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疯神狂想
可惜后来这两件宝贝，一件消失无踪，而另外一件却流传至今。
那是道光时期，陕西陕郿县礼村有村民挖出了两件宝贝——大盂鼎和小盂鼎。
这两尊鼎历史悠久，出自周代名臣盂之手。
当时国家尚无文物保护的概念，地方官府对盗墓行为的管理也不严格，各地文物交易不受限制。
以至于，小盂鼎在出土后不久便遗失了。
大盂鼎几经辗转，被袁世凯的叔叔袁保恒购入。
当时袁保恒在左宗棠的麾下做事，为了谋得升迁，袁保恒将重金购买的大盂鼎作为礼物，赠予左宗棠。
左宗棠位高权重，亦有收藏金石的爱好。
在得到了大盂鼎之后，对其爱不释手。
不过，没过多久左宗棠便将大盂鼎，转赠给了潘祖荫。
说起来，这潘祖荫虽贵为工部尚书，但当时的左宗棠已成为封疆大吏，为何要对地位低于自己的潘祖荫如此讨好呢？
原来，左宗棠赠鼎完全是出于救命之恩。
早年左宗棠在骆秉章麾下担任幕宾之时，曾得罪了永州总兵，因此获罪。
值此之际，侍读学士潘祖荫站了出来，替左宗棠说了不少好话，这才保住了左宗棠的性命。
左宗棠始终想报答恩人的救命之恩，但潘祖荫唯好金石，且眼光极高，唯有大盂鼎这种级别的国之重宝能入其法眼。
因此，在得到了大盂鼎之后，左宗棠思量再三，决定以此物相赠。
说起这大盂鼎，其形制是标准的周代三足鼎。
它高约一米，鼎口的直径为77公分，重达153公斤。
在周鼎这一大家族里，大盂鼎绝对是罕见的大家伙。
最难得的是，大盂鼎上篆刻了近三百个字，这是周康王向盂进行的告诫。
周康王指出，当年先祖文王、武王靠仁政治理国家，希望盂能继承先代的遗志，为国家多做贡献。
盂感激涕零，特铸两尊青铜鼎，并在上面刻下天子的教诲。
抛开大盂鼎本身的价值不谈，单单刻在上面的铭文，都已是无价的文化瑰宝。
即便是在满清王朝，大盂鼎亦属价值连城的国之重宝。
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有时获得了这种国之重宝未必是好事，反倒容易招致祸端。
潘祖荫在朝廷的地位举足轻重，所以，在他生前，这尊鼎自是无人敢觊觎。
然而，潘祖荫驾鹤归西后，祸从天上来，不少人都将贪婪的目光瞄向了大盂鼎。
起初，先是身为封疆大吏的两江总督端方，对大盂鼎起意，多次派人来潘家索要大盂鼎。
不过，潘祖荫虽死，但余威尚在，潘家人毅然决然地拒绝了端方的“美意”。
在后来的日子里，又有洋人找上门来，开出天价，希望潘家人能将此鼎转卖到国外。
潘家虽已落魄，但风骨尚在，自不会做出这种将国宝卖到国外的事。
因此，潘家人亦拒绝了洋人的请求，让这些投机取巧的外国人碰了一鼻子灰。
到了民国时期，有位北洋政府大员，打着让大盂鼎参加展览的幌子，想要将这件重宝据为己有。
好在潘家人及时洞悉了此人的阴谋，并未将大盂鼎送去展览，这才保住了大盂鼎。
第1398章 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器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苏城沦为敌占区，恰逢潘家家主潘祖年寿终正寝。
因族内没有长辈做主，潘家的年轻人又不想，让这件国之重宝被鬼子所得。
最终，经一番协商过后，潘家的年轻人将包括大盂鼎在内的文物通通掩埋起来。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时有不法之徒觊觎这些埋藏在地下的宝贝。
所幸大盂鼎奇迹般地留存下来，没有失窃。
解放战争胜利后，潘家人目睹了祖国的兴盛，也看到了大盂鼎最好的归宿。
这次，潘家人再次聚在一起，为大盂鼎的未来做出了安排。
当时，族中最年长的是潘祖荫的孙媳妇潘达于。
潘女士提议将大盂鼎捐献给祖国，这一建议得到了潘氏长辈全票通过。
就这样，这件大盂鼎在出土百年后，被陈列在大海博物馆的展区中，供群众参观。
1959年，当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开馆时，大盂鼎被转送到首都，成为第一批参与展览的国宝。
后来，大盂鼎于国家博物馆正式落户，时至今日我们仍可在国博一睹其风采。
显然，在昏聩无能的满清王朝，朝廷是没有力量维护这件国之重器的；
在军阀割据的民国时代，这件国宝亦无法得到妥善保护。
唯有在国富民强的新华夏，这件大盂鼎才能绽放出最璀璨的光芒，为时人讲述那段尘封在史海中的往事。
至于小盂鼎传说，此器亡佚于太平天国之际。
另一说法则以为项城袁氏实藏此器，重埋入土，今不知所在。
虽然小盂鼎原器已失，但是小盂鼎从来就是最著名的青铜器之一。
因为它的铭文长达四百字左右，为西周早期字数最多的一篇金文。
其内容对探讨当时历史和典章制度，有很大意义。
小盂鼎也是西周周康王时青铜器，近年研究多指向周昭王时青铜器，与大盂鼎同时出土。
这些青铜鼎之所以出名，肯定都是有原因的。
比如毛公鼎——铭文最长的青铜器。
大盂鼎——晚清“四大国宝”和“海内三宝”之一。
而小盂鼎——西周早期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器。
这么有名的一件宝贝，却神秘消失了。
所以国宝大盂鼎，还有个“神秘”兄长小盂鼎，这一点很少有人知道。
在这里要看清楚，是兄长，不是兄弟。
这件民国年间失去，下落成谜宝鼎，可不简单。
现在不少人都知道，在我国历史博物馆中，有一尊大盂鼎。
可是有更多的人不知道，大盂鼎还有一个兄长，名叫小盂鼎。
是不是之前被名字误导了？大小盂鼎，个头肯定的按照大小排列。
还真不是这样，按照道理，大盂鼎是哥哥，而小盂鼎是弟弟。
到这里，怎么给反过来了？
怎么成了大盂鼎是弟弟，而小盂鼎是哥哥？
这对盂鼎的次序，为何会颠倒？
小盂鼎为何会失去？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其实，这一切还要从道光三十年，也就是1850年说起。
当年西陕郿县凤鸣镇的另外一个大财主，名叫宋兆奎。
这个宋财主饱读诗书，虽然做过南郑县教谕、汉中府教授等等的职务，但都属于芝麻小官。
他索性就让儿子好好读书，自己一心为商。
经过多年经营，宋家成了当地最大的财主。
宋兆奎有钱后，觉得金银等浮财，实在容易散失，不如存上一件可以传家的宝贝，留给子孙后代，更为稳妥。
正好，眉县常兴镇的李家村有个土财主，要出售大盂鼎。
他用一车银子，也就估计有3000两，将这件西周的青铜重器，买回到家中。
这件西周的青铜器就是高101.9厘米，直径是77.8厘米，重153.5千克的大盂鼎。
更为珍贵的是，里面还有291字的铭文。
铭文的内容是周康王训诰大臣“盂”，牢记“殷代因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的教训，一定要努力辅佐自己治理国家云云……宋兆奎就将其命名为大盂鼎。
不久之后，那位财主又在发现大盂鼎的土崖下，挖出了更大的一尊青铜鼎。
宋兆奎得知消息后，不惜重金，又将重500余斤，高110厘米左右，比大盂鼎还要“威猛”的第二尊青铜鼎，买到了家中。
第二尊更大的青铜鼎，同样是周康王赏赐给大臣“盂”的，那怎么命名？
总不能叫它老盂鼎，或者叫它超盂鼎吧？
第二尊青铜鼎虽然体积大，但里面400余字的铭文字体却有些小，它就被宋兆奎，命名为小盂鼎。
重300左右斤的小鼎，就成了大盂鼎。
而重500左右斤的大鼎，就成了小盂鼎。
《木兰诗》中有云，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套在这里，不说明白，你就分不清哪个鼎大，哪个鼎小。
一般不了解古董文物的，怎么叫都可以。
那么，到了现代，为什么这阵错误还没有纠正？
其实，这里面牵扯到了对于青铜器的命名规则。
学术界对于有铭文青铜器的命名，有一条基本原则，即器主名＋器名。
如在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著名的墙盘，定名根据便是器主名“墙”、器物是盘。
多数情况下，器主名前会带有职官或族氏，如墙盘又称史墙盘，就是因为墙在周为史官。
器主名缺失的情况下，器物便以作器的对象名称命名，如司母戊方鼎，即为庙号为戊的女性先人所做的方鼎。
然而，考古学者经常能够遇到，同一个器主的不同青铜器，于是学者们便用作器时间来加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