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但不要真把自己当李自成，因为你当不成，你得心里有数，你就是个时代大潮下的野心家，而不是要救万民于水火、解天下之倒悬的英豪。
所以要戴着眼罩，去拉拢松苏的金融家、大资产阶级、以及拉拢那些心里实际上觉得自己应该是人上人的实学派“过剩”的识字人口。
因为，这些人怕的，是真李自成、张献忠。
而且如今还又多出来了实学激进派和儒家复古派的一个融合怪。
你戴上眼罩，别人就戴不成，这样才能让他们得到安全感、能缓和矛盾、能压住场面、能防止出现真的李自成张献忠。
简单来说，你可以搞强制赎买，你去祸祸地主。这样，新兴的资产阶级暂时就安全了。底层想要东西，如果不从地主那给，那么底层就会从地主和资产阶级这里拿，到时候哪分得清是地主还是资产阶级？不若主动祸祸地主，反正华北地区的地主势力不强，而且先发地区内新兴阶级的力量已经很强了，足以压得住。
给小农以小惠，缓和矛盾。
给资产阶级以大利，使之认定你才是“私有制的救世主”。
既是野心要当天子，万民之恩人、庶民之父，那么就得知道你得从哪个阶级身上拿点什么，才能给另一个阶级。从先发地区的地主身上拿，给小农，这是最安全的、也是风险最小的。
当然，对外扩张、边疆战争、殖民掠夺这一步，刘钰已经帮你走完了。而这一步，又没有搞成法革之后动员全法兰西的程度。
老马说：【拿破仑借助于他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场，借助于对大陆的掠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
拿破仑和法革时代，那几乎是法兰西的总动员了，所以连本带利偿还的对象，是整个法兰西的人群，尤其是大量的农民。
而大顺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场、对海外的掠夺、殖民占地等等，并没有、也不可能动员整个大顺三亿人的力量。
当然，征税是全国都征的，造的船里，肯定有陕西甘肃等地交的税，但好处可以忽视，也不给他们。而西北边疆的戍边、稳定等，才是下南洋、打一战的基础，但也可以忽略他们。
故而，这里利益，你可以直接给一部分人即可。
也即是说。
在原有的范围内，尤其是先发地区、亦或者说就是山东、京畿。你要当天子，就得从一个阶级身上拿点什么给另一个阶级。这里，最好是选割地主的肉，给小农，获取支持和稳定，同时让资产阶级看到你有稳定局面的能力。
在非原有的范围内，亦即三十年前非大顺的统治核心区外，如松辽以北、南洋、扶桑等地，刘钰已经用刺刀开辟了新市场、开启了掠夺，那么这些好处不需要割内部的肉。你直接给资产阶级、给军功新贵、给从龙之臣、给那些依旧还是读书人人上人心态的实学派自嘲为不是读书人的读书人，就不必、至少不必明面上，割一个阶级的肉给他们。
这便是刘钰说的，不怕大顺折腾，就怕大顺不折腾。
但要折腾，那就不要无意义地折腾。
反正折腾的目的是早死早托生。那折腾到临死之前，多留点遗产是好的。
刘钰也不是把宝全压在李欗身上，只是说事已至此，新兴阶层早晚要琢磨事、总会找个代理人。折腾的方向有很多，但要是往这个方向折腾，那最好是找个会折腾、能折腾明白的人。
万一这个方向折腾失败了，自然会有别的方向的折腾。或者说，这个阶级的折腾失败了，自会有另一个阶级的人站出来寻路，新兴阶级是“双生子”，可不是说只有资产阶级。
这才是刘钰提醒李欗“工商”二字的真意。
过去的那一套，过时啦。
你得换个新思路、在新的时代浪潮中踏潮了，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玩传统靖难清君侧玄武门？
这次要带上新阶级玩了，不能老一套不动，只是燕王府的人代替了南京城的人，但交租子的人还是那些个，只是换个人交而已啦。
只不过，此时李欗既不可能说自己到底有没有野心，而且这玩意儿，得等机会。提前谋划有用，但不能机会不到就上，在大顺搞这些事有、且只有一次机会。不可能在酒馆或者军营里煽动兵变，结果就去蹲两年监狱就给放了，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大顺不是这样的，这个倒也不必提醒，李欗比刘钰更清楚。
但虽然如此，待刘钰把工业债券和农业土地绑定的思路一说，李欗心里也就回过味来了。
再联想一下刘钰之前的诸多政策，李欗之前有些看不太透彻的地方，隐隐竟有一些醍醐灌顶的感觉。
“欗闻公言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
“果真如此，当真一箭双雕。资本不肯修路，却必垦买地，那何不修路绑定买地？”
“松辽分水岭以北，皆大平原，适合种豆，土地肥沃。算起来，不下二三百万顷。若取其中五分之一为诱饵，这修路之资，唾手可得。”
随后，李欗恍然道：“如今再想，这不就是国公的对日贸易垄断权，绑定军事义务的手段吗？”
“只是彼时直接以日本金银为饵，垄断权为信，绑定他们操练水手、造大船、养实习军官。”
“此时是朝廷既有信誉，可如扶桑金矿事，先画饼，而后兑现。这铁路债券优先买地，不就是当初国公对日贸易垄断绑定海军义务的换个模样？”
刘钰笑道：“岳爷爷昔日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兵法如此，这些事亦如此。”
“古人之言，殿下还是要善取其义、而舍其形。”
“譬若昔日，桓公欲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事，问管子为此有道乎？”
“管子对曰：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两者不衡立。故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则请重粟之价金三百。若是则田野大辟，而农夫劝其事矣。再以令与大夫城藏，使卿、诸侯藏千钟，令大夫藏五百钟，列大夫藏百钟，富商蓄贾藏五十钟，内可以为国委，外可以益农夫之事……”
“其中道理，便是生产、流通、消费三个环节。”
“想要促进生产，那就想办法提升生产的价格，使得有利可图。而如何提升生产的价格，这又要想办法增加消费。”
“彼时制度，自与此时不同。于是管子谏齐桓，命大夫等官员收藏粮食，做储备之用。调动粮价提升，促进农业生产。”
“其实殿下不也已得其中之味了吗？”
“想着要摧毁印度的制糖业、传授日本水稻施豆肥法、以及苏鲁转型扩大对日出口换日本稻米的思路，本质上不也是扩大黄豆的消费市场吗？”
“古时的办法，自不可刻舟求剑拿来便用。因为此时并无大夫、卿、诸侯，他们也不再是最大的消费者。但思路还是一致的。”
“这土地问题也是一样。”
“想要资本乐于投资土地，除了售卖土地之外，更要给他们一个盈利的机会。否则，若不盈利，他们也不肯买，更别提还要加上诸多义务。到头来，只怕他们多半选择将土地分成小块，转卖小农。”
“所以，殿下不妨想想，对日贸易，朝廷对商贾授予垄断权，又给他们强加了海军义务。前提是什么？”
李欗略略思考，点头道：“前提是，之前跑日本已经很赚钱了。所以赚钱在前，然后朝廷保证垄断权、他们才会乐于接受海军义务。”
刘钰又笑道：“所以，修路在土地；土地在豆价；豆价在殿下说的三个方向。先创市场，而后豆价升、之后修路至松辽以北才会踊跃。”
“若如治黄河，先废漕；废漕运，先要伐倭、下南洋；下南洋，先要平西北。”
“是以，事不可急，亦不可缓。需得心中明白，至少有个大致的计划，而不是想当然地便去做，把前面的事做完、做好。后面的事，方可水到渠成。”
“你若有本事效管子，朝廷直接收豆提价，自是简单。可若是朝廷都有这本事收豆提价，那还愁什么修路没钱呢？是以，这事不简单。”
“殿下既有三策而昂豆价、扩大市场。那么，不妨……写书明论，使天下知。这事，便明着来，也无妨。印度日本，皆不能反抗，便知道也无用。”
第301章 临别告诫（六）
提到著书立说，李欗内心咯噔一下，极是不安。
他是读过书的，也是受过传统教育的，《王莽传》自是读过的。
【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廖，一异说云……】
就此时的大顺来看，以史为鉴，不免还是要读先秦到两汉的史书。按照刘钰的说法，那叫生产力飞速进步、社会制度巨大变革的时代。
而以李欗来看，虽然未必能完全理解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之间的联系，但他也隐约感觉到大顺的情况，如今着实有些诡异。
王莽成事，靠的是谁？
靠的是……当时实际上政治地位有些边缘的儒生。当时真正的政治上的主角，是军功贵族、宗室。
也即，王莽用的是当时的“边缘人”。
为当时的学者，建造了上万间的房屋，善待那些学者。
而伴随着大顺这边由于考据学的发展，不免很多人提出，说逸《礼》，多半是当时刘歆这厮伪造的，是为了为王莽上台和改革造合法性。
是以说，王莽改制，是个非常特殊的“篡位”，和之前之后的都有不同。
真要类比起来，倒是真的像欧洲如今和今后一段时间的情况：军功贵族把控政治、读书人处在边缘地位、提出了政治理想，以此政治理想为凝聚力推人上去。
这和后来的纯粹的军事政变、造反什么的，是很不同的——王莽算是“民”选的皇帝，只不过“民”的范围有点小而已，主要是那些掌握着话语权、舆论权的阶层。
味儿，更类似于颜、革，或者别的什么。但肯定和什么曹魏代汉、玄武之变什么的，味儿完全不一样。
王莽改制，是反动。是完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的反动，也是儒家复古思潮在高炉铁、垄作法、轮作法、亩产百斤左右的生产力之后的唯一一次政治实践，证明其思想在道德上和永恒正义什么的方面是有可取之处的、但在政治经济学上过于反动。
而现在，大顺的情况和过去也很不一样。
一群读书的“边缘人”，在大顺内部的政治中是边缘角色。
一群新的“周礼”、“古书”之类的有社会思想、政治理想的学说不断传播。
一群有力量的阶级，渴望一个更适合他们的制度。
一群人秉持着歪经自然演化出了的“圣西门主义”里的精英思想，把此时的“阶层”分为真正的引路人、既得利益者、其余人，并且破有不少实学派以这种精英主义思维认为自己这些真正的读书人，取代既得利益者，才能引领大顺向前走。
是以，这时候“著书立说”，不免有点刘子俊播古文经学，传《逸礼》《尚书》、定《周官》为经，为改制造势的意思。
如今，人上人心态的实学识字人口，想要政治上的地位；资产阶级想要利益和更加保障他们的利益；一部分理想主义者琢磨着要解决普遍贫困和小农之难。
对外扩张、扶桑南大洋数以十亿计的土地的事实、小农贫困人地矛盾到无以复加的现状、以及先发地区的一些改革已经崭露成果的乐观，一股暗流实际上正在大顺内部涌动。
而这种暗流，在大顺又是以一种什么奇妙的角度切入的。
人地问题。
人地问题，可以是兼并问题，也可以故意避开兼并问题，甚至还可以直接上人均粮食拥有量就是不够吃的问题。
这个问题，与此时的大顺，只是个幌子。
当土地不可加增的时候，视角只能投向兼并。比如被旧党视作王安石未发迹之前野心就以显现的《兼并》诗。再一个，宋朝那情况，对外扩张什么的，也不怎么现实，打不过，扩张个锤子？
时间走到大顺这。
人地矛盾已经十分吓人了。
玉米等作物在西南地区的传播，使得西南山区的人口都已暴增；地瓜土豆之类的作物，即便作为救灾之用，也是“神物”，原本大灾之后照着三成的人死，现在可能也就死个一成。
是以，土地问题，一直以来，就是这边最容易引起重视的大问题。换句话说，土地、农业，是此时这边生产力、总产值最高的产业。
原本讨论的空间，无非也就是限田、均田。
但伴随着大顺对外扩张，以及扶桑土地垦殖的初步成功，由土地为楔子引出的问题就复杂了。
总的来说，仍旧在讨论土地问题。
但是，现在人地问题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幌子。
移民增地，那么移民的钱从哪来？
基建方便移民，那么基建的钱从哪来？
开发扶桑，泄压垦殖，那么船票问题怎么解决？
移民来解决人地矛盾，出生人口在这摆着，一年得往外“送”多少人？这么大的规模，钱从何来？
既是最后核心问题变成了钱的问题。
那么土地问题作为引子，自然而然地引出了经济问题。
到了经济问题，那就不可避免要谈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这些东西。这玩意儿和万有引力一样，牛顿不是“发明”了万有引力，是发现了万有引力，意思是说万有引力在牛顿之前是存在的。同理，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这些东西，不是说现在大顺这边不谈，那就根本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