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这些看起来一切皆好、欣欣向荣的景象，实际上就是刘钰说的为大顺亲手系好的绞索。
而这个绞索的绳结，就是走锭精纺机。
大顺的蒸汽机产业，并不是依靠纺织业发展起来的，而是走了另一条路。
纺织业还没有大规模用蒸汽机，但蒸汽机在大顺已经不是新鲜玩意儿了。
川南的盐井、京城的煤矿、松苏的玻璃产业、运输的铁路、吹风的高炉风机、锻铁的动力……这些，才是大顺蒸汽机产业发展的支撑。
而走锭精纺机，可以直接无缝连接蒸汽机——甚至不需要蒸汽机，水力也一样，蒸汽机是馒头、米饭、包子、花卷，而不是双手。
一旦铺开，会很迅速。
而大顺，可以确定，无力干涉欧洲。
不是打不过，如果在大顺打、哪怕在印度大、在东非打，大顺都能把欧洲打出屎来。
但是，如果在欧洲，就大顺现在的投送能力，去了会被唱着马赛曲的民众，打出屎来。
两边在军械上，又没有技术代差。
而历史上，英国有印度做跳板，大顺总不能拿西非当跳板。
欧洲的资产阶级，已经开始觉醒，再被大顺吸几年，迟早要选择爱国主义的。烧棉布、砸瓷器，很快就会发生。
而在印度，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了世界贸易，为大顺种棉花、搓棉布、提供各种原材料的初加工。
如今，大顺的新兴阶层们，当真是烈火烹油、繁花似锦。
然而，很快，世界贸易旧体系的总崩溃，便要开始。
届时。
要么，自杀。因为现在新兴阶层吃饱吃好，都源于海外市场，不只是吃好，吃饱也是。
要么，吃小农，拿国内市场。
这不是皇帝一句话就能改变的，也不是皇帝英明神武就能解决的，这是历史大势。
刘钰的所有手段，都已用尽。以后的事，他自己心里清楚，他已经解决不了什么了。
甚至，他很清楚，他现在做的一切，其实都无所谓了。
包括，修黄河。
事已至此，谁都能修了。
哪怕是科举状元出身的人，这事，也一样能办了。
第243章 事已毕（下）
当一件事最难的部分已经完成，剩下的只要按部就班基本即可成功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是不必担心能否完成的，只需要担心一下会不会有人干的更为激进或者急躁即可。
黄河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激进不激进的，刘钰也觉得无所谓。哪怕是激进如赵翼的五十年南北互换的设想，在刘钰看来……五十年后，工业发展起来了、灌溉农业起来了，要担心的，可能不是黄河决口，而是黄河要不要断流了。
山东现在大抵恨他，因为此时黄河无论如何都是个灾星、灾祸之源、会增加数倍的当地劳役。但将来，说不准又会因为黄河走山东而因有水而庆幸。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大抵后人是没资格嫌弃栽树的人心怀不满的。
至于此时还能“再栽多少树”，其实真算起来，永远栽不完。
比如伴随交通发展和海外贸易，湖南湖北改种茶叶；比如对洞庭湖退耕迁民；比如西南山区的玉米土豆等山区作物的普及；比如广东广西的对外贸易和产业发展……
即便说在不考虑均田等大事之下，依旧还有许许多多要做的事。事情，是永远做不完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更不是因为念了民族或者资本的经书就能一步飞升天堂的。
想做，永远有事。
但刘钰觉得，他已经做不成了。
从当初北征罗刹俘获白令探险队开始，至今为止的一系列变革，对于整个大顺的旧力量，依旧渺小。改变了经济基础、为新的上层建筑的生存创造空间的地区，也就那么大，全加一起算上东北南洋也不过三五省。
将来会怎么样，他大约可以预测。
正如他喜欢的那番话的略微修改：我们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们所说的巨大变革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当他为大顺留下的绞索收紧的时候，如果说，大顺的皇帝真的能把这根绞索都破解掉，屹立不倒……那，那也就只能说这是封建统治者中最厉害的人物，真有本事，别无他话。
但不管怎么样，哪怕仍有皇帝，旧的基础终究是要颠覆的，至少不可能统治阶层再向以前一样照旧统治下去了。
至于将来大变的真正力量，到底是谁，他无法预知。
但可以确定，肯定不是眼下大清河河堤上的这些正在这里赤着臂膊、宏大来看为了让中原地区免于那场波及数千万人延续百年的决口之灾而挖掘着泥土的人。
因为，这些人，终究是要离开、远赴扶桑的。
既然大顺这边，都已经给取了新益州一样的名字，那么等到真正大变的时候……终究，中国的事，是要靠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解决的，脚下的土地生活的人，才能决定这片土地的未来。
于是，刘钰没有再去关注河堤上的人，也没有像是每个官员基本都会做的那样，去询问询问那些服役的人还有多久的役期。
而是在张望了一阵后，选择回了济南城，难得的去了趵突泉。
随行的官员心下诧异更多，虽然平日便知刘钰好收集一些花草竹石、世界各地的奇异事物、可能还有“喜欢”煤烟或者蒸汽机的轰隆声的怪癖，当然也不乏喜欢去游历名山大川。
但如今，正是大清河的第二道外河堤，也就是将来的黄河第一道堤开工巡视的日子。
这几日不但欣赏了一些关于风骚灵性的诗，更居然在这样的日子来趵突泉游玩，这着实叫这些随行的官员摸不着头脑。
略转了几圈后，刘钰道：“我记得，是从前朝开始，济南府才成为山东省治的吧？”
随行的官员忙道：“正是。自洪武年间，济南府才为山东省治所在。本朝因之，虽之前因为诸多事分出胶辽，但省治未变。”
刘钰又道：“若论经济，之前济南在山东各府中，工商兴盛也排不上号吧？”
“国公所言极是。若只论工商发达、商铺鳞次，济南实在算不上兴盛。西比如临清、济宁；即便不谈运河，也不及周村、潍县、烟台。按照国公以往的城市分法，济南与京城倒有几分相似、亦或者如国公之前练兵处的威海。只是作为政治或者军事的中心地位，若论商业，不过是为了满足城中省治各官、军队驻扎所用。”
这官员跟随刘钰日久，知道刘钰对城市的一些认识。比如当初的威海卫，就是一座依靠军队的消费型城市；比如京城，此时也大可以算是消费型城市。
而如济南，实则也差不多。都是因着作为省治，又驻扎军队，又有省级官员官府，城市的手工业基本上也就是围绕着城市自身需求来的。
西边有运河。
东边有大海。
夹在中间，工商业想要大发展，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这官员说完这个，又顺着话茬道：“昔日太史公作《货殖列传》，讲了生产、讲了消费、讲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甚至讲了各地的风气习俗百姓习气。”
“唯独在‘交通’一事上，着墨甚少。”
“昔日不觉，以为理所当然，自来如此便是自来如此。如今运河被废、胶济通车，前后许多年间，只论工商形式，竟大不同。”
“昔日济宁号小苏州，如今败落至此。”
“而济南城，昔日鲁人谁人不知，这济南就是个省城、驻兵的地方。如今却因为胶济通车，西、中各地物产，皆云集于此，通往胶州而出海。这济南竟是一日日富庶起来，连带着胶济路周边市镇，也都多有发展。”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一切不变，那么很多问题也就暴露不出来，即便说有人给出了正确的道理，却也没法验证，尤其是关于成百上千万人的事。
而刘钰当初说的一些话，如今一一验证，也叫大顺的许多人，有了一个明显的、适合的观察对象，研究工商业发展到底需要什么。
这些年，交通、物流、运输方式的变化，可以说，对松苏和山东的影响是最大的。
大到山东连续爆发了几场大起义、以及西部地区的工商业显著萧条……甚至萧条的一些西部运河富庶县都好几年没有士绅商贾出钱修县志的地步，而之前运河没废之前那里的县志可是年年修的。
整个山东的经济格局，全都被改写了。
这也使得大顺的很多人开始思考一些事：在不考虑动一些基础的诸如所有权等基础上，到底是什么对工商业的发展影响巨大？
是各个州县的百姓的性情、习惯？
是各个州县官员的能力、本事？
亦或者，这些东西加在一起，甚至不如简单至极的“交通”二字？
而一旦开始考虑这样的问题，便有更多的问题等着去考虑、讨论，尤其是面对二十年内山东经济格局的重新改写……而且是特别剧烈、肉眼可见的这种剧烈的改写，不免是要让许多人思考的。
有时候，或许会说，经济学有时候像是先射箭后画靶子。
但有时候，又并不是。
而经济，政治，又是不分家的。
刘钰听到这些官员们在谈关于经济、工商发展的见解，却笑了笑，摇头道：“今日我倒并不是想说这个，或者说……这个本就不必谈。运河被废之后的诸多问题，已然足以说清楚了。”
“你们也知道，我是少谈义、而多谈利的。”
“先秦先贤，有人言：交相利。他们也是谈利的，要以交相利而大利天下。”
“太史公，也是谈利的，所谓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但既说利，或者说，利天下……”
“那么，这天下到底该怎么算？”
“世上，没有变法，能让所有人都受益，至少现在没有。哪怕是技术上的，你做出个更好的东西，便可能叫一些原本从事这事的人无业为生。”
“仅以山东为例，这些年的变革，可谓是彻底毁了鲁西、鲁北、运河沿岸。但同样的，又肥了胶东、沿海。”
“所牵连的百姓，两边各有千百万。”
“既然说，变法有利有弊，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受益。”
“那么，真得有个标准。”
“在这个标准下，有些变法，是利天下而损一些人；有些变法，是损天下而利一些人。”
“那么，这个标准该怎么算？”
“我是不怎么学周礼的，所以这些事就和周礼不同。按照周礼去变法，接近的便好、远离的便坏。”
“可按照利去变法，有的人得利、有的人受损，那么就算以‘利天下’为正确。那么，又怎么评价那些是利天下、哪些是名利天下而实损天下呢？”
“或者说，你们觉得，这些年的变法，利益受损的百姓，从运河到两广，所受损者不下五百万。你们觉得，这些变法，是有利天下的吗？”
虽然谈利，但大顺毕竟还是个讲传统的王朝。哪怕是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最起码在道理上，那也不能直接说为了充实国库，而是得说这是符合利于天下的、或者贴近周礼的。
实际上，大顺可能已经没有机会走“托古改制”的道路了。换句话说，修改儒学经典、乱解周礼制度，从而让“变法”获得“贴近圣人”的合法性，已经不太可能了。
所以，看似刘钰在谈“利”。
实则，其实是在觉得自己该做的事基本做完了后，询问一下这些被他潜移默化并不太深的大顺官员一些事——是否具备了一种隐约的进步的、或者解放生产力的三观评价体系，来评价一些事？
因为，至少就刘钰这些年做的事，如果想要获得“正确”，那么只能依靠唯生产力的评价标准，才能轮得到一个“对”字。
既不符合复古儒学、不符合周礼制度、不符合耕者有其田的私有制下的天然正确、更不符合之前的儒学体系，那么，怎么才能说这些年的变革是“对”而不是“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