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就这么简单。
但搞重工业、挖运河、修铁路什么的……你鼓吹百分之十几的年息回报，这不是肯定要炸吗？
因为你根本不可能给出这么高的回报率，你今年把本金吸来了，明年咋办？后年咋办？
那就得想办法，用强迫的方式了。
而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老马说：天子啊、皇帝啊，万民之父，总想扮演一切阶级的恩人、家长。甭管说地主，还是小农，还是商人，还是士人，似乎天子皇帝，都要“一视同仁”。都是“儿子”，天子皇帝都是爹，理论上不得一视同仁嘛。
但是，【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
所以，问题不在于李欗琢磨着发展重工业。
问题的关键是，李欗居然想的，是从【地主】身上弄肉，而不是琢磨着去从先发地区的商人、资本家的身上，弄肉。
这，就非常非常有意思了。
首先，是屁股的问题。
老马讽刺皇帝、天子这一套，说的是就算嘴上说要当所有人的家长，但实际上还是有阶级性的。你不从一个阶级拿东西，怎么给另一个阶级？
是以，文彦博的屁股，就坐的非常正：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而到了乾小四，这里不提那些令人作呕的满汉之分的问题，嘴上说士农工商皆朕之民。等着有人真上书说限田的时候，他就只能说再议、再议。显然，他也知道，屁股应该坐在哪。
而李欗，则是考虑“钱从哪来”的时候，下意识地就琢磨着，从地主身上弄。
虽然说，这钱本质上是农民出的，但动的是地主乡绅的利益。
这是一点。
第二点嘛，那就更加有趣了。
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不知真假的故事。
说是忠君爱国的洪承畴被俘之后，嘴上嗷嗷叫着要当文天祥。完后皇太极就让范文程去看看，范文程扯了几句淡，发现房梁上的灰落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赶紧把灰给掸开了。范文程回去就说，这逼肯定不想死，真要想死，衣服上落灰还赶紧擦擦？果然，不久，剃发而降。
放在李欗在，刚才的这番回答，其实也是暗含了一下东西。
刘钰肯定不能问李欗有没有野心，李欗肯定也不能说自己到底有没有野心。
但是，在询问对未来看法的时候，李欗脱口而出的办法，就是要从地主身上割肉。
那，这仔细品品，不免滋味无穷。
地主乡绅，他们有地产、有土地、是先行制度的绝对受益者。
所以，他们是支持稳定的。
绝对意义上的保守派。和实学派里分的保守激进两派的分法，不是一个保守的意思。
太子正常接班，他们肯定是支持的。
李欗要是想搞点什么事，他们肯定不会支持：人家太子有大义、有名分、而且还意味着稳定，凭啥要支持一个缺大义、少名分、甚至很可能政策过于激进的人？
换句话说。
如果李欗想要搞点事，靠谁？
地主士绅，肯定是靠不住的。
不管怎么样，都靠不住。你给出的政策，难道能比太子给出的更让地主满意？显然不能。太子就是地主乡绅这群帝国体制的保守派，他们支持秩序、支持稳定。
稳定的秩序，本身就是一切。
那皇家都玩上不讲尊卑有序、不讲等级制度、不讲规矩了。那这秩序一破坏，低下的农民也跟你玩什么“天地翻覆”咋整？
是以说，哪怕说，对地主的政策无甚变化。
出于“规矩”本身的考虑，规矩的绝对受益者们，也即这些地主乡绅们，也不会支持这种破坏“规矩本身”的行为。
已有的“规矩”，其本身，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换句话说，假如李欗有野心，那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
反正，地主乡绅也不可能待见我。那我朝他们脸上吐口唾沫，和扇一巴掌，这也没啥区别嘛。
那我要是能从他们身上割点肉，给别人，是不是别人还能念我的好、支持我？
或者说。
不管李欗到底有没有野心。
但他的自身条件在这摆着，琢磨着要扇地主一巴掌、揩地主点油，这是假设有野心的基础。
反过来，他要是连这个都不敢想，那么可以证明他绝无野心。
而现在，固然说，他这么想，就未必有野心。
但至少。
莫须有。
第290章 最后的闹剧（十六）
当然，是不是说，大顺的问题，只需要解决了“物流成本”之后，就能达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条件”？
也不是这么说。
而是说，社会意识，源于社会存在。
没有人，可以面对着一张白纸思考。
正如亚当·斯密，亲身体会过英国那近乎变态的重商主义政策，以及严苛到极致的商业管制，所以他才写出了反对这一切的《国富论》。
而魁奈等人，亲身体会过法国的科尔贝尔主义的种种限制，经历过金融业崩溃的约翰·劳骗局，以及法国贵族和王权的纷争，所以他才能提出针对法国情况的【自然秩序学说】。
反过来看大顺。
文明的早熟，让大顺经历过太多。
中央放弃铸币权，地方豪强自行铸币？所谓的货币去中心化？
经历过，汉代就经历过，并且大顺的精英阶层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中央放弃对矿山和盐的管控，由商人开发？
经历过，并且在明末，精英阶层集体反对，并且不断怀念刘士安的盐法，而对万历年间的盐政改革颇有不满。
放弃抑兼并政策？
这个更不用提。
中央完全无能力管控地方？
蒙元时候也经历了，要涨工资而不得的小吏把河南的省级大员全都弄死了，封闭了黄河漕运，而中央居然数月不知情，也不是没经历过。
在这种情况下，和大顺这群人谈什么自由贸易，本身就是可笑的。
大顺朝廷对商业的管控能力，能赶得上英国之万一吗？或者说，大顺有《商品列举法》、有《列举补贴法》吗？大顺的朝廷，可曾对任何一项手工业，进行过限制或者补贴？
全没有。
甚至于，大顺的关税，除了“征税”这个作用外，压根不存在任何的“对本国产业的保护作用”。
一丁点都没有。
你不可能指望人去理解一件从未经历过的事。
更不可能让大顺这群人，不去欧洲，就理解为什么需要“保护主义”、为什么需要产业保护性关税、为什么会存在“贸易逆差”这个概念。
大顺这群人，“经济学”的启蒙，源于“废漕改海”这件事。
正是因为废漕改海，使得大顺的经济格局在短短二十年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这才导致了大顺精英阶层对“经济学”的启蒙思考。
而且这种启蒙，也带上了浓重的大顺的社会存在的色彩——物流成本。
不要以为，重商主义，管制贸易，是个非常简单的事。
你可以说，大顺朝廷不懂、或者压根没能力搞什么重商主义、管制贸易。
但绝不可以说，一个连他妈的铸币权都没有、连关税都压根没意识到保护产业的意义、连关键产业补贴都压根不存在的朝廷，居然搞什么保护主义、重商主义。
不管是《国富论》、还是《重农自然秩序》，都是因为“重商主义”而催生出来的。
反过来，如果没有英国的极致重商主义，那么就不会催生出自由贸易；如果没有法国的科尔贝尔主义，那么就不会催生出重农主义自然秩序论。
大顺也一样。
因为大顺对经济管的太少、甚至可以说之前吊毛都不管——这和蒙元对于地方的控制一样，可以认为说，这是项技术活，想管，但是没这能力，也管不明白。
但是，论迹的话，就是没管。
于是才催生出了浓厚的周礼学复古、荆公新学的复兴、盐铁论的再议。
《易·丰》言：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
《吕氏春秋》言：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国富论，是对英国极端重商主义的物极必反。
自然秩序论，是对法国科尔贝尔主义的全则必缺。
同样的，大顺这边的周礼学复古、霸道复兴、盐铁论再议，也是对明晚期开始的经济完全放任的盈则必亏。
这是大背景。
而具体到小环境，那就是废漕改海，导致了传说中沧海桑田的变迁，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大顺的所谓精英阶层，怎么可能不把问题，往“物流成本”上想？
物流成本，是不是大顺继续发展面临的问题？
是。
那么，物流成本，是不是大顺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继续萌芽成长唯一要解决的问题？
不是。
那为什么实学派里，不管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在盯着这个问题？都试图去解决刘钰说的“穷的去不起、资本不肯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