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他的话，是正确的。
这一点，无可否认。
单独拎出来，是进步的。
但是，有个问题。
为什么招致了这种情况？
为什么走私横行？
为什么走私，被英国人、北美十三州的人认为，这是一件“没有受害人的犯罪”，是值得大家称赞的英雄，而不是罪犯？
为什么大家对走私犯加以帮助？
威廉·皮特知不知道，这是因为《航海条例》导致的？
显然，他是知道的。
那么，他反对《航海条例》吗？
他执掌内阁的时候，是否提议要废除《航海条例》？
并没有。
在总的罪恶上，他支持罪恶。
在具体的细节上，他又支持人的权利和自然法。
这能说明啥？
要么说明，他脑子根本不好使，水平一般，不能看到问题的本质。
要么说明，他有脑子，也知道问题的根源，但他只敢在细枝末节上扯犊子，却不敢触碰真正的既得利益者的核心利益——航海条例所造就的大量的得利者。
要么说明，他只是那种对着地图一通画的人，却对税收、财政、国债问题根本没有概念。
这么多标签，总得拿一个，否则怎么解释这件事？
征税可不可以征？征税要搜查，可不可以？
这事，不好说，因为涉及到了辩经。
往大了说，只要取消了消费税、取消了关税、取消了酒税，那么不就没有走私犯、没有私酒贩子了？
如果没有了走私贩子、私酒贩子，那么这个协助搜查令的入户搜查问题，不就在根源上解决了吗？
这是辩经。
但是，辩经的世界，在现实并不存在。
所以，这就不得不涉及到一个和稀泥的办法：
因为关税太高了、因为酒税太高了，所以大家才把私酒贩子、走私贩子，当做“没有受害人的犯罪”，认为这是光荣的。
故而，可以把关税降低、酒税降低，降低到一个大家觉得其实还好的程度，是不是这样一来，就可以搜查走私了呢？
但这件事，从辩经上，又说不通。
50%的关税走私不是坏人，那么10%的关税，走私就是坏人了？
问题就在于，从当初刘钰去阿姆斯特丹，大谈自由贸易问题的时候，跟着刘钰扩张的大顺新学派的侵略扩张派，一直都在拿着这一套经书来宣传。
尤其是当时正处在威廉·皮特反对波沃尔的消费税问题的关口。
皮特是用风能进、雨能进的理由，反对波沃尔增加消费税。因为消费税就涉及到清查走私品和不交税的那些货。
而刘钰，则是以“只要取消了消费税、取消了关税、取消了酒税，那么不就没有走私犯、没有私酒贩子了、逃税者了”的理由，来评价这件事的。
很长一段时间，刘钰和皮特，在英国和北美，都被视作真正的自由的象征。
刘钰当初在阿姆斯特丹大肆宣传自由贸易的时候，就用了一个“治标治本”的词，来解释这件事。
他说，他这种要求欧洲取消消费税、取消关税的做法，是治本；而皮特，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而很……很有些不好意思的，是刘钰很会丧事喜办。
大顺的税收能力，吃屎一般，和大明一脉相承。刘钰把“没能力”，解释为了“故意的”。
借着中国热、和启蒙运动的“借东讽西”，刘钰说，你看我们大顺，这么大的国家，一年就收2000万两银子的土地税，消费税、酒税、茶税什么的少的可怜，你们也应该这样。我们为啥富庶？就是因为我们收税少啊！
算了算，法国按照大顺的标准，一年国库收入400万两就行；而英国200万两就行，多余的，都是“暴政”、“与民争利”。
这些年宣传的可是不少。
这也就是此时英国面临的问题。
东印度公司之前的种种辩护，解决了“白银外流未必是坏事”的经书。
刘钰鼓吹的自由贸易，解决了“走私贩子是英雄”的经书。
前者，解决了“用外国货是爱国”问题；后者，解决了“违法的心理障碍”问题。
在意识形态和认知方面，大顺已经做好了全面经济殖民的准备工作，这一定要感谢东印度公司，之前每年花那么多钱游说和雇佣笔杆子，消弭了白银外流的认知问题。
就像要感谢东印度公司，培养了茶叶、丝绸、棉布的消费群体，还帮着大顺打开了西非市场，为松江棉布赢得了“哀伤之布”的好名声。
第120章 死与复仇（二十）
这种在欧洲的大放厥词，在大顺是允许的，并且是没有任何人反对的。
因为，自从《盐铁会议》之后。
私人铸钱、盐业私营、免除重商主义、避免官营、取缔消费税等等，本身就是大顺主流的书本上的政治正确。
只不过就是大部分进了内阁的科举出身的，嘴上这么说，但是做起来不这么做罢了。
说人话不干人事是一回事，不说人话也不干人事，是另一回事。
而且桑弘羊总体上是被批臭了的，大顺这群新学一派说起来自然是毫无心理障碍。况且，也甭管是不是“没能力”，总之大顺的国税，真的就不多。至于是没能力、还是不乐意，这些欧洲人上哪知道去？
其实这事儿，很正常。
和人种啊、传统啊什么的，吊毛的关系都没有。
历史上，在明末，当然也包括满清前中期，私盐贩子一直是地方上默许的。
很多官员是同情私盐贩子的，认为私盐贩子利国利民，是在践行盐铁之论里反对盐专营的政治正确的实践者。
从袁世振改革纲盐法之前，一直到满清盐政彻底崩坏这段时间，“私盐无罪”的想法，一直在民间流传，也得到了一些士绅的官员在地方的庇护——除了拿钱分钱之外，这个真有“为理想而做”的一部分人，真不能一杆子全打死，是真有人在实践他们的认知和理想的。
这和此时北美、爱尔兰、苏格兰、英格兰等“走私是没有受害者的犯罪、走私是利国利民”的思潮，是一致的。
区别就是东边只能管着盐，别的玩意儿根本没能力管，接近一百万的生员，都是赞同反桑弘羊主义的政治正确的，就算有法令他们也出于自己的正义和三观，不会去管。
而西边，从布、到苹果、到酒、到烟草、到茶叶，全都能管到。毕竟连死了穿的寿衣，都必须得查验一下是不是用的本国呢绒，得出示发票，否则罚款15两，不准下葬。
某种程度上讲，大航海时代，更是《盐铁会议》在两千年后的实践。能把死人穿啥衣服都管控的国家，把那些除了盐之外啥也管不了的国家，甩在了后面。
不过，这些宏观层面的问题，可能需要大顺真正打碎了《航海条例》，大量的货物涌入不列颠和北美之后，才能重现1720年的纺织业失业狂潮。
而现在，威廉·皮特，以及英国政府，面临的则是更为实际的、现实的、已经摆在眼前的问题。
因痛风而痛苦的威廉·皮特，在苦痛中等来了一个他一点都不想见的访客。
他曾经的政治盟友、爱国者党的核心成员、他的大舅哥，以及被他视作背叛者的乔治·格伦维尔。
虽然两个人的裂痕，已经在共进退的辞职问题上出现了，但乔治·格伦维尔的到访，总不好将他赶走。
乔治·格伦维尔，这个历史上因为《苹果酒税法案》和《北美印花税法案》而载入史册的英国首相之一，此时面对痛苦的亲戚皮特，并没有直接申诉自己并不是背叛，而是开口谈起来两个人年轻的时候。
“皮特，你还记得我们追随我叔叔，开始成为反对派的时候，我们所取得的第一场大胜吗？”
“那时候，你和我都还年轻。我们反对沃波尔的《消费税法案》。也反对沃波尔那臭名昭著的赋税理论。”
“他说：【有土地的乡绅像猪，每当有人按手在他身上时，猪就会大声尖叫。相比之下，商人就像绵羊一样，毫无怨言地放弃了羊毛】。实际上，这话并不正确，因为商人不是绵羊，羊毛也不是商人长得，而是每一个消费的人身上的毛。所以，我们期待，不要拔任何一个人身上的毛，则天下大利。”
“你还记得那时候年轻的我们，到底是为何反对沃波尔的《消费税法案》吗？”
几句简单话，就将皮特拉回到了年轻时候刚刚从政的时代，那时候他还年轻，身旁的格伦维尔也还年轻。
他们凝聚在格伦维尔的叔叔、陆军元帅、辉格党反对派领袖坦普尔子爵的身旁，凝聚出一个初具雏形的反对派团体。
因为参与的人都很年轻，人们开始用“爱国娃娃”、“小爱国者”来称呼他们。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皮特深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被痛风折磨的身体，回答了格伦维尔的问题。
“是的，我记得。”
“《出埃及记》，22，说：人若遇见贼挖窟窿进自己家，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
“神的契约，制定了我们的法律。”
“For a man's house is his castle，et domus sua cuique est tutissimum refugium。每个人的家，就是自己的城堡。”
“我们都认为，最完美的时代，就是封建时代，王权被牢牢地束缚着。”
“每个人都成为贵族，拥有自己城堡的贵族，国王不经允许，不能进入他的城堡、封地。当国王进入贵族的城堡、封地时，或者试图加强王权时，贵族们就反抗国王，将他驱逐，迎接新的国王。”
“而沃波尔的《消费税法》，允许以搜捕令，搜查走私者的仓库。我认为，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收税可以，但不可以去走私者的仓库去查。”
“那一次，我们大获全胜，我们这群爱国娃娃第一次获得了巨大的威望。”
这种自由的概念，和法国贵族反对清查田亩的那种自由，是一样的。是一种由封建时代的贵族的自由，所衍生出来的。和启蒙运动的那种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并不是一回事。
虽然很像，但内核不同。
简单来说，周天子能去齐国都城，检查检查齐国的各种问题吗？齐王能去孟尝君的封地去检查一下孟尝君的土地吗？商鞅反抗靠的也是他封地的私兵。
分封建制下的这一套东西，东西方都一样。
由这一套衍生出来的，在英国，表现为走私犯缉私查仓库、查走私船的问题；在法国，则表现为清查田亩等问题。
格伦维尔说完这个过去的旧事，又道：“不久之后，因为詹金斯耳朵事件，我们再一次大获全胜。”
“指责沃波尔的懦弱、无能、对西班牙妥协，没有全面开战、竟然试图平息此事。”
“而你，发表了最著名的演讲：要全面的战争。”
“你质问那些懦弱的内阁成员，为什么不全面开战？为什么要让英国遭受这样的屈辱？为什么英国拥有远胜西班牙的舰队却选择退让？”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战争，是要花钱的？”
“一个反对消费税的人，难道不应该也反对战争吗？你反对消费税、反对农税、反对政府加强权力，可你却又狂热地支持战争。”
“你知道吗？很多人说，你是代表了那些走私贩子、私酒商、违法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