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系统不正经 第933章

作者:疯神狂想

因为这件军持共有两个口,矮口为进水口,高口为出水口。

使用时瓶底朝下按压在水中,使水面没过进水口,灌满后即可取出。

此时军持已经装满了水,为了防止液体溅出,还可以在进水口处塞一团棉布。

而出水口却无需担心,因为军持中的水无论再颠簸,也不会洒落出一滴。

除非在喝水的时候,将其倾斜至大于90度,如此方能让军持中的水顺利流出。

由此来说,我们真的要感谢考古,若是没有专家们求知探索的精神,“军持”的身份依然还是一个谜团,更谈不上揭开古代佛教中的秘密。

考古不仅仅是打开历史之门的金钥匙,同时也是茫茫史海中一盏明灯。

像是万历号,还有陈文哲发现的这艘万历时期沉船一样,其上都有着不少明代的经典之物。

而这一切,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明朝中期以后,国势日衰,再难有财力支撑起像“郑和下西洋”那样的壮举,鼎盛一时的朝贡贸易体系也逐渐解体。

而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人在海上的积极活动,令澳城一跃成为全球性的贸易中心,并促进了天主教与我国本土文化的初步接触。

至明隆庆元年(1567),明帝国有限度地解除“海禁”,民间贸易再度兴盛,并带来持续的贸易顺差。

同时,欧洲人开始遍布海丝沿线,并开启了从美洲跨越太平洋的新航线,天主教随着欧洲殖民者迅速传播。

海上丝绸之路,不可避免地逐渐扩展为具有真正全球意义的海路。

万历年间,显然是明代外贸最活跃的时期。

像是陈文哲的发现,并不是偶然,根据国内的一些专家研究史料,南海地区的至少有6艘沉船,属于万历时期。

粤省博物馆藏的明代中后期沉船,就有不止一艘。

其内的陶瓷来自于两艘沉船,像是“南澳I号”及“万历号”,均属于万历时期的商船。

其内出水的瓷器也有不少,其中经典像是明万历漳州窑青花“粮”字大盘。

漳州窑青花“粮”字大盘高8.7、口径33.0、底径13.0厘米,于“南澳I号”发现。

还有明万历景镇窑青花封侯爵禄图“富贵佳器”款盘,它高4.2、口径18.5?19.1、底径12.0厘米,也是于“南澳I号”发现。

“南澳I号”,沉没于粤省南澳县三点金海域。

学界对于“南澳Ⅰ号”的年代认识有万历年间、万历三十六年以后、隆庆开海之际几种看法。

但总体而言,“南澳Ⅰ号”的青花瓷年代,指向为明代晚期。

“南澳Ⅰ号”船载瓷器,主要为胡建漳州窑系和景镇窑系产品。

其中漳州窑系瓷器,达2万件以上;

景镇窑系达5000件以上,有青花和五彩两个品种。

从此可以看出,“南澳Ⅰ号”的船载瓷器,以漳州窑的青花瓷器为大宗,青花大盘和带盖钵是代表性器物。

这些青花瓷器的瓷胎和釉质比较厚重,青花颜色发灰或者较为暗淡。

其上绘制的人物或花鸟图案比较随意,底足粘有细砂,也就是所谓的“砂足器”。

很显然,陈文哲发现的这一艘沉船之内的瓷器,也是来自这两个地方。

所以他发现的瓷器,即有胡建那边的,也有景镇的青花瓷。

一般来说,出海的瓷器,肯定是就近采购。

于这一点来说,肯定是采购胡建这边的瓷器更加合理。

要知道只是一个运输,就可以节省大笔费用。

还有胡建的德化窑也是名窑,出品的瓷器,肯定不比景镇那边的差。

但是,这也要看官窑参与的程度,而景镇那边,可是有官民共建的窑厂。

这一点也是证明了的,因为粤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经赴景镇考察了官窑遗址,湖田窑遗址和观音阁遗址。

通过比对沉船和窑址产品,推断“南澳Ⅰ号”出水的景镇窑系瓷器,来自于观音阁遗址第四期,年代约为万历早中期。

《景镇观音阁明代窑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在观音阁遗址第三期,即嘉靖时期,发现一件刻有“◆◆嘉◆◆制”款的白釉大盘和青花五爪龙纹碗的残片。

这一切都证明,观音阁窑址,是“官搭民烧”的窑址。

不用说,这种方法烧制出来的瓷器,品质肯定更好。

毕竟有官窑参与,制作出来的瓷器,就不可能跟民窑一个样。

到了此时,随着大批文物出水,这批瓷器的整体情况,陈文哲已经十分清楚。

他这一次出海,虽然耗费时间很长,但是几艘沉船之中是那个,都保存有大量青花瓷器。

不说其他,只是一个明代沉船,出水的瓷器总数估计就在万件以上。

这部分瓷器,十分容易辨认,因为部分器物底部有“大明年造”款。

从出水文物上判断,沉船年代基本确定为明万历年间。

在已发现的文物中,有部分为景镇窑口出品的青花瓷。

其中有花鸟、人物和一些简约又大气的写意青花瓷。

只不过,这些瓷器之中,也不全是精品。

也许是因为购买的数量太大,所以里面不可避免的,有很多青花瓷都是来自景镇民窑的产品。

而这些民窑的产品,却又都像是观音阁瓷窑的。

观音阁要是有官窑股份,那么这个窑口就有着官窑的技术,自然也就能够烧制出高品质的瓷器。

第1351章 牡丹纹的玉雕

观音阁瓷窑是景镇最著名的民窑之一,其产品几乎可与官窑媲美。

在这里生产的瓷器主要用于外销,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景镇的外销主要通过东印三公司出口到欧洲以及东南亚。

这最后一批水下挖掘的青花瓷盘,和带盖的青花瓷钵,以及其它一些产品,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器物。

它们的瓷胎和釉质比较厚重,青花颜色略微呈蓝灰色或蓝黑色。

无论是图案、花鸟,还是人物都比较随意,充分表现了民间艺术的特点。

当然,这样的瓷器,肯定属于景镇外销瓷中常见的类型。

这批出水的青花瓷器,可以说对景镇文物和考古工作者,以及从事陶瓷艺术研究的工作者,是有很大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的。

其实,在景镇陶瓷发展的历史中,从宋开始就一直有官窑、民窑之分。

但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即官窑陶瓷手工业工场,是在明以后才开始建立的。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景镇才逐渐发展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制瓷中心。

尽管官窑在景镇陶瓷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但论历史之悠久、服务对象之广泛、技术之丰富、市场之广阔等,那还是当数民窑业。

特别是明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兴起以后,海内外陶瓷市场不断扩大。

而这些进入市场的商品瓷的制造者们,正是JDZ众多的,富有各种不同特色的民窑。

这些民窑业中的陶工们,不仅制作出了曾名噪一时的景镇瓷器,还使景镇民窑发展到“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不能寝”。

就因为这,这一时期的景镇,被称为“四时雷屯镇”的时代。

明末的天启,崇祯年间,官窑停造,独剩民窑。

这段没有了官窑的历史,却是景镇制瓷业走向最辉煌、最英名远扬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霓虹商人、葡萄牙商人、英伦东印公司等外国商人,大量购买景镇的民窑瓷器。

自由奔放、淋漓畅快的民窑青花瓷、红绿彩;

构图严谨、装饰味浓的开光大盘;

颜色绚丽、风格独特的明末五彩瓷等,成为世界各国竞相订购的珍品。

这些瓷器的出口,对邻国霓虹,还有欧洲各国以后的瓷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次出海,就能发现这么多珍贵文物,陈文哲也是没有想到过的。

而这些文物,还都有一些代表性,这就让他这一次出海的收获,变得更有价值。

比如最后一艘沉船之上,瓷器虽然没找到太多,但是其他文物也找到了不少。

一般打捞沉船,瓷器最显眼,但是并不一定是最珍贵之物。

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文物,基本上以瓷器为主。

比如这一次,主要为ZZ市平和窑克拉克瓷的瓷器,此外还有景镇产的彩釉瓷器。

但是,除了这些瓷器,还有很多金属器等。

瓷器的主要类型包括青花瓷大盘、碗、钵、杯、罐、瓶等。

此外还有釉陶罐、铁锅、铜钱、铜板以及锡壶等。

在出水瓷器的纹饰中有人物、花卉、动物等图案以及汉字。

如用莲花代表“廉政”的“廉”,用鹿代表仕途的“禄”。

纹饰中同时还有绶带鸟、十八学士登瀛州、米芾拜石的典故等。

数量最多的青花大盘直径在30厘米左右,内壁绘麒麟、牡丹、仕女、书生与花草等。

代表性文物为玉壶春瓶、双龙罐(其表面画有两龙龙,罐的顶部有四个柄)、彩釉瓷器、双鱼大盘(图案画的是两条鲤鱼)等。

除此之外,共出水其他文物还有近3万件。

现在文物基本清理完毕,船的结构也基本确认。

发掘出的船载货物中,瓷器最多,其次是陶器、铁器、铜器、锡器等,还有不少于4门火炮和疑似炮弹的圆型凝结物。

其中最少的反而是金银之物,而意外收获就是一批玉石雕刻件。

牡丹纹不是瓷器独有图样,古代的匠人雕刻的玉质牡丹,也有不少。

牡丹,自古即被视为富贵之花,这绝对不是浪得虚名。

之前陈文哲制作过很多牡丹纹的瓷器,可从来没有雕刻过牡丹纹的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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