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法国的王家木匠，让·菲利克斯·华天，在他的书中，就明确地把章节题目取为《如何仿制中国漆器；如何仿制漆盒、鼻烟盒、家具》。
很出名的一件事，就是蓬帕杜夫人，花了3260里弗尔，从巴黎著名的贩子杜伟思手里，买了一个中国漆盒。蓬帕杜夫人以为是Made in China，很是喜欢，经常展示。
但实际上，这个漆盒，不但是made in法国，甚至直接就是巴黎产的。戈贝林地区就是法国最大的仿造品中心。
巴黎的蓬帕杜夫人花了高价买高端外国货，结果这个高端外国货产自巴黎的故事，并不魔幻。
这也是大顺一些人，为什么其实更讨厌法国的原因。科尔贝尔留下的那一套东西，不管是重商主义，还是本国工业替代政策，都让大顺这边的很多人头疼的要命。戈贝林的仿造中心，也是科尔贝尔的遗产。
甚至于基本上，南德地区的所谓“中国漆器”，一大半都是法国产的。
漆器，这种真正的东方特产，都是如此。
其余的更不必提。
资本主义击败敌人的逻辑，不是封锁，而是倾销。
只要倾销，才能让对面刚刚起步的工业，彻底完犊子。
而对大顺来说，一旦战争结束，欧洲的势力再度均衡，大顺想要全方位倾销的机会就没有了。
所以大顺希望晚打、大打、打世界大战、慢点打。
而且希望打的时间越长越好。
而且压根不会配合法国，去搞登陆爱尔兰、苏格兰、或者海峡决战这么离谱的事。
而是准备打，慢慢打。
在打的过程中，拓展贸易。
在打的过程中，抢占市场。
尤其是在持续了一百多年的英国航海条例在事实上已经崩溃、法国的重商主义政策被普鲁士以物理手段打断了法国对德商路的这个空档期。
更需要大顺把能集中起来的商船，都集中起来。
在两三年之内，借助战争、走私等，摧毁欧洲的一些起步工业，尤其是仿制品手工业。
这就需要更多的船、更多的货。
而不是让这些商人，在这个难得的机遇期，跑到波斯、阿曼等地运椰枣和天泽香之类的玩意。
这种钱，以后可以慢慢赚。
现在，往那边走，以后赚的更多。
商人固有不满，但也没办法。大顺的商人不是东印度公司的商人，还不具备能把政府逼到为救公司逼出来北美倾茶分离这样的实力。
商人倒是不想听，倒是想去波斯湾，但是不听的后果，在大顺还是很严重的。
第136章 逼着商人赚钱（下）
对大顺而言，战争的过程，比战争结束坐谈判桌，更重要。
坐完谈判桌，有些东西就不可能拿到了。
战争期间可以加大规模走私、贸易，直接影响到战后的贸易格局。
这种道理，和商人们讲，没什么卵用。
好在大顺之前的诸多管制政策，或者说，真正学习西方重新捡起来的国家管控和桑弘羊那一套，现在至少在对外贸易上发挥了作用。
凭借着刘钰之前多年积累下的信誉、凭借着对欧洲各种情报持续二十年的搜集，这一次工商贸易部专门出了文件指导，建议货船都装什么货。
布匹、奢侈品、消耗品、日用品的贸易比例大约是多少；去了那边之后是往西非、加勒比还是北美跑；亦或者到了那边之后怎么应对北美走私贩子请求在走私岛直接换货的请求等，都出台了指导政策。
波斯湾地区的贸易，已经是煮熟的鸭子，完全没必要现在投入太多的精力。日后那种波斯湾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真的就是傻子都能做。只取决于爹妈给留下了多少本金资产，而不取决于开拓能力之类。
这种人所共知的赚钱前景，又带动了大顺产业，尤其是船只制造业的发展。
的确，大顺在打仗，而且发行了战争国债。
但是，贵金属时代的国债，只要朝廷还有信誉，对那些债权人、也就是商业资本家而言，他们等于什么也没付出。
他们左手拿出白银，给了朝廷，换到了国债券。
可这些纸的国债券，在朝廷信誉尚在的情况下，一样可以作为货币流通。
大顺的真正金融食利阶层已经出现，他们左手赚朝廷的利息、右手将手里的债券作为货币再投入出去，在国债可以兑付的贵金属时代，他们付出了什么？
于是大顺的松苏地区，在战争爆发后，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繁荣。
朝廷手里的大把货币，转化为战舰、钢铁、大炮、粮食、糖、烟草、布匹、军装。
国债券作为一种贵金属时代的奇葩纸币，直接参与到了产业投资当中。为了将来的波斯湾和印度市场，这些资本流入到各种工业、基建当中。
整体上，大顺算是逐渐找到了过渡的路。
就如同任何经济体崛起之前，都必须要搞大基建一样。
英国的运河、法国的公路，大顺在北方无奈之下赌在了刚刚萌芽铁路上，因为既没法学法国的公路、也没法学英国的运河。而在南方更大规模的运河修建也已经伴随着这一次战争导致的诡异繁荣开始修建。
比如福建的以茶叶贸易为主的运河、比如江西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河道改建、比如四川以盐和滇铜黔锌为主的三峡疏浚和纤夫路修筑。
而这种诡异繁荣，是不稳定的。如果没有后续的稳定市场，很多投资未必是赚钱的。
尤其是现有的发展和工业、基建运输等，都是以现有的贸易品为预想的未来扩大规模，这里面就不得不考虑一个“被替代”的问题。
这也是大顺这一次强制商人们多往欧洲和美洲运货的一个原因。
比如大顺的经典货物，茶。
这个就极有可能被替代，比如被咖啡替代。
一般来说，茶和咖啡虽然都属于嗜好品、饮品。但一般情况下，喝惯了茶的人，是不怎么会去喝咖啡的；同样的，喝惯了咖啡的人，一般也怎么会去选择茶叶。
后世提起来英国人的饮品，会想到红茶；提起法国人，会想到咖啡；而提起美国人，似乎也是咖啡大于茶。
然而，在这个时代，显然不是这样的。
毕竟北美十三州作为英国殖民地，英国移民此时居多，不管是理性推断还是此时事实，都应该是喝茶占据主导地位才是。
而且，波士顿的倾茶事件，以及武夷茶关税降低问题，可以算得上是美国走私贩子们走向反抗之路的正式起点。
但，最终，还是因为种种原因，导致了咖啡替代了茶，成为北美的主要提神嗜好品。
这也是大顺这边比较担忧的事情。
毕竟，嗜好品这些东西，还是需要培养市场、培养目标人群的。
历史上，北美地区，从喝茶到喝咖啡，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
而这个转变过程，和波士顿倾茶事件息息相关。
一个国家，肯定不是铁板一块。除了那些被冲动的言语引得血脉贲张的年轻人，更多幕后的人是有利益纠葛的。
比如波士顿倾茶事件，这件事的背后，就至少站在四拨人。
第一波，就是正常买“合法”茶叶的茶叶贩子。其中代表，就是富兰克林的那个“哈钦森信件事件”的哈钦森。
当初富兰克林公开了哈钦森的信，意思是想说，你看，这哈钦森是咱十三州的人，他也支持收税。所以国王没那么坏，并不是国王指使的，这哈钦森还是咱十三州土生土长的……
这人的儿子，就是做正规茶叶生意的。当时东印度公司被荷兰和瑞典的走私茶，逼得快要破产了，没办法英国降低了武夷茶的茶叶关税，使得这些正规缴纳了关税的茶，比那些从荷兰瑞典那买茶的走私茶还便宜。
第二波，自然是走私贩子。
第三波，是咖啡商人。
第四波，是北美本地的一些凉茶生产商，主要是在北美种植“拉布拉多茶”的。这玩意，东北人应该见过，就是类似金达莱、山鞑子花的叶子，卷起来后和茶叶卷类似。
这四拨人之间的博弈，是走私贩子、咖啡商人、拉布拉多茶种植者，一起干那些买海关茶的。
但怼完之后，一些事就失控了。
当时北美流行一种叫【Tarring and feathering】，焦油和羽毛的私刑。就是把沥青烧化了之后，往身上泼，然后再往身上沾羽毛。这种刑罚，至少也得脱层皮，热沥青往身上泼，不死也得扒层皮。
而著名的受害者约翰·马尔科姆，被人泼了沥青沾上羽毛后，绑在那棵著名的“自由树”下一顿打。
打完之后，就给他灌茶叶，一直灌到他呕吐为止。
草尼玛的，你不是支持茶叶降税吗？我让你喝，今天就让你喝个够，喝不死你。
在那之后，喝茶这件事，就成为一个政治正确问题。
喝茶，就是不爱国，就有叛国倾向、就有保王倾向。
这背后，就是咖啡商人和拉布拉多茶商人在背后推动的。在汉语里，拉布拉多茶也有个茶字，但是在英语里，这玩意儿不是茶。
就当时来说，有反英的、有保英的，其实大部分人还是日子人，看看热闹得了。
而这些日子人，看到这些针对茶叶的迫害之后，也没几个敢喝茶的。没事找事吗？为了喝口茶，真叫人抓起来，泼上沥青，沾上羽毛，打一顿，也不值当的啊。
理论上，我“爱国”和“反英”，同时又“喝茶”，能否同时存在？
理论上可以。只要我喝的是走私茶、喝比关税茶贵2两个便士的走私茶，那就可以同时存在。
问题在于，都是喝的武夷茶，你说得清你喝的是爱国走私茶、还是不爱国的关税茶吗？
凡事只要一上纲上线，那么这种事就只有“更纯洁打败不那么纯洁”这一个选项。
比如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信中就专门说过这个纯洁问题。
【我想我忘了告诉你一个轶事：当我第一次来到这所房子时，已经是下午晚些时候了，我至少骑了35英里。“夫人，”我对休斯顿太太说，“一个疲惫的旅行者，需要用一杯茶来舒缓一下。只要它是走私的、或者没有缴纳任何关税就行。”
“不，先生。”她说，“我们已经放弃了这个地方的所有茶。我不能泡茶，但我可以给你煮咖啡。”】
这里面，约翰·亚当斯的纯洁度就不太够，因为他还喝茶，只不过他拒绝喝缴纳了关税的茶。因为交了关税，意味着不纯洁。
而这位太太，则比亚当斯更纯洁，因为她连茶都不喝了，而是喝咖啡。
所以，约翰·亚当斯很羞愧。
从那之后，他也不喝茶了，改喝咖啡了。
本来，咖啡商人、拉布拉多茶商、走私茶商、海关茶商，四家斗。
三家一起把海关茶干死了。
剩下这三家，咖啡商加拉布拉多茶商，和走私茶商势均力敌。
在随后的“纯洁爱国运动”，使得喝茶本身也是罪，尤其是在给马尔科姆灌茶灌到差点吐死之后，一般人也就尽可能别喝茶了，以免摊上事；而那些从政的，则需要以更纯洁打败不那么纯洁，以前只喝走私茶以明志的，现在走私茶也不喝了，只喝咖啡。
这是国内环境。
而国外的环境，也使得北美建国后的茶叶商人，逐渐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