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芈黍离
这样的改变，是大败之后，痛定思痛，不得不做的改变。但是，这也意味着，辽军的战略战术，趋于保守，自动把自己代入守方。
另一方面，虽然在汉辽关系上，契丹采取了避其锋芒，收缩势力，耶律屋质却向辽帝提出了一个战略，那就是西征，向西面拓展势力范围。
一直以来，辽国的统治核心区域，一直在东北部，与过往的草原霸主所不同的是，对西域却没有更深的开拓。
按照耶律屋质的建议，辽国向西发展，既可夺取土地草场，丰富人口，还可掠西部部族以肥其身。更重要的，若能侵入西域，乃至扼断河西走廊，那在将来的汉辽战争中，可供辽国选择的余地会更多。耶律屋质也不愧是辽国上层中少有的有识之士，这是着眼于将来了，大汉这些年在西面的开拓，可是瞒不过明眼人的。
对此，耶律璟是持认同态度，南面大汉其势正盛，不可与之争锋，但西面的势力，于大辽铁骑而言，又算不得什么了。
西进的国策虽然定下，但却视为绝密，只有少数辽帝信得过的文武知晓。一者，以辽国的情况，在短时间内无法组织起一股足够强大的西进力量；二者，辽国若西进，汉军也必有反应。
因此，在正式启动前，辽国需要做好更充足的准备。这就不得不说刘承祐派李万超收复河套、重建九原的决策了，这不只巩固边防、拱卫河西，还影响到了辽国的西进。
不过，这些都难影响到辽国的战略决策。这三年间，辽帝耶律璟出巡的次数多了，而其中向西的狩猎活动就有三次。
而耶律屋质，在向耶律璟提出最后一条进策后，就在乾祐十三年春，伤情恶化而亡，给杨业的功勋上又添一道光彩。从高模翰、耶律琮、耶律挞烈再到耶律屋质，一场大战，使辽国应历初年的名臣大将，足足殒落了四员。
耶律屋质之死，对于辽国而言是个巨大的损失，其威望之高，功勋之重，堪为辽臣第一人。对于这个扶立自己，辅弼自己的良臣，其逝去，耶律璟十分悲痛，最终给他以极其崇高的后事尊荣。
从整体来看，辽国外部的环境可称良好，恶劣的内部情况也得到改善，逐渐趋于安稳。但是，其内部仍存隐忧，持续了三十年的皇位承继矛盾，不是一场血腥清洗就能解决的。
三年前那场叛乱，虽然解决了一大批的政敌，使得耶律璟个人权威大涨，但皇室内部的矛盾并未消除，并且血腥的杀戮，让很多人与耶律璟离心离德。最重要的，是作为核心统治集团的内四部族力量遭到了极大削弱，这是个不小的隐患。
同时，这些年中，辽国所控制的漠北诸多部族中，也发生了几次动乱，虽然都被迅速被扑平，也证明其对下属仆从部族控制力的下降。甚至于，东北的女真族，都有使者穿过重重阻碍，到东京向刘承祐朝拜，虽然并不能代表整个女真部族，对大汉而言，却也是个不错的征兆。
更让耶律璟糟心的，是其兄弟，耶律德光一共五个儿子，除了幼弟耶律必摄比较踏实恭顺之外，都不怎么安分。
三弟耶律天德早年因为参与对耶律阮的叛乱被杀，二弟太平王耶律罨撒葛在他继位之初就因为谋反被流放到西北招讨司，耶律喜隐造反时，就曾联络耶律罨撒葛，希望能联合他，共谋大事，并允诺将漠西地区封给他。
只是被果断拒绝了，同时还回信痛斥之，有一点耶律罨撒葛还是很明白的，兄弟相争，那还局限在耶律德光一脉，皇位不能容许旁系窃据。
不过，趁着耶律喜隐造反的机会，耶律罨撒葛还真在西北控制了一定的势力，待乱事平定，对于耶律璟而言，这个弟弟又有让耶律璟头疼了。
还有一个就是安平王耶律敌烈了，他与耶律喜隐那些人，牵扯有些深，虽然最终没有实质上的参与，也让耶律璟颇为不满。对于几个兄弟，耶律璟实则是很看重的，存有不小的期望，然而一个个都惦记着皇位。
另外，在战后的恢复中，辽国加大了对渤海地区的掠夺，这也引起了原渤海贵族的不满。自从灭其国后，辽国对于渤海遗族遗民一直采取的是怀柔安抚政策，并逐步消化同化，保留了其贵族的权力地位，几乎尽收其地其民。
因此，这骤然的压榨，不出意外地激发民怨，到乾祐十三年冬，渤海故地发生了一场叛乱，叛军盛时，达两万之众。不过，辽国经营多年，统治根基纵然不能用牢固来形容，也不是一干渤海遗民所组成的乌合之众能够动摇的。不过两月，就被辽国的东京留守高勋平定。
说起来，经过与大汉那么一场烈度极高的战争，打生打死，对于一些汉族大臣，耶律璟反而采取重用的态度。比如这高勋，因为在辽东击败了登陆的郭廷渭军，将其尽数赶回渤海对岸，保障了辽东的安宁，战后就被耶律璟提拔为东京留守。在用人方面，辽帝有时候还真是有些魄力的。
而经过那么一场叛乱，辽国也不敢再对渤海故地行压榨政策，也顺势安抚。不过，通过此乱，也消灭了不少跳出来的敌对分子，而通过前期对其掠夺，财政方面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从根本而言，这对辽国的统治是有极大负面影响的。
就这样，纷纷扰扰计三年，一直到今岁，辽国上下，才算真正安定下来。但是，因为受创过深，这伤口还得继续舔……
第306章 北面事务
对于北面事务，大汉也不是一概采取保守，军事攻势虽然停止，却大搞政治攻势与经济攻势，针对于诸多的少数民族，刘承祐特地成立了一个衙门，理藩院，由陈王赵匡赞负责诸族的延揽管理事务。
东北方向，由于道路阻隔，交通控制，再加辽国有所防备，虽然同室韦、女真、奚人、渤海等族有所联系，但规模终究不大。
而朝廷的重心，主要放在同高丽国的交往上，这三年间，双方往来密集，政治上的联系日趋紧密。高丽王王昭，对朝廷十分顺服，几番遣使入朝，进贡学习，并延请朝廷派人指导其制度建设。对此，刘承祐派了不少博士、僧侣、道士东渡，当然也有些官吏。
这几乎是一场政治扶贫，自从平定叛乱后，高丽王权威大涨，改革的阻力也迎刃而解，再加上，扯着大汉的虎旗，其改革已大见成效。等到乾祐十五年，高丽国已是内部矛盾得到控制，功臣、贵族的弊病得到改善，王权得到强化，国力也逐渐迈向开国以来的顶峰。
对于高丽国的情况，刘承祐也有所关注，就刘承祐本心而言，或许并不希望看到王昭改革成功。然而，个人情感终究不能影响到国家大略，针对辽国，高丽是刘承祐选择的一个得力盟友。再加上，此时的高丽国，对大汉也足够恭顺，并且在对辽之事上，早已取得共识。
另一方面，则在于经济利益，两国之间，每岁通航的海船达两百多艘，两国贸易开历年之最。从中，大汉获取了不少的收益，尤其是大量的铜料自高丽输入。
而在与高丽的交通之中，更东的日本也得到消息，开始组织使者，朝觐中原。
相较于东北方向的平静，西北的局势，则要更复杂一些。首先是定难军，自李彝殷被扣留在东京后，其内部果然产生了分裂。
明眼人都知道，李彝殷是被朝廷强留的，但是，并没有造成定难军上下同仇敌忾、共度时艰的局面。一方面源于朝廷的政治攻势，一方面也因为定难军内部的矛盾，很多人都有意采信李彝殷是留恋开封浮华而舍弃夏绥，不愿西归，在开封享福。
起初，李彝殷在进京前，做好了一些交待安排，重任落在其子李光睿身上。而事实上，这起到了一些作用，在李彝殷不在的前期，李光睿也确实掌控了定难军军政大权。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也就出现了，出在拓跋李氏内部。仅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理由，就可以拿来攻讦，再加上选择性地拿李彝殷的事情来打击其威信，如此一来，矛盾日益凸出，到乾祐十四年，李光睿已经无法彻底控制局面，定难军形成了事实上的分裂。
首先是遂州节度使李彝全，不奉其令，并向朝廷上表，弹劾李光睿，窃取帅位，图谋不轨。紧随其后，是银州刺史李光俨，虽然不似李彝全那般直接，却也有疏离态度。
至此，定难军所辖四州，真正听命帅府的，只有夏宥二州，而完全受李光睿掌控的，也只有夏州了。于定难军而言，更艰难的，是节度使还远在开封。
定难军的分裂态势，固然有卢多逊在背后挑动，推波助澜，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其内部矛盾。而其矛盾根源，也在于节度世袭。
拓跋李氏的崛起，关键在于李思恭，那是党项定难军的奠基人，哪怕李思恭已死了半个多世纪，在很多党项人心中，其威名犹在。
然而，李思恭死后，以其子少不更事，承继节度位置的是其弟李思谏。李思谏死后，李思恭之子李彝昌继位，但又因兵变被杀，帅位落入李仁福之手，属李思恭之弟李思敬一脉，一直到如今。
李仁福后是其子李彝超，直至李彝殷，从其世系流转就可知，定难军的传承隐患很大。李彝殷若在，以其二十多年在位的掌控能力，足以弹压。
然李彝殷不在，李光睿一则威望不够，二则无朝廷敕书，老辈的事情，历史的遗留问题，就都可以拿出来说道了。
也就是李彝殷在夏州打下的基础足够深厚，否则李光睿能否守住夏州的基业都是问题，很有可能在反对者的力量下被驱逐。
事实上，卢多逊就曾汇报，遂州的李彝全联络他，希望能取得朝廷的支持，驱逐李光睿，使夏州真正归附朝廷。然而，其小心思，哪里能瞒过朝廷，给出的反应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当然这也算表明态度了。
对于定难军如今的形势，就朝廷而言，已经满意了，内部分裂纷争，却也没到同室操戈的地步，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完美。
事实上，倘若定难军真的内战了，于当下的大汉而言，反不是好事，那很可能影响到整个西北局势。不过，他们也暂时没有内战的基础，外有朝廷的把握，内部则是夏绥银三方互为牵制。
而一旦有先动者，又很可能引起公愤。定难军的分裂，始终局限于其内部，而其他党项部族，少有参与，都是默然坐观，而是在积极与朝廷所控州县交易。
去岁夏，苦于内部难宁，争端不休，心力交瘁的李光睿以夏州留后身份，向刘承祐上奏了一封奏章，大概意思是希望能够放还李彝殷，还夏绥百姓以安宁，他愿自己赴京，做质子。
对此，李彝殷“主动”回了一封信，说他在东京待得很好，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正当安享晚年，让他善掌夏州军政。其后，朝廷便下了一道制书，正式扶正李光睿，以其为定难军节度使。
这道任命，算是给了李光睿名分，但已经分裂的拓跋李氏，却再难回到当初。也因为朝廷的手段，李光睿心中愤懑，对朝廷日益不满。
而在定难军内部纷扰不断之时，其南面，却有一个吃瓜群众，高绍基。到乾祐十五年，高绍基对延州的统治，已然名存实亡，高绍基虽然仍保留着节度使的名号，但军政实权已然被朝廷所掌控，枢密院派了个名叫曹翰的将领主持延州军事。
而高氏一族，也陆续迁到洛阳，高绍基也两次向刘承祐请命，希望能回朝任职。
党项事务之外，朝廷对陇右、河西方面的开拓，也在持续进展，与回鹘、温末、吐蕃的交通往来愈加密集。褒国公王景，在此前西拓的基础上，继续西进，重新把兰州纳入管理。
兰州以西，继续遣人招抚，因为拓地兼抚戎之功，王景在乾祐十四年，正式由渤海郡公晋爵褒国公，而王景至此已七十三岁，可以说，其晚年基本都奉献给了大汉在西面的事业。
至于同大汉联系已深的凉州，在多年的铺垫下，也由中央派遣了几名官吏前去，进行管理。折逋氏在朝廷支持下壮大，冠绝温末诸族，原本是有所忌惮的，所幸其还算老实，没有为此设阻，走那取死之道。
到乾祐十五年，大汉的势力，已彻底推进到河西地区，影响遍及河西走廊。而由此造成的不利影响则是，在这种回归式的拓展过程中，也不是所有人都欢迎的，西北的诸多部族中，多了不少敌视的目光，反对的声音。
而控制甘、肃地区的甘州回鹘，在大汉的这种扩张势头下，也表现出了浓浓的忌惮。也就是大汉的脚步比较稳当，采取的也是温水煮青蛙的手段，经济利益在前，政治手段随后，再有军事实力威慑，方才没有大的动乱。
当然，随着卢多逊及诸位将吏关于各项西北事务的汇报，在刘承祐心里，也已勾画着一幅蓝图。西北地区，在将来还是需要整改的，在重返河陇乃至西域的过程中，怀柔是必须的，但不能作为唯一手段。
第307章 南国风雨
至于南方，作为大汉战略所向，重点照看方向，自然也是风云起伏。自从北方大战，以大汉胜利告终，汉朝廷将目光转向南方时，仅剩的几方势力，都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主要指南唐、南粤两国，尤其是南唐。
朝廷这边是越发咄咄逼人，南唐则是步步后退，虽然知晓大汉统一之志，但是朝廷意志不敢违逆，在其动兵之前不敢对抗，岁贡也不敢短缺。整个南唐，完全陷入一种待死状态，自上而下，都处在一种绝望的情绪中，因为绝望，知其必然，是以逐渐堕落、沉沦。
在汉唐之间淮南战争结束后，以韩熙载为首的江北士人集团，曾主政了一段时间，厉行改革，打击权贵、大地主、官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国家财政也得到改善。
在那几年间，南唐国力虽然因尽失江北而疲弱，但整体而言，还算安定，有江南的底子，又没有断绝与江北的联系，经济也有一段繁荣期。
那段时间，在满足岁贡之余，南唐还积攒出了不少钱粮，用以发展军事，扩充武备，南唐军队战力翘楚润州军就是在那段时间被林仁肇训练出来的。黎民百姓，因之得到了好处，土地兼并得到抑制，社会矛盾得到缓解，但代价就是，上层的冲突日益尖锐，那些利益受损的权贵、官僚、地主彻底走向联合。
因而，好景不长，随着唐主李璟又逐渐耽于享乐，继嗣问题隐患重重，冯氏兄弟以及南方士族的复出启用，再加上钟谟等心向北方的官僚在串联，一系列的状况都给南唐的国势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
直到李弘冀杀叔之事爆发，作为政治上的亲近者，韩熙载受到牵连，彻底失势，冯氏兄弟再度掌权，也正式宣告着南唐那脆弱的安定繁荣，宣告破灭。一切不利于贵族、官僚、地主、商贾的政策，都被废除，韩熙载的改革成果终究化为乌有。
自上而下，都回到了曾经的状态，并且因为大势的缘故，更加疯狂，更加极端。而丢了江北后，经济上使得江北、江南的互补平衡被打破，国家日益沉重的负担，也完全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就在这几年间，原本繁华富庶的江南膏腴之地，粮食、布匹仍在高产，然底层的百姓却日益困苦，民怨极大。
就李璟个人而言，改革的成效他不是没有看到，为何会改弦更张，放弃韩熙载，转而让江南士人当权。这样的选择，也不能单纯用昏昧来评价他。
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李璟也从中看到了风险，南唐的建立得益于江南、江北的士人、地主支持，而权贵更是其血肉，一直以来，都是南方士人的力量强于北方，在尽失的江北诸州的情况下，强弱形势则更加明显。当江南的官僚、勋贵、地主、商人，这多方既得利益者联合起来的时候，哪怕是是李璟，也望而生畏。
若是换了个意志坚决、手腕强硬的君主，或许能顶住这些压力，保卫改革成果，然而，李璟并不是，文弱是其标签，根本没有魄力办大事。
是以，当那股强大的保守力量掀起反击之时，李璟退缩了，选择了抛弃韩熙载，也由此开启了南唐落幕前几年的衰败与沉沦，江河日下，宗庙将覆。
也就是在这种局面下，韩熙载南渡三十余载，仕途坎坷，几度沉浮，一腔壮志，终究是无所伸展，转而纵情声色，不再过问政事。而在历史上留下了偌大名声的那卷《韩熙载夜宴图》，也在这个时期，在顾闳中的手里绘成，提前问世。
或许是心中有愧，得知韩熙载的状况，李璟还特意赏了不少财物与他，并从唐宫挑选了几名美貌的宫娥，赐与韩府侍候韩熙载。并且，制止了江南士人对韩熙载的清算动作。如此，李璟心里大概能好受些。
不过，南唐最后的衰亡，李璟终究是看不到了，于乾祐十三年冬十一月在唐宫中病逝。于李璟而言，这或许也是种解脱，至少，亡国之君的名号不会落在他身上。
太子李从嘉，在金陵群臣的拥立下，于当年成功继位，改名李煜，这位千古词帝，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然而，于李煜而言，这显然不是件幸事，面对的是滚滚而来的历史洪流，作为一名不合格的舵手，控制着一艘漏水的破船，在动荡中艰难前行。
相较于李璟，李煜上位后的处境，要更艰难些，对朝局的掌控，也要更弱些。朝政的混乱，民生的疾苦，情势更加恶劣。不过，他也做了几件事，比如秉持恭顺中原朝廷的政策，继位之初，便遣使上表。为了满足岁贡之输入，继续对百姓课以重税，使江南之民日益怨愤。
同时，也摒弃了那些掩耳盗铃的行为，完全以中原臣属、江南国主自居，一应礼制，皆降等遵行。李煜妄图通过这样的态度与行为，赢得朝廷的欢心，以免大国之师征伐。
当然，明白人都知道，这不会起任何作用。在乾祐十四年，刘承祐三十岁寿诞之时，曾降制，邀请江南国主李煜进京，再度被拒绝了。
李煜的理由，是他初继位，国内尚不安宁，不便擅离，只遣使携带重礼为刘承祐贺寿。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不敢，怕被扣留，李彝殷可是前车之鉴，因而冒着触怒汉帝的风险，拒绝了。
于李煜，于金陵而言，是知道国之将亡，而无可奈何。然若让其主动投降献地，不到最后关头，也不会做那选择。
年轻的江南国主，面对国家的危亡局面时，并没有奋发振作，难堪国事的糜烂，最终把军政交与大臣，而自处深宫，风花雪月。在位的这一年多以来，除了涉及大汉的事务之外，少有过问，而是整个人沉浸在艺术之中，缠绵于情爱之中，倒也留下了不少宫廷艳词。或许，只有大汉军队南下之时，能让他猛然惊醒……
帝位更易，改革派彻底消沉，而军事上，也再度遭受打击。最大的打击，来自于鄂州节度使刘仁赡的病亡，一直以来，刘仁赡都是作为金陵上游的防御柱石而存在，他的病逝，使得江南少了一名统帅，少了一座干城。
江南将帅，本就青黄不接，到乾祐十五年，也只剩下一个林仁肇堪为可用之将。所幸，李煜听从了建议，把林仁肇自南昌府北调，把长江防线交给他。然而，汉师南下，又岂是区区一个林仁肇能顶用的。
相较于江南的风雨飘摇，南粤国这边，也不安宁。刘鋹荒淫残暴，巫宦弄权，政治黑暗混乱，百姓水深火热，怨愤之声载道盈野。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是南粤国最真实的写照。
在这里，不得不提汉粤两国之间的纷争。起初，刘鋹有称帝之心，受到了来自汉朝廷的严厉申饬与警告。
面对汉帝谕令的威胁，既然是少年意气，也是无知无畏，刘鋹大怒，不仅不顾劝阻，驱逐了朝廷使者，还就在乾祐十二年八月，在兴王府复辟，登基称帝，同时断绝与中原往来。
如此打脸中央的行为，自然惹得刘承祐大怒，直接下令，湖南汉军两路南下，讨伐南粤。一路以潘美为主将，领军一万，自全州南下，攻桂州；一路以曹彬为主将，发兵一万，自郴州南下，攻韶州。
从动员兵力来看，大汉并没有出到一分力，所动员的范围只在荆湖，仅仅打算教训一下南粤，并为之后收取岭南做准备。虽然恼怒于刘鋹的行为，但大汉朝廷仍保持着理智，刘承祐也克制着自己的怒意。
即便如此，潘美曹彬二人，也让南粤吃尽了苦头。粤国，也是可以武装起十万军队的，战斗力虽然差劲，但兵力摆在那里，这或许是刘鋹无畏的底气吧。
面对汉师讨伐，粤国这边，自是强硬应对。其应对措施，主要有三个特点：其一，汉军分两路来，他也分两路对付；其二，宦官领军；其三，急于求战，与汉军正面对敌。
为了对付汉军的侵略，刘鋹一共从各地调集了六万军队。桂州方面，连败四阵，韶州方面，连败三场。结果就是，西面丢了桂州，东面韶州倒是守住了，但连州被曹彬攻取，兵马伤亡近四万。
若非兵马不足，后继乏力，潘、曹二人，都能趁机灭了粤国。而潘美也趁机向朝廷上奏，言粤军孱弱，民心不依，请增兵灭之。当时，刘承祐还真是动心了的，不过综合考虑后，还是放弃了，而是回文让其就地休整，为他年计。以寡敌众，也不是没有代价的。
而刘鋹这边，因为连番的败绩传来，算是被打醒了，惊惶之下，终于接受劝谏，修表遣使求和，同时迅速地自去帝号。
见其识趣，汉廷也同意了，不过加大了其岁贡额度，一直以来，相较于金陵，粤国的岁贡压力并不算大，此番算是给其一教训了。至于丢了的城池土地，则更没有归还的道理了。
刘鋹这个南粤皇帝，前后当了不满四个月，算是过了一把皇帝瘾，但代价是丧师失地加贡，一时为人所耻笑。
提及南方，还有一个势力不得不提，那就是僻居西南的大理国。当朝廷把目光投向南方时，是主动遣使到东京通好，希望能结为友邻。
大理段氏立国也二十五年了，已传至第四代，在位的是段思聪。一直以来，都是自己玩自己的，然而，在天下形势剧变之际，哪里能够独善其身。
尤其在大汉灭了孟蜀之后，是不得不警惕起来，再加上，王全斌在西南磨刀霍霍，岂能不慌。弱国面对强国，如果不能处卑怀畏，那也距亡国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