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卓牧闲
回头看了看栈桥上“欢迎您再来启东”和远处的“白龙港”大牌子，赶在旅客前面上了早上靠港的客轮。
这是一艘四层的大轮船，能载两千多名旅客。
待会儿从青龙港启航，下午四点半左右便能抵达上海的十六铺码头。
白龙港派出所的张所几天前就跟船长、政委、乘警沟通好了，人家很支持打击票贩子，乘警甚至把舱室让出来给三人办案。
张所没上船，正在下面盯着港口职工。
为确保消息不会走漏，从今天开始不管卖茶叶蛋的还是卖粽子的，全部不得进入码头，更不许来趸船。
船长、政委和乘警也要求客轮上的工作人员，不得与加油、加水、卸货，以及收垃圾的码头人员谈论公安在调查“黑市票”的事。
那些票贩子每天都找人去排队买票，每天都高价倒卖船票，但他们从来不坐船。
旅客坐船去上海，不可能这么快回来，更不太可能专程回来给那些票贩子通风报信。
总之，只要控制住码头，接下来十天就能收集到很多证据。
这种打击方式，之前从来没有过。
乘警把三人带到乘警室，感叹道：“李指，老刘，也就你们可以这么打击，我们上海那边想学都学不来。”
“你们那边的票贩子成百上千，想掌握他们的情况谈何容易。即使能掌握，旅客看照片都会看花眼。”
“不是成百上千，是肯定上千。”
“所以小地方有小地方的好处，票贩子虽然一样猖獗，都在数量上没大城市多。”
候船厅那边马上检票，旅客快上船了。
乘警要去执勤，笑道：“李指，老刘，小韩，我先去忙，你们歇会儿。”
李卫国连忙道：“行，你先忙你的。”
乘警再次看了看韩渝，似笑非笑地走了。
等会儿要找买黑市票的旅客取证，刚参加工作又没工作证，不能再不穿制服。
可制服是女式的！
韩渝真不想穿，不穿又不行。
结果丢人丢到船上来了，让上海同行看笑话，想想就尴尬。
白龙港派出所的老刘既没见过他这么小的民警，更没见过他这样穿女式制服的民警，看着他那尴尬的样子忍不住笑了。
“老刘，今天有得忙。让你跟着我们受罪，不好意思啊。”
李卫国顾不上看小咸鱼的笑话，打开公文包，取出一瓶墨水，一盒印泥，两支钢笔和厚厚一大叠做笔录的纸。
船在江上航行八个小时左右，等到了上海的十六铺码头旅客就要下船。
初步估算，在售票窗口买不到船票，只能从票贩子那儿买高价票的旅客不会少于两百。
换言之，要在八小时内，询问两百多个旅客，做两百多份笔录！
小咸鱼是新人，暂时帮不上忙。
这意味着他们今天一人要做一百份笔录，且不说手会不会写麻木，恐怕连吃饭、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老刘早有这个心理准备，连忙道：“这是说哪里话，你们是在帮我们，这是我的份内事。”
韩渝赶紧俯身打开旅行包，取出两本相册。
老刘拿起一本，起身道：“李指，小韩，我去对面舱室。”
这时候，广播里传来提醒旅客有序登船、看好各自行李、带好各自孩子的通知。
头一次坐大轮船，韩渝忍不住走出来，趴在栏杆上往下看。
检票开始，旅客们如开闸放水般从候车室涌了过来。
有的抱着孩子，有的大包小包，有的挑着担，有的带新鲜的瓜果蔬菜，有的甚至提着一大网兜螃蟹……
张所和乘警在趸船上扶老携幼，不断提醒旅客不要挤，要注意脚下。
陵启话，沙地腔，不绝于耳，听着熟悉的乡音，感觉不像是出远门的。
二等舱、三等舱很少，一票难求。
票贩子主要倒卖五等舱和四等舱的票，四等舱有卧铺床，五等舱说是席位，其实既没床也没座位，甲板、过道随便找地方坐。
随着低沉悠扬的汽笛声，客轮缓缓驶离白龙港。
终于圆了坐大轮船的梦，并且不用自己掏钱，甚至极具成就感，看着越来越远的码头，韩渝心潮澎湃，觉得做公安也不错。
正感慨万千，广播里传来上海航运公安局联合南通港公安局和启东公安打击票贩子，要统计买黑市票人数的通知。
一石激起千层浪，旅客们纷纷举手。
出门在外，谁都不容易，他们恨透了票贩子。
有些旅客生怕乘警和工作人员看不见，喊着“我买的也是黑市票”，“还有我还有我”……
“请大家不要着急，我们先统计人数，然后给大家编组，十人一组，以组为单位去乘警室反映情况。”
“乘警同志，抓到那些票贩子，给不给我们退钱？”
乘警被问住了，下意识回过头。
想打击那些票贩子，需要这些受害的旅客作证。
李卫国连忙接过喇叭，抑扬顿挫地说：“大家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现在主要是调查取证。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们会尽全力挽回大家的经济损失。”
“听见没有，时间很紧，请大家配合下，我们先统计、先登记！”
乘警交代了几句，拿起一块木板做的文件夹，开始统计起来。
韩渝也分到一块木板，拿起笔跟李卫国、老刘一起分头统计起来。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王有余。”
“有没有的有，年年有余的余？”
“是，就是这个有余。”
“好，下一位。”
“小同志，我叫李雨生，下雨的雨，生活的生。”
“好的。”
韩渝飞快地记下名字，抬头问：“奶奶，你叫什么名字？”
老太太搂着花布包，用沙地话紧张地说：“我叫刘素娥，我不识字，不知道是哪个素哪个娥。”
韩渝问：“有没有带身份证明。”
“带了。”
“麻烦你拿出来让我看看。”
……
这是打击票贩子的行动，群众热情很高。
几个看着像知识分子的人和两个解放军战士，主动请缨帮着统计。
不到二十分钟，由于在售票窗口买不到票只能跟黄牛买黑市票的旅客人数统计出来了，竟多达三百一十二人！
乘警意识到靠他们三个人很难在八小时内完成取证任务，得知已经掌握的票贩子中有六个女的，干脆把六个女嫌疑人的照片要了过去，去餐厅帮着询问取证。
韩渝什么都不懂，帮不上大忙，只能在乘警的舱室门口，帮着维持秩序。
第一个进来的是一个三十几岁的瓦工，是去上海搞建筑的。
李卫国看完他的证件，一边问他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等情况，一边飞快地记录。
问清楚瓦工的基本情况，进入正题。
“你是什么时候买的黑市票？”
“今天早上。”
“早上几点？”
“六点二十左右。”
“在哪儿跟谁买的？”
“在汽车站前面跟一个黄牛买的。”
“汽车站前面大着呢，说具体点。”
“就是停了一排‘兔子头’（一种以柴油机为动力的机动三轮）的地方。”
李卫国追问道：“记不记得黄牛长什么样，大概多大年纪？”
瓦工不假思索地说：“早上的事，我怎么可能忘。他个子不高，长脸，抽烟，一口大黄牙。早上凉，他穿了一件藏青外套，说的是沙地话。”
李卫国记录下重点，抬头问：“再见着他能不能认出来。”
“能！”
“好，你看看相册，他在不在这些人里面。”
几个小时前的事，瓦工记得清清楚楚。
翻开相册看了看，很快就指认出一个票贩子，并保证绝不会认错，说化成灰都认得。
李卫国问清楚他跟嫌疑人购买黑市票的经过，让他在笔录上签字摁手印。
让瓦工先回去，整理好笔录，请第二个旅客进来……
事实证明，之前的侦查工作很重要。
要不是事先掌握那些黄牛的情况，悄悄拍下了那些黄牛的照片，旅客们就算记得黄牛的样子也没用。
毕竟光靠描述很难认定是谁，并且他们又不太可能去帮着指认作证。
韩渝在门边看了一个多小时，见李卫国不断揉手腕，走过去俯身道：“李指，要不你问，我帮着你记。”
年纪不饶人，这才做了十来份笔录就吃不消了，而且有点晕船。
李卫国确实需要人帮忙，可现在做的笔录将来都要作为证据。他权衡了一番，拿起一叠刚才做好的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