这个，也算是稍微理解了原始积累的秘密。
那么，显然，大顺在印度造成的冲击，是可怖的。
于是，也就有了孟买等地的印度原本的贸易受益者的那种情绪：这大英国不见得好，可到了大顺，我却挨了饿。
没办法的事，这就是历史进程，总不能把这些人抓着送到另一个时空，去感受下1820年以后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是如何摧毁印度的棉纺织业的。
一方面，是大顺的纺织业对印度的冲击。
另一方面，是英国之前在孟买作为“购买者”；而大顺此时却作为“倾销者”的差异。
的确，历史上，印度的棉纺织业被英国摧毁了。
但，绝对不是在大顺打一战之前，英国就能摧毁；相反，这个时间点，英国还得靠行政保护和关税，哪有资格谈摧毁印度棉纺织业。
自然，在这个时间点，对照是明显的：大顺没来之前，苏拉特和孟买发展挺好，对外纺织品出口节节攀升；大顺一来，苏拉特先是棉纺织业南洋市场被崩，紧接着又是一战获胜波斯市场被大顺抢了，再然后就是这一波大的。
这种对照，过于明显。
伴随着走锭精纺机在大顺先发地区的铺开，导致了印度手工业者的反抗情绪，或者叫“觉醒”。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大顺的统治下，扶植了一批印度的商人，建立了一堆纺纱工场，供应大顺棉纱。
而大顺，伴随着走锭精纺机的应用，现在把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也给抛弃了。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在之前贸易体系中搞纺纱业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踏上历史的舞台了。
李欗或许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也或许想说：我想做包含印度在内的天下的天子，我想要稳定，一切照旧统治下去。
但大顺已经发展起来的工业资产阶级、转型后的一部分和帝国主义政策利益绑定的军功贵族、实学新兴阶层的帝国主义统治阶级联合体，拍了拍蒸汽或者水力驱动的走锭精纺机，告诉天子：不，你不想。你不知道，我们告诉你。
第313章 九三年（十）
在巴黎，刘钰的名声，尤其是在巴黎沙龙间的名声，相当不错。在这里，就完全不一样。
在欧洲的“沙龙”界，基本上，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前，当时还活着的刘钰，“先知”般狂喷了天主教廷和耶稣会，在那之后，至少在欧洲，他在巴黎的沙龙间，已经成为了启蒙运动的“东方旗手”。
这事，在大顺，就是个小事，小到不能再小的事。
但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却是个大事。
一方面，刘钰“先知”般地提前把耶稣会和天主教听在地震后可能要说的话，讽刺了一番，而事实果然如此，里斯本大地震之后，耶稣会果然声称这是天罚。
另一方面，刘钰提前的狂喷和打预防针，为早期启蒙运动的重要支柱——莱布尼茨乐观主义——降了降温。
这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中非常的重要，按照欧洲的宗教浸润人心的传统，理性主义很容易走向极端，而极端又很容易在面临里斯本大地震的时候懵圈：说好了，这是万千种可能中，最不坏的那个世界被上帝选中，可里斯本的大地震血肉模糊的场景真正入眼的时候，怎么也没法相信这就是“万千种可能中最不坏的世界”。
那场之前所谓的“启蒙运动加速年”之后，由里斯本大地震等问题作为导火索，最终引爆了耶稣会问题、各国与教廷关系等，导致了耶稣会被解散，这被视作启蒙运动的一场重大胜利。
加上法国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和德国的绝对理性主义启蒙还不一样，他们更激进，最终也更倾向于无神论。
而舍弃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世间虽有恶，但这是一种平衡，是上帝创世时候弄了成千上万个程序后，发现这才是BUG最少、相对来说最好的那个——对法国启蒙运动的激进加速到反教会、反宗教、甚至最后破四大旧把圣母院改理性圣殿，是非常重要的。
启蒙运动既然是一场伟大的运动，那么必然得有两个条件。
一：为现状的批判。
二：对未来的展望。
不是说别的没有。
而是说，想要伟大，这两条是必须的。
那么，对未来的展望，又得具备一定的世界视角。
于是，刘钰鼓吹的自由贸易、配上自然秩序论，自然可以作为对未来展望的一部分。
包括说。
67年法国发生饥荒，而重农学派认为不应该管，应该等待自然秩序的调节。
这是不是启蒙运动？
当然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
这就好比说，伏尔泰和卢梭整天对喷，那你总不能因为他俩意见不同，就开除卢梭或者伏尔泰的启蒙籍。
现在的大顺，处在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状态下。
这不是说军事或者地缘，而是说“文化”上。
大顺实学派的对外扩张派，秉持的是刘钰当初定下的“把世界的，伪装成民族的”。
这是进攻手段。
但一样。
大顺不能接受基督教，而欧洲自然也不可能接受大顺的旧时代的诸多传统文化。
是以，这个“自然秩序”、“道法自然”，便是大顺最佳的进攻手段。
首先，这玩意儿，你别管这道、自然，到底是谁创的。是上帝、耶和华、盘古，亦或者别的什么玩意儿，那都无所谓。你觉得是谁，那就是谁。关键是自然，而不是自然是谁创的。
其次，这玩意儿，是一种对未来的展望。而启蒙运动中，自然包括着对未来的展望，这种展望又必须是世界范围内的，不能说这东西在你这对，在别处就错。
最后，刘钰在大顺一战之前，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各国自由贸易，充分发挥各国的绝对优势、比较优势、整个人类都一起携手蒸蒸日上。
这东西吧，在之前的大顺，其实影响力没那么大。
但在支离破碎的欧洲，影响力可比在大顺这边大多了。
人，不能虚空打靶。
在大顺，具体到经济问题上，之前喷的方向，一直延续着盐铁论里的几个事：无非就是盐到底是否该彻底放开，商贾去经营；朝廷到底有没有必要铸钱，为啥不把铸钱下放给私人？
而别的事，确实没法喷。比如说，之前大顺真没有说，让陕西对松苏的丝绸增加100%关税以保护陕西丝织业；也没有说，立法要求禁止人死了，必须要穿松苏产的棉布下葬……
是以，在大顺内部，准确来说，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是本身存在的。这玩意儿本来就是黑的，你难道去喷说这玩意儿不是黑的吗？
所以，这东西，在大顺的影响力，和在欧洲，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再换个说法。
比如说，法革的一项伟大成就，是在继承法上取消了摩西律，也即长子继承。这在欧洲，是要被惊呼为惊天创世之举的。
而在大顺的民间，这玩意儿，肯定当不起“惊天创世”这样伟大的称赞，因为这对老百姓来说，没啥惊奇的，反倒觉得这不该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是以说，刘钰当年的一些言论，在欧洲启蒙运动这边，威望是很高的，很多人对于未来的希冀，至少在经济学上，是相信自然秩序会带来全人类的幸福的。
还有一点。
启蒙学者，基本都是脱产的。
既不种地。
也不纺织。
他们的感受，和底层的感受，是不同的。
这几个因素摆在这，无疑，使得刘钰在巴黎沙龙间的名声，总的来说，还好。
当然，谁要是真敢把刘钰的灵柩拉到里昂去，那真的会被当地的纺织工人，开棺戮尸，挂在教堂上的。
而在印度。
尤其是在吉吉拉特、摩诃罗嵯这两个最早被西方殖民者渗透、统治、交易的地区。
只能说，刘钰的名声实在太臭。
这里不是说欧洲东印度公司就是好人、而大顺就是坏人。
而是说，在这之前，欧洲的所有的东印度公司，按照后世的标准，挂个“买办”的帽子，那是一点不冤的。
东印度公司是要花钱，在议会游说，大谈【白银外流未必是坏事】的。
这是大顺打一战，也即1760年之前的东西方之间的生产力差距决定的。
包括说，当初刘钰改革的时候，就明确表示过：
大顺的手工业，和先发的工业资本，和东印度公司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大顺与荷兰合作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