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很难说，是成功还是失败。
于罗蒙诺索夫，他从未否认过自己是个农民的孩子，没有贵族身份，并将此视为俄国摆脱愚昧的象征。
然而在他的办学理念下，以及他试图营造的这种“有教无类”的启蒙思潮下的第一批受益者。
比如农奴出身的著名画家，费奥多尔·罗科托夫。
他进入彼得堡艺术学院的时候，身份还是农奴。
当他从学院毕业，融入上流圈子后，很快就有一个“他是某位贵族的私生子”的流言在上流社会流传，尤其是他给女皇画完肖像之后，更是升格为了“他大约好像或许是戈利岑公爵的私生子”。
这事儿吧，其实大顺这边，从形式上也差不多。
从明朝开始，编族谱的事儿，就层出不穷。
但形式相似，意义却大不一样。
中国的历史太长了，姓氏分离，以及从汉高祖布衣斩蛇之后，每隔一二百年就来一波阶级流动。
百家姓，从赵钱孙李，到第五言福……往上编族谱，哪个姓还没有个三五个达官显赫？哪怕是生僻的第五姓，还有东汉帝国大司空第五伦、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五琦。
就大明、大顺来说，自己姓啥，往上攀附，找个当过大官、贵族的祖宗，只看你愿意出多少钱给那些生员考证。
这玩意儿，当所有人都是“贵族”、“显赫”的后代的时候，就等于所有人都不是。
所以，即便形式相似，但实质大不相同。
但不管怎么样，标准俄语语法，和没有神学院的莫斯科大学，都是俄国特色的启蒙运动的开启标志。
同样的，类似的这种各国特色、依托各国传统和历史、不同的经济基础、不同的情况的启蒙运动，正在以不同的形式，在各国迸发着。
在普鲁士。
腓特烈二世，此时正发起“征服自然运动”，要以人对自然的征服，不费一枪一弹，得到一个新的省份。
开发运河，抽干奥得河沼泽的水，迁徙了大量小农前往奥得河沼泽区、残酷镇压了奥得河沼泽排干垦殖运动里受损的渔民阶层，为普鲁士增加了大约两万户小农阶层，并提供了稳定的兵员和税源。
原本历史上，这场依靠科学征服自然的奥得河沼泽征服运动，负责“测量数据、成本核算和利润计算”的人，是欧拉。而现在，总负责人，是工程师冯·希姆莱。
科学与数学，不再是国王王冠上的点缀，亦离开了纯粹的战争，而是开始应用在对自然的征服上。
在瑞典。
在大顺参与建造了大顺科学院的瑞典东印度公司职员钱伯斯，回到瑞典后，应瑞典国王的要求，为瑞典王后璐维莎·尤里卡，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德诺丁尔摩，建造了“中国宫”作为礼物。
当然，钱伯斯懂建筑，却不懂礼法，于是璐维莎·尤里卡的回忆，还是比较奇葩的——我吃惊地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神话世界……近卫兵穿着中国的服装，王室侍从则打扮成中国文官的模样……国王安排了中国的芭蕾舞表演，伴随着土耳其音乐……
虽然一个正常的中国人无法理解，这芭蕾舞表演、土耳其音乐，是怎么和中国风搭配起来的。
但不管怎么样，在大顺和瑞典交流日多的情况下，【中国成为折射这个时代的快乐、美好氛围、国家富庶、制度优越之追求的一滴水珠，因为它遥远，且在传说和现实之间，并是一处便于想象的乐土】。
伴随着璐维莎·尤里卡的中国宫罗成，也伴随着大顺西洋贸易公司和瑞典公司的合作加深。
那场被刘钰吐槽为“启蒙编造理想国运动”的、借中国而讽时政的、在法国已经被卢梭开始炮轰而在瑞典方兴未艾的启蒙编造运动，也在轰轰烈烈的进行。
包括且不限于对唐律疏议的选择性摘抄、对科举制的美化性幻想、对中国皇帝整天微服私访巡察百姓疾苦的胡编等等。
不过这种类似盲人摸象的故事，在历史上是非常讽刺的。
历史上，瑞典人胡编乱造的中国故事，可是不少，哪怕瑞典去过中国的人一抓一大把。
同样的，历史上满清乾隆年间，对瑞典国记录最清晰的、明确描绘国旗颜色、国旗形状、国土物产、面积大小、去荷兰多久、去英国大约多久、国旗是蓝旗黄十字的中国人，是个瞎子，真正意义上的双目失明的盲人，谢清高。
但不管怎么说，此时瑞典所由中国宫引起的启蒙运动，还是用瑞典特色的方式进行着。
剩下的，诸如葡萄牙、西班牙等天主教传统深厚的国家，他们国内的启蒙运动，也在今年出现了转机。
而这场转机，也正源于遥远的东方。
……
大顺，松苏。
为皇帝南巡而做的盛大准备，早已就绪。
明天就是大阅的日子，天气很好，一艘在刘钰看来纯他妈浪费钱、没啥用的99炮的大顺最大的战列舰，停泊在港口，作为明日皇帝大阅舰队的旗舰。
这破船，也就能在渤海里用一用，可真要是被人打到渤海湾，那本身就已经败了。
不过，这种大舰停泊在那，还是足够骇人的。
军舰的巨大阴影下，欧洲各国的使节团、驻华公司的负责人，在安静地听着刘钰传达朝廷的一些决定。
当然朝廷的决定，倒是很简单。
一共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对澳门的直接管理，驱逐所有的罗马教廷各个教团的传教士，并要求逗留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在今天之内，或者编户齐民，或者离开澳门。
第二件事，就是大顺将采取类似管辖和尚、道士的方式，对国内、包括南洋地区的耶稣教教徒进行管辖。大顺礼政府将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对基督教进行官方管理，并且严格控制度牒的发放，而且内部晋升体系，和罗马教廷再无任何关系。
这并不是对葡萄牙宣战，大顺只是不想把澳门租给葡萄牙了。
当然如果葡萄牙认为这是宣战，大可以在明天大阅之后，选择开战，来保卫他们所认为的“殖民地”。
这种事，自然不必皇帝自己宣布，但礼政府又可能说不明白其中的关键，故而还是刘钰来负责解决这件事。
大顺既然选择了要独霸南洋，并且要征服印度，那么澳门问题就是个最好在战前解决的问题。
解决问题，不是说攻下澳门，或者怎么样。
那简直不要太简单。
而是说，怎么解决大顺国内的基督教问题。
禁教当然是有成果的，但伴随着开放和贸易，以及南洋地区、印度地区的交流，有些东西又是无法阻挡的。
就像是之前的日本，禁教禁的那么早，马尼拉那边的各种教团，三天两头偷着上岸。
大顺这边，这个会、那个教团，也在各地进行秘密传教。
况且，内部倒是好说，可南洋等大顺无法做到严格管理的地方，以及之前遗留下的诸多教徒，都必须要解决掉。
单纯的禁，伴随着大顺贸易额的不断增加，东西方往来的日益密切，以及暗地里不断发展的传教，只靠单纯的禁是禁不绝的。
与其让他们悄悄传播，不如找一个专门的坑，把他们都装进去，驯化他们，否则是不好处置澳门、以及南洋的基督徒问题的。
这不是驱逐那么简单的，驱逐之后，他们肯定往南洋跑。儒家那一套东西，在南洋是传不动的，搞驱逐的结果就是大顺的几个军镇，过些年就全都被染色了。
况且，南洋、印度，以及吕宋，还有一大堆的问题。基本盘核心区自然是要严防死守的，可边缘区，便要换个办法，一个进攻主义而非防守主义的办法。
第873章 启蒙跃进年（下）
现实来讲，传教是需要花钱的。
且需要一堆虔诚的传教士，凭信仰去办事。
大部分在大顺造成恶劣影响的传教士，基本都是虔诚无比的，顶着被炮决的风险来传播的。
但现实是绕不开的，再虔诚也是需要花钱的。
钱，能决定很多事。
比如后世的中东石油，那是一些极端派泛滥的物质基础。没钱是办不成事的。
比如此时在大顺的传教，传教是要花钱的，没钱也是办不成事的。
刘钰只是想要借着这个机会，让罗马教廷崩盘。
要么，解散最虔诚的耶稣的人间军事化组织，如耶稣会等，断绝教廷财路和军事化组织的培养体系。
要么，鼓动西欧各国，一起脱离罗马教廷，断其财路。
这既是借助启蒙运动兴起的机会，也是给启蒙运动加一把火。相辅相成。
难度，不大。
刘钰先是在各国使节团面前，复述了一下澳门的历史问题，最终过渡到了澳门的走私问题和鸦片问题。
“曾经的澳门，是有存在价值的。不管是之于欧罗巴各国，还是之于天朝。”
“它的存在，使得地球两端的货物，可以贸易；也使得地球两端的技术，得以交流。”
“但现在，天朝的贸易中心已经转移到了松江，澳门的意义，对于任何想要进行正常的、正当的、合法的贸易的人而言，已然毫无意义。”
“相反，对于那些走私贩子、鸦片贩子、试图以恶毒的货物毒害天朝百姓的、试图绕开天朝法律管辖的不法商贩而言，澳门才是有意义的。”
“当初天朝禁教的时候，你们哭喊着说你们的教义是善的、好的。可是，现实就是，澳门现在充斥着罪恶。”
“鸦片、走私、人口贸易、奴隶贸易……”
“当初选择让葡萄牙继续租用澳门、允许基督教继续在澳门传播的唯一目的，就是天子在给教廷一个机会、给你们这些所谓的陡斯的使者一个机会，证明你们是善的。”
“然而，现实是，那里只有一片黑暗。”
“既然这样，也因为澳门屡次违背了天朝关于鸦片、走私、传教的禁令。”
“以及，从物质上、贸易上、交流上，对任何渴望合法贸易的人都已不存在价值。”
“故而，天朝决定，彻底收回澳门的一切土地和管理，设置官吏、并且驱逐一切罗马教廷的传教团体，包括且不限于耶稣会、多明我会等。”
“天朝是宽容的。”
“愿意接受天朝法律、且接受天朝管辖的人，可以继续居住。如果不能接受，那么就必须在今年季风季节之前离开。”
“如果既不接受，又不离开。那么，天朝将只能采取最为激进的手段。”
“如果在澳门的葡萄牙士兵，对天朝有任何敌意行为，将视为宣战。”
葡萄牙使节默然无语，其余国家的使节对此倒是没什么意见，毕竟早在大顺选择将贸易中心迁往松江府后，澳门就已经是一座罪恶之城了。
对大顺来说，解决澳门问题，则是珠江流域向南洋开拓的必要一步。这一步不解决，珠江流域的过分开放，就会引来无数的走私和鸦片问题。
大顺会对澳门进行一场全面的清理，并且会强化珠江口的巡逻，确保走私船无法在珠江口获得别人的接应。
贸易中心北移问题，招致了珠江口地区的极大的反朝廷的情绪，毕竟导致了很多人失业，很多商人的贸易机会被松苏集团夺走。
积累了太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要在大顺征服印度、彻底驱逐英国葡萄牙在南洋的势力之前，得以解决。
各国使节团在沉默了一阵后，出于宗教因素，法国大使还是询问道：“公爵大人，天朝直接管辖澳门，也意味着天朝将直接管辖澳门的基督徒。教廷在中国礼仪问题上，是不可能退让的。”
“那么，对于不肯退教者，天朝将会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呢？天朝是否会再度派出使团前往罗马，讨论礼仪问题？”
对这个问题，刘钰则立刻矢口否认。
“天朝不会再派人前往罗马，争论中国礼仪问题。并且也不会再接受罗马教廷对天朝基督徒的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