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至于说法国自己的本土市场……法国自己的本土市场，到底值多少钱？其实舒瓦瑟尔公爵也不清楚。
但从东印度公司这些年的贸易额来看，就算有因为科尔贝尔主义影响下的重商主义国策的影响，但把这个影响去除，似乎也未必有多高的贸易额吧？
第051章 开战（九）
所以，大顺到底要什么？
这本身，就是个相当难的问题，不管是对大顺的大部分官员，还是对法国的高层官员，都是一样的难题。
其实大顺为这场战争到底要花多少钱，不好算。
或者说，统计口径不同，就很难算。
比如，如果大顺的目的，只是到马六甲关门，一口通商，把南洋全部消化作为目的，那么大顺的海军政策，就是个脑子有问题的人制定出来的政策。
如果大顺的目的是印度，并且要把印度全部消化，那么，实际上大顺此时的海军实力，也是严重超编的。
甚至，想要独霸整个印度，实际上大顺只需要最多五艘战列舰、二十艘巡航舰，而这种规模的海军实力，大顺十几年前下南洋的时候就已达成。
此时大顺有些扭曲的海军实力，就是为了欧洲这场战争而准备的。
因为，如果只是为了贸易，那么大顺实际上造海军的性价比很低，在马六甲一口通商，实际上回报率更高，而且高得多。
既然如此，那么，造这些战列舰的钱，算不算为这场战争花的钱？
之前二十多年的超额水手和海军军官的培养，算不算为这场战争花的钱？
维系了一支严重超编的海军，为此支出的军饷、军装、枪械、犒劳、粮食、布匹、补给，算不算为这场战争花的钱？
如果这些都不算，那其实大顺为这场战争花的钱，并不算太多。
如果算，那这钱花的可就太多了，十个亿的里弗尔，都未必够。
大顺需要在欧洲，谋求足够的利益，才能回本。
而这个足够的利益，就是……各国，包括法国在内，解散其东印度公司，或者必须和大顺方面合股，由大顺主导。
各国要对大顺放开贸易，开放海关，给大顺一个不用太优惠的海关税率，但要保证大顺的货物在海关纳税之后，即可畅销无阻。
甚至，大顺这边，可以直接包税，包下来各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专营权的费用。
并且大顺将会在开普加强巡逻，对各国越线的商船，发现则扣押。
这里面，最大的两个问题，就是英国和法国。
而这两个国家，自然有不同的应对策略。
对英国，大顺的策略是联法，灭其海军，逼其取消航海条例，与西印度商会合作。
对法国，就需要一场深入的、细致的、必须要白纸黑字讲清楚的条约。
因为大顺，或者说刘钰的战略，是毁灭印度的传统手工业。
而印度的传统手工业，将是大顺往欧洲贸易的严重威胁。
如何阻止这种威胁？
如果暂时做不到不能卖、不能卖——这个，至少还得个十几年时间。
那么，就要想办法做到不准买、不让买。
这是个系统性的问题。
只要先把各国的东印度公司瓦解，那么大顺在印度的统治才会顺利，因为各国都无力也无组织起来的资本在印度给大顺捣乱。
而印度的王公贵族，也就完不成任何形成的“以夷制夷”的策略。
比如印度王公，大顺毛也不买，棉布不买、麻绳不买、丝绸不买、陶器不买；而英法等欧洲国家的商人，则棉布也买、丝绸也买……只要还有不当买办的选择，就难免有几个人站出来试图靠出口关税和控制出口而获得财政收入。
原本的东西方贸易，东方，指的是印度、波斯、南洋、摩鹿加群岛、中国、日本。
日后的东西方贸易，东方，是也只能是大顺自己。
既然作为生产商，大顺想要吃独食，且垄断“东方贸易品”的概念。那么，就必须要严防其余的“生产商”和欧洲商业资本的勾兑。
和英国，正常谈判是没有用的，谈判谈不死英国的海军舰队，所以要打。
和法国，那就需要和法国真正合作，让法国做个表率，先解散东印度公司，并且适当放开法国的进口关税。
不是说法国不能收关税。
大顺非常欢迎法国收关税，而且非常欢迎法国政府直接控制关税。
但前提是，法国要废除那些乱七八糟的行政命令，比如棉布问题、瓷器问题等等。
正常关税，可以让法国收10%、15%，这都没有问题，也算是大顺为法国这个盟友在战后的财政还款危机里，做一点盟友的贡献和帮助。
刘钰不喜欢对外政策追求零进口关税，尤其是鞭长莫及的欧洲。
零关税，大顺只有一个利益集团的支持，那就是各国的买办商人。
5%的关税，大顺在欧洲各国的朝堂中，其贸易政策，毁誉参半。
而若10%的关税，大顺将在法国的宫廷中，找到强劲而有力的盟友，比如因为财政问题而焦头烂额的法国国王。
法国的印度公司，其成分相当的复杂，而且牵扯到太多法国人的利益。
伏尔泰就在法国东印度公司里面拥有股份，并且在法国，被认为是“除了土地之外最佳的投资”。
这当然不是法国单纯在印度的利益，而是涉及到之前约翰·劳的改革。
密西西比泡沫中，约翰·劳组建的新印度公司，实际上是把法国的密西西比公司、法国塞内加尔公司、法国印度公司、法国中国公司这些公司捏在一起的。
后续虽然因为泡沫爆炸而拆分了，但是公司本身的业务又是覆盖重叠的。这里面又涉及到法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即殖民地只允许法国商人卖货，依靠垄断获得高额利润，从而维持公司的收益。
比如去往塞内加尔的商人，买卖奴隶是一个方向。而往塞内加尔去的商人肯定是公司商人，但卖得货，是法国货、中国货、还是印度货，那就不得而知了。
除此之外，涉及到东印度、西印度两边的利益冲突。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句，舒瓦瑟尔公爵本身是受启蒙运动影响的，而他的战略意识，认为东方贸易不如加勒比西印度对法国更有价值。
而启蒙运动的启蒙主义者，肯定是反对专营贸易的。
法革之后，在贸易问题上，启蒙主义者们很明确：好望角以东的贸易权，属于全体法兰西人民，不应该属于某个公司专营。
当然刨除掉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只讲实际利益的话，舒瓦瑟尔公爵这个法国的国务大臣，在战略上也是支持放弃印度和东方贸易，而更加支持加勒比地区和北美事务。
原因其实挺俗的。
他老丈人的爹，是法国最富有的银行家，而且当年和约翰·劳一起合作，弄了不少钱。其家族的主要产业，都是在加勒比和北美。
他娶老婆当然是为了老婆家族的支持，因为他老婆是他老丈人家的独苗，而他老丈人又是他老丈人的爹的嫡长子，继承了爵位和主要财产。
至于夫妻关系……法国贵族圈子里可能也不算啥秘密。
他喜欢的是他的亲妹妹，当初极力阻止亲妹妹远嫁，事后还让亲妹妹在宫廷圈子里有钱有体面，甚至一度让蓬帕杜夫人很不爽，因为过于有风头。而他妹妹的产业，很多也在加勒比和北美。
而且她妹妹应该很有钱，法革时代，按说那时候东印度公司已经废掉了，但他妹妹还有很多钱。以至于钱多到可以不断给流亡普鲁士的法国贵族们寄钱，最终以叛国罪给判了个绞刑。
是以，不管是他老丈人那边，还是他真正在乎的人那边，产业和东印度这边的关系不大，主要还是在加勒比和北美。
历史上，七年战争刚一结束，舒瓦瑟尔就直接取缔了东印度公司的专营权，把东方贸易向大量的散商开放。
固然这里面有他受启蒙主义影响的元素，其个人原因同样也很重要。
当然，这些东西，大顺使节团的人并不知晓，不过他们却很清楚，法国在事实上放弃了印度的战略中，舒瓦瑟尔是支持的。并且舒瓦瑟尔也是支持一定程度的开放重商主义的。
毕竟，他在这个时候当法国的国务大臣，以及法国在加勒比和北美的战略，以及后续的在他任上的对圣多明各等加勒比地区的大规模投资，肯定和他战略思路是一致的。
而大顺，恰恰在加勒比地区，是没有啥利益的。
第052章 开战（十）
在这种依靠“国王之友”小圈子治国的时代，贵族大臣的私人利益，当然是谈判中重要的考量，甚至可能考量的分量还相当沉重。
法国的国务大臣，首先是自己，然后是家族，然后才是国务大臣。
他肯定不可能站在一个超然的角度去真正无私、理性地去衡量所谓法兰西的全体利益。
况且，谁是法兰西？这本身还是个问题呢。
就像是最简单的东方贸易，是好望角以东垄断专营代表法兰西的利益？还是开放好望角以东的私商贸易代表法兰西的利益？
中小资本和大资本大银行家大贵族，谁才是统治阶级，这都还处在内部掐架的状态呢，又哪来的法兰西的利益呢？
是以，舒瓦瑟尔的自我利益，以及他背后的利益集团，都使得这场谈判，对大顺极为有利。
或者说，因为印度发达的工商业，以及法国的重商主义传统，使得东印度的利益群体，实力不够强大。
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歧的时候，西印度战胜了东印度、圣多明各战胜了本地治里、蔗糖战胜了茶叶。
所以舒瓦瑟尔等重视西印度的人，才会成为朝廷主流。
这倒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偶然。
大顺虽然地主士绅的利益是保守平且反对对外扩张，但是大顺立国之初的刻意分化制衡，塑造了大顺统治阶层的分化，使得大顺有“内外分管”的基础，也为此时大顺对外扩张打下了基础——只要不征“辽饷”，用的是“外”部的钱，那么内部本身的反对也就是没什么实质力量的嘴炮道德反对，没什么用。
这一点来说，大顺实际上比法国还能强点，至少不存在对外扩张是东还是西的矛盾。
在大致算了一笔可以左右战争形势的投入账目之后，大顺使节团这边很自然地过渡到了印度问题。
只不过，这种过渡的方式，是比较务实的。
按照大顺这边的算法，想要左右战争的局势，大顺至少需要派出一支30艘战列舰的舰队，以及至少三千人的精锐的战斗工兵，用于配合法国夺取直布罗陀。
直布罗陀当然是战争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英国人可以拿着直布罗陀和西班牙做交易，有可能诱使西班牙反法，所以对法国很重要只是法国海军不行自觉打不下来；而大顺的迫使英国主力舰队蹲在家门口防止登陆，也必须要确保直布罗陀在中法的控制之下。
虽然围城战是法国人在太阳王时代的特长，但很显然，此时围城战术要在大顺的手下才能发扬光大，因为大顺为了解决南洋、印度问题，特化了围城能力，而并不是太在乎大军团野战能力。
主要是周边没机会用，大军团会战能力，在大顺那就真是屠龙之术。
如此算的话，其实印度问题，在大顺眼里，也就值5艘战列舰和其附属的巡航舰、支援船的援助价值。
所以，这30艘战列舰舰队和至少3000的精锐战斗工兵，都需要单独计价，逐渐升级条款。
如果法国能给更多，当然还可以给更多的援兵，再多个20艘战列舰，大顺也凑的出来。只不过得考虑成本，值不值这么多钱。
舒瓦瑟尔公爵对东方贸易的看法，一方面深受启蒙主义的影响，一方面也是因为自身不参与的原因，也确实不是很重视。
历史上，七年战争刚结束的1763年财政危机中，舒瓦瑟尔公爵就力主解散了法国东印度公司。
其意识形态原因，是“这种专营垄断，是法国在东方贸易中失败的原因。如果放开给小资本，取缔专营权，让法国散商自由地前往好望角以东，那么法国的东方贸易将会迅速发展起来，并且提供更多的税收、有利地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专营之罪，与民争利。”
经济学，有时候可以片面地视作新时代的“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